八 静坐战
1939—1940年冬季

● 凯塞林的指挥区扩张到波兰北部。

● 重组本土防空。

● 凯塞林转任第2航空队总司令。

读者若是知道从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个第1航空队司令关于往西部战略集中或者希特勒进攻西欧的计划，想必会大感兴趣。我已经奉命将第1航空队大部分机构转到一个早期指挥区和驻德国西部的航空队（当时德国空军第2航空队和第3航空队的司令部分别设在布伦瑞克和慕尼黑）。眼下首先要做的是让这些部队休整和换装。

当时无论是摇摆不定的计划还是希特勒与陆军总司令之间的紧张关系，我都一无所知，直到停战后才有所耳闻。保密工作做得如此滴水不漏要归功于希特勒亲自督办。人们对此持有两派观点，但私以为，这有利于各级指挥官全神贯注于单项任务。以我对军事史的研究，我尤其吃惊于两派观点和焦虑的问题在高级指挥层之间造成的影响如此之大，吃惊于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建议和批评。面面俱到则难以深思熟虑，就我而言，那时我完全沉浸于喜悦之中，以至于从没操心过其他战线，它们的问题只会令我从自己的问题里分心。我万分尊重那边的坐镇指挥者，便以为他们不会依赖于我的建议。

当然，也有可能所有问题都被夸大了，况且二战期间有太多以灾难收场的夸大其词。幸而在1939—1940年那个冬季，我还无需纠结西方的局势，分内要事尚且令我忙得不可开交。吞并波兰北部后，帝国疆域随之扩展，这意味着近年来在德国东部边疆诸州落成的空军基地也得东扩和重组，此外前波兰空军的设施也需要扩建。这些工作交由比内克（Bieneck）将军负责，这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飞行员时任波森地区的行政军区司令。我多次飞临波兰，每次都欣喜地看到无处不是蓬勃发展的地面机构，到了1939年底，托伦（Toruń）建好了首个飞行员培训学校、轰炸机学校，华沙也有了我们的飞机修理厂。得益于此，训练机构扩展至波兰，缓解了国内空域狭小的问题。随着德国空军大举进驻，空防网遍布了这些地区，无意中促进了对波兰的安抚工作。

鉴于英、法宣战后迟早会发动空袭，组织防空系统跃升为我早前的指挥区里头等要务。优先保护对象有柏林，有包括马格德堡、莱比锡在内的德国中部工业区，还有布雷斯劳 ^[1] 及周边煤田、港口，而汉堡和斯德丁更是重中之重。东普鲁士的港口和捷克的工业城市在这一阶段位居次席。

我照例亲自实地视察所有工作，参加了无数场防空演练、空域报告演习以及高炮火控演练。通过圣诞季里突击走访各部队，辖区内防空总体形势在我心里有了数，我确信空军度过了体弱多病的孩童期，假以时日，我们的防空体系还将与攻击性武器齐头并进，进一步发展下去。

193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某天，耶顺内克第一次告诉我改组本土防空系统的打算，他急于将部署在国内的全体高炮和防空军整合在一起。于是我们详细剖析了这个主意的一切利弊。新体系未必完美，却是以最简易的方式提供最大限度保护的唯一合理方案，它由高炮专家魏泽将军以及未来的帝国航空队总司令施通普夫将军落实。戈林协助了指导意见的制订，他虽精于发号施令指手划脚，但在大把的闲暇时光里偶尔也会为德国空军思考出许多卓有成效的建议。将高炮部队整合为一支大编队，或者编为高炮师、高炮军这个一本万利的好主意其实就来自戈林。但是，陆军的高炮单位同时还要听命于航空队，自然也就要听命于空军总司令部——此为根本性失策，除非空军自愿退居次席，否则对于集中指挥祸患无穷。

1940年1月12日，我身为柏林军区的空军首长，按照惯例向帝国元帅送上官兵们的生日祝福。接下来的午宴上，帝国高层和权贵齐聚一堂，有机会澄清很多军务问题令我喜不自禁。一天前就有传闻说戈林和希特勒大吵一架，可无人知晓原因，当我听说自己与戈林的会晤被提前一小时，便猜测约莫与那件事有关。果不其然，我以前从未、以后也再未见过戈林像此刻这般垂头丧气，再联想他的性子，能看出一些端倪。事实的确够他郁闷的：两名空军军官迫降在比利时，而乘客携带有西线战役的方案稿。这桩无心之失偏偏发生在空军，戈林胆子再大也吃不消。不过，后果究竟有多严重难有定论，因为现有的相关报告含糊其辞，我们也不知道方案稿的哪些部分未能全部被飞行员焚毁，进而落到比利时军方总参谋部及其他们的英法盟友之手。

曾出任德国空军驻伦敦的武官文宁格（Wenninger）将军当时是我们同低地国家往来的代表。他晚我一步赶来，但也无法提供完全令人满意的说明。在场无人怀疑等待那两个倒霉鬼的将是军法审判 ^[2] 。但就像首场战役一样，这次幸运依然站在我们一边——简单地说，敌人尚未意识到缴获到的文件的重要性，而我们也马上更改了总体计划。

生平第一次，我不得不听着我们的总司令劈头痛骂，戈林没有冷静下来思考一下第2航空队里是否有哪个官员能适当承担这次责任，而是直接撤掉了总司令费尔米中将及其总参谋长卡姆胡贝尔。我们在场其他所有人挨了斥责之余，又被追加了新职务。轮到我时，他恶狠狠嚷道（而且一个多余的词也没有）：“而你，去接管第2航空队”，顿了顿，又说：“因为我没其他人选了。”

即使语气不甚亲切，至少说得很直白！

之后的午餐席间，我对我的继任者施通普夫简略交代了他的新职位。

对我而言，两次战役之间的间歇期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一早，我便带着专机飞行员策尔曼登上Ju 52。飞机降落在明斯特，机身覆盖着一层厚厚冰雪，第2航空队司令部就坐落于那里的一片宏伟的空军通信部队军营之中。老下属斯派德尔依然作为参谋长追随我。

[1] 今波兰弗罗茨瓦夫。

[2] 这两名泄漏德军入侵西欧行动方案的空军军官在德国被缺席判处死刑，但实际被比利时官方交给英军沦为俘虏。 QsRqRooRFG4pZY4d4tVZ4n6C41GFglJQw/b3yUJtpTTknUT84GY4aeVNLoywOfx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