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云：“校勘之學起於文件傳寫的不易避免錯誤。文件越古，傳寫的次數越多，錯誤的機會也越多。校勘學的任務是要改正這些傳寫的錯誤，恢復一個文件的本來面目，或使他和原本相差最微。” 因此，它最主要的作用便是爲人們讀書治學提供符合或接近原稿的書面材料。王叔岷對此曾加以發揮，他説：

校書雖爲愚事，而實治學之本也。何以明之？我國古籍，秦火以後，代有散亡，即或求而復出，得之先後不同，存者多寡亦異，雖經先儒整理，又難免改文從意，其間錯雜竄亂，曷可勝紀？即未經散亡之書，亦以鈔刊流傳，展轉致訛。如篆、隸、正、草、俗書之相亂，六朝、隋、唐寫本之不同，宋、元、明刻本之各殊。淄澠並泛，準的無依。鼠璞同呼，名實相悖。夫研讀古籍，必先復其本來面目。欲復其本來面目，必先從校讎入手。昔人有謂盧文弨者曰：他人讀書，受書之益；子讀書，則書受子之益。已失其本來面目之書，經校讎而復其舊觀，豈非使書受其益哉？書受其益，然後可以進而明至論之旨。治學當有本末，求之有漸。字句未正，是非未定，惡足以言至論之旨哉！

幾乎所有的樸學家都在校勘上下過苦功，上面提到的清代著名校勘專家盧文弨即一例，其《群書拾補序》云：“文弨於世間技藝，一無所能。童時喜鈔書，少長漸喜校書。在中書之日，主北平黄崑圃先生家，退值之暇，兹事不廢也。其長君雲門，時爲御史，謂余曰：人之讀書，求己有益耳，若子所爲，書並受益矣。余灑然！知其非譽而實諷也。……然余手校之書，將來必有散於人間者，則雖無益於己，寧不少有益於人乎？”孫詒讓還談了自己從事校勘工作的具體感受：“每得一佳本，晨夕目誦。遇有鉤棘難通者，疑牾纍積，輒鬱轖不怡。或窮思博討，不見耑倪，偶涉它編，逎獲塙證，曠然昭寤，宿疑冰釋，則又欣然獨笑，若陟窮山，榛莽霾塞，忽覯微徑，竟達康莊。”

我們再舉一些實例來説明校勘對讀書治學的作用。例如《漢書·藝文志》云：“《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宫，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但《史記·孔子世家》的末尾説：“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這兩條記載顯然是矛盾的。既然司馬遷在寫《史記》時已稱孔安國早死，那麽他怎麽能在死後獻《古文尚書》並遭巫蠱事呢？對此清初閻若璩解釋説：

予嘗疑安國獻書，遭巫蠱之難，計其年必高，與馬遷所云蚤卒者不合。信《史記》早卒，則《漢書》之獻書，必非安國；信《漢書》獻書，則《史記》之安國，必非早卒。然馬遷，親從安國游者也，記其生卒必不誤也。竊意天漢後，安國死已久，或其家子孫獻之，非必其身，而苦無明證。越數載，讀荀悦《漢紀·成帝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

朱彝尊也説：

《史記·孔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有云：“予述黄帝以來，至太初而迄。”又云：“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没，當已久矣。《漢紀》：孝成帝三年，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於《古文尚書》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則知安國已没，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録本流傳，偶脱去“家”字耳。

閻若璩、朱彝尊通過校勘，根據荀悦《漢紀》，補上《漢書》脱去的一個“家”字，從而使這個疑問涣然冰釋。

下面我們再舉一個文學方面的例子。敦煌卷子中有一首《菩薩蠻》詞：

枕前發盡千般願，要休且待青山爛。水面上秤槌（錘）浮，直待黄河徹底枯。白日參辰現，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見日頭。

潘重規校以倫敦不列顛圖書館所藏斯坦因敦煌第四三三二號寫本，指出：

這首詞，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任二北《敦煌曲校録》都已收入。王重民曾見原卷，任二北看過照片，但“日頭”都誤作“月頭”。三更見日頭，乃不可能之事，與水面秤錘浮，青山爛，黄河枯，參辰日現，北斗南回等同類。通俗稱月，或云月亮、月兒、月子、月姐，似乎没有稱“月頭”的。可見“月頭”之“月”，必是錯字。我讀此詞時，注意到原卷確作“日頭”，“日”字寫得特别工整清楚，不知任、王何以致誤。如果作月字，那全篇的統一性，便遭到破壞。這首詞情意的真摯，想像的恢詭，設譬的精奇，屬辭的頓挫，可與漢樂府鐃歌《上邪》一首並駕齊驅。《上邪》的歌辭説：“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絶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絶！”雖然兩首的風格、情意、用詞異常相似，也都没有作者的姓名，但可斷言，絶非摹擬的複制品。……樂府《上邪》，後世久無嗣響，賴敦煌《菩薩蠻》一詞，炳爍聯華，後先輝映，成爲我國歌曲中的並蒂奇葩，爲文藝界添一段異彩。惟“日”誤爲“月”字，一字之差，便損傷了全體真美。我有幸得見原卷，證明了一個“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關鍵字，省去後人不必要的揣測和猜疑，似乎對優美作品也有了一分“參與感”，心中自然充滿無限喜悦。但一計算這次在倫敦小住，旅館日租二十英鎊，竟用去臺幣一萬元。“一字萬金”，只説明我獲見作品真面目的代價。至於文章本身，緃然是倒海量珠，傾山獻玉，也不足評估它的身價了！

如果我們讀誤書而不能校正，相反地還曲爲之説，那就不免要鬧笑話。如《新唐書》“《藝文志》僞史類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宋史·藝文志》史部霸史類同。蕭方當爲蕭方等之誤。方等，梁元帝世子，以釋氏《方等經》命名。《隋志》：‘《三十國春秋》三十卷，蕭方等撰’可證。修《唐書》者誤以等字爲等類之等而删之，昔人謂歐九不學，洵然。《宋志》亦承其誤”。

再如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末附戴震語録云：“《水經注》：‘水流松果之山。’鍾伯敬本‘山’訛作上，遂連圈之，以爲妙景。其可笑如此。松果之山見《山海經》。”

由此可見，讀書治學只有依據符合或接近原貌的書面材料，方能得出正確或較爲正確的結論；而這種材料的獲得往往又非通過精審的校勘手段不可，因爲古代文籍中存在着訛誤，幾乎是無可避免的。

其次，讀書宜求善本，善本的意義已詳本書《版本編》，其最基本的條件就是符合或接近原稿，而校勘不但是使今本符合或接近原稿的一種特定手段，而且也是鑒定其是否符合或接近原稿的一種可靠方法。所以它又是有益於鑒藏書籍的。

例如錢曾在談到《王右丞文集》十卷時指出：“此刻是麻沙宋板，集中《送梓州李使君》詩，亦如牧翁所跋，作‘山中一半雨，樹杪萬重泉’。知此本之佳也。” 丁丙在論及元刊本《藍田王摩詰詩》六卷時也説：

《書録解題》云：建昌本與蜀本次序不同，顧廣圻謂題摩詰者蜀本也，題右丞集者，建昌本也。建昌本前六卷詩，後四卷文，自是寶應二年表進之舊。黄丕烈云：不知何時僅梓得六卷。又云：嘉慶癸酉借得元刻劉須溪評點王摩詰詩，與宋刻對，其序次悉同。錢遵王云：右丞集，麻沙宋板《送梓州李使君》詩“山中一半雨”，據蒙叟跋，“一夜”作“一半”。蓋言其風土，深山冥晦，晴雨相半，故曰“一半”，此本亦作“半雨”。又趙松谷《右丞集箋注例略》：摩詰詩所見者，廬陵劉氏須溪、武陵顧氏元緯、句吴顧子可久、吴興凌氏初成，凡四家。而須溪、句吴皆作六卷。吴興、武陵二本所載游春詞三十餘首是王涯作，此本獨不誤入，益可知其善矣。

再如顧千里於元刊本《韓詩外傳》十卷跋云：“此綬階袁君三硯齋藏書也。無刊刻序跋歲月，袁君定之爲元本。近從借歸以勘程榮、毛晉諸刻，實遠勝之。如稱《詩》與載王伯厚《詩考》者不異，字句與諸子書每相出入，亦與唐宋人注書及類書所引往往有同者，且其標目分條以至佚字脱句皆未失古意，足正後來不能闕疑之非，即宋本之善應不過是也。” 又傳增湘於一明鈔本《鮑溶詩集》題記云：

此明鈔本，出天一閣舊藏，不分卷第，其式甚古，疑即歐公相傳之本，第其詩較毛刻又少六首，或歷世既久，更有脱佚耶。取汲古閣本校之，訂正凡一百四十四字，兹取前兩卷異字述之，如：“宫鴉叫赤光”，不作“宫鷄”；“夢神本無跡”，不作“不無迹”；“萬里隨人去”，不作“萬事”；“迴首九天門”，不作“九仙”；“北築秦民冤”，不作“秦氏”；“萬里防禍源”，不作“禍根”；“宫闕□千門”，不作“啟千”；“一念皎之詩”，“詩”不作“時”；“一望客人還”，不作“容人”；“開閉秦北門”，“秦”不作“奏”；“青塚入内地”，不作“清塚”。其詞旨均勝原本。尤異者，第三卷《憶舊游》詩“幾世身在夢”下，多“百年雲無根，悠悠竟何事”二句，檢閲席本，亦缺，則此本淵源之古可知矣。

以上例子説明，許多著名學者和藏書家都把校勘當作鑒别古書是否善本的有效方法。

爲了提高文獻的可靠性，藏書家往往都對所藏書籍進行校勘工作。《新唐書·韋述傳》稱其“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黄墨精謹，内秘書不逮也”。在古代的文獻記載中，這種事例幾乎俯拾即是。清初孫從添總結藏書經驗撰成《藏書紀要》一卷，其第四則爲《校讎》，略云：

古人每校一書，先須細心紬繹，自始至終，改正字謬錯誤，校讎三四次，乃爲盡善。至於宋刻本，校正字句雖少，而改字不可遽改書上，元板亦然。須將改正字句，寫在白紙條上，薄漿浮簽，貼本行上，以其書之貴重也。凡校正新書，將校正過善本對臨可也。倘古人有誤處，有未改處，亦當改正。明板坊本、新鈔本，錯誤遺漏最多，須覓宋元板、舊鈔本、校正過底本或收藏家秘本細細讎勘，反覆校過，連行款俱要照式改正，方爲善本。若古人有弗可考究無從改正者，今人亦當多方請教博學君子善於講究古帖之士，又須尋覓舊碑版文字，訪求藏書家祕本，自能改正。然而校書非數名士相好聚於名園讀書處，講究討論，尋繹舊文，方可有成，否則終有不到之處。所以書籍不論鈔刻好歹，凡有校過之書，皆爲至寶。

所論校勘應當注意之處，頗爲詳盡，足資矜式。

藏書家精於校勘在客觀上保留了許多古籍善本的原貌，爲科學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其成就也應予以充分肯定。校勘工作是從事學術研究，特别是古代典籍研究的起點。而且審慎精密的校勘成果往往可以防止和杜絶許多望文生義的無稽之談，爲獲得正確的結論準備了條件。清管庭芬曾談到陳鱣“晚客吴門，聞黄蕘圃主政百宋一廛，九經三傳各藏異本，於是欣然定交，互携宋鈔元刻，往復易校。校畢，並繫以跋語，以疏其異同，兼誌刊版之歲月、册籍之款式、收藏之印記，莫不精審確鑿，俾經生家如見原書，不至爲俗刻所誤，其功與考定石經無以異” 。王欣夫也盛贊黄丕烈云：“其鑒别精，搜羅富，每一得書，必丹黄點勘，孜孜不倦，務爲善本留真，以待後人研討，存古之功，自不可没。” 這些評價都是符合實際的。

再次，它也有益於書籍的整理與出版。

書面材料出現錯誤是極其普遍的現象，如王念孫《廣雅疏證》自序云：“蓋是書之訛脱久矣，今據耳目所及，旁考諸書以校此本，凡字之訛者五百八十，脱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後錯亂者百二十三，正文誤入音内者十九，音内字誤入正文者五十七。”陳垣《校勘學釋例》自序亦云：“余以元本及諸本校沈刻《元典章》，凡得謬誤一萬二千餘條。”

正因爲書面材料出現錯誤是普遍現象，所以從劉向開始，校勘就成了整理和流布書籍的基本環節。孫德謙《劉向校讎學發微》將劉向等整理書籍的工作歸納爲二十三項内容，其中備衆本、訂脱誤、删複重、辨異同、增佚文、存别義等六項都屬於校勘工作。西漢成帝之前，特别是先秦的古書經過劉向等的精心校勘，保留了一大批定本，爲我國的文化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唐五代以後，雕版印書盛行，人們仍然把校勘當作整理和出版書籍的基礎工作。在這方面，五代國子監的刻書工作開了一個好頭，當時朝廷專門委派了學有所長的碩儒充當詳勘官。北宋國子監繼承了五代國子監刻書重視校勘的優良傳統。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卷中《北宋監本》曾録《毛詩正義》校勘經進銜名如下：

廣文館進士臣韋宿書

鄉貢進士臣陳元吉書

承奉郎守大理評事臣張致用書

承奉郎守光禄寺丞臣趙安仁書

勘官承奉郎守大理評事臣秦奭

勘官徵事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臣胡令問

勘官承事郎守太子左贊善大夫柱國臣解貞吉

勘官中散大夫國子博士同判國子學柱國臣解損

都勘官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孔維

詳勘官將仕郎守開封府雍丘縣主簿臣孫俊

詳勘官許州觀察支使登仕郎大理寺丞兼監察御史臣王元貞

詳勘官登仕郎守將作監丞臣尹文化

詳勘官登仕郎守光禄寺臣牛韶

詳勘官儒林郎大理寺丞臣畢道昇

朝請郎守國子學丞臣劉弼再校

奉直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臣畢道昇再校

朝請郎守殿中丞賜緋魚袋臣胡令問再校

中散大夫守國子祭酒兼尚書工部侍郎柱國會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臣孔維都再校

宣德郎守尚書水部員外郎直史館兼判國子監學賜緋魚袋臣李覺都再校

淳化三年壬辰四月　日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柱國賜紫金魚袋臣李沆等進

可見刻書時除首先選擇具有一定專業知識的官員寫樣上版外，還設有勘官、詳勘官、都勘官、再校、都再校等多人參與此項工作。一書的刻成，前後需要校勘多遍，以期無誤。

我國古代私家刻書，爲了使所刊書籍臻於完善，也同樣重視校勘，清鮑廷博刻《知不足齋叢書》就是一個例子。其《凡例》有云：

一　是編諸書有向來藏弆家僅有傳鈔而無刻本者，有時賢先輩撰著脱稿而未流傳行世者，有刻本行世久遠舊板散亡者，有諸家叢書編刻而訛脱略未經人勘正者，始爲擇取校正入集。若前人已刻，傳世甚廣，而卷帙更富，概未暇及。

一　舊本轉寫，承訛襲謬。是編每刻一書，必廣借諸藏書家善本參互校讎。遇有互異之處，擇其善者從之，義皆可通者兩存之，顯然可疑而未有依據者仍之，而附注按語於下，從未嘗以己見妄改一字。蓋恐古人使事措辭後人不習見，誤以致疑，反失作者本來也。詳慎於寫樣之時，精審於刻竣之後，更番鉛槧，不厭再三，以期無負古人。間有未盡，則几塵風葉之喻，前人已難之矣，尚期同志隨時指示，以便刊正。

朱文藻稱鮑廷博“一編在手，廢寢忘食，丹鉛無已時。一字之疑，一行之缺，必博徵以證之，廣詢以求之。有得則狂喜如獲珍貝；不得，雖積累歲月不休。溪山薄游，常携簡策自隨，年幾五旬，精明不憊，懃懃懇懇，若將終身”。 顧千里亦云：

嘗論刻書之難有三：所據必善本而後可，一難也；所費必多貲而後可，二難也；所校必得人而後可，三難也。此三者不具，終無足與刻書之數，豈非難乎？今之具此三難而以之刻書者，其莫如吾友鮑君以文也。君收儲特富，鑒裁甚精，壯歲多獲兩淛故藏書家舊物。偶聞他處有奇文秘册，或不能得，則勤勤假鈔厥副，數十年無懈倦。其稱説一書，輒舉見刻本，若鈔本、校本凡幾，及某刻本如何，某鈔本如何，不爽一二也。……每定一書，或再勘、三勘，或屢勘、數四勘。祁寒毒暑，舟行旅舍，未嘗造次鉛槧去手也。

顯然，歷代私家刻書，不少人精於校勘，爲我國典籍的保存與傳播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現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四部叢刊》之所以享有盛譽，原因之一也是在校勘方面下過很大功夫。例如不少書的底本缺行少頁，編者都做了搜亡補闕的工作。張元濟《重印四部叢刊刊成記》曾舉例説明其事，略云：

古籍傳世遼遠，斷簡闕文、短篇欠葉，恒所不免。至於序跋，詳載鎸印源流，言簿録者尤所珍尚。重印每涉一書，必羅致多本，參考互證，挹彼注兹，藉得補正。《管子》原闕《重令》篇一葉，今補全；《白虎通德論》今改用初印元本，增目後第四葉；《李賀歌詩編》無外集，今補以宋本；《權載之文集》《李衛公文集》，今各補佚文若干首；《元氏長慶集》卷十，闕第五、六葉，今據宋本補；《白氏長慶集》卷三十一，闕七十三行，今據錫山華氏活字本補；《李義山文集》卷一，遺四百餘字，今據徐氏箋注本補；《遺山先生文集》卷二十二第五葉後有所殘闕，今據靈石楊氏本補《陽曲令周君墓表》半首；《有學集》據金匱山房重訂本補詩文百餘首；《抱經堂文集》卷三十三，據别本補《盧雅雨墓誌銘》一首；《唐詩紀事》卷三十八、《詩話總龜》卷二十均有闕葉，今各補完。他若《春秋經傳集解》之杜預前後序，《春秋繁露》之樓郁序……漏略雖出原本，究爲全書之玷，今復廣搜舊刊，旁考他籍，爲之裒輯，俾成完璧。

如果整理出版書籍不事校勘，或校勘不精，甚至妄改，那將會給讀者造成損失。校勘不精之弊以某些坊刻本最爲嚴重，顧廣圻云：“南宋時，建陽各坊刻書最多。惟每刻一書，必倩僱不知誰何之人，任意增删换易，標立新奇名目，冀以衒儥，而古書多失其真。” 妄改的風氣到了明代越演越烈，顧炎武指出：

萬曆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且如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氏檄》，本出《舊唐書》。其曰“僞臨朝武氏”者，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僞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禍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時，故有是言。（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改國號曰周）其時，廢中宗爲廬陵王，而立相王爲皇帝，故曰“君之愛子，幽之於别宫”也。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輒改其文，繆種流傳，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爲妄誔。魏文帝《短歌行》：“長吟永嘆，思我聖老。”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改曰“聖老”，評之曰：“聖老字奇。”《舊唐書》，李泌對肅宗言：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監國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圖稱制，乃鴆殺之，以雍王賢爲太子。賢自知不免，與二弟日侍於父母之側，不敢明言，乃作《黄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其辭曰：“種瓜黄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爲天后所逐，死於黔中。其言四摘者，以況四子也。以爲非四之所能盡，改爲“摘絶”。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説，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清黄廷鑑也認爲：“妄改之病，唐宋以前，謹守師法，未聞有此。其端肇自明人，而盛於啟、禎之代，凡《漢魏叢書》，以及《稗海》《説海》《秘笈》中諸書，皆割裂分併，句删字易，無一完善，古書面目全失，此載籍之一大阨也。” 某些明刻本的缺點還在於任意改變書名、删削卷數、攙入其他資料。清杭世駿云：

古集皆手定，人不一集，集不一名。東坡七集、欒城四集、山谷内外集，明人妄行改竄，第曰東坡、欒城、山谷集而已。朱子集多至三百餘卷，明人編定止四十卷。李綱《梁谿集》多至百三十餘卷，《建炎進退志》及《時政記》附焉。閩中改刻，題曰《李忠定集》，亦止四十卷。前後互易，古人之面目失矣。宋刻兩《漢書》，板縮而行密，字畫活脱，注有遺落可以補入，此真所謂宋字矣。汪文盛猶得其遺意，元大德版，幅廣而行疏。鍾人傑、陳明卿輩稍縮小之，今人錯呼爲宋字，拘板不靈，而紙墨之神氣薄矣。甚至《説文》而儳入《五音韻譜》，《通典》而儳入宋人議論，《夷堅志》而儳入唐人事迹，與元書迥不相謀，明人之妄如此！

當代出版社如果無知妄改也會受到批評。例如黄世仲的《洪秀全演義》是近代小説史上一部有一定價值的著作，清末先在香港的《新中國報》上連載，《新中國報》被迫停刊後，由《少年報》連載。光緒末年，上海即出版了石印的單行本。一九八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翻印此書，在出版説明中聲稱對石印本的明顯錯誤“徑予改正，取其文從句順，不另出校記”。結果，嚴重地損害了書的原貌。陳新特撰《還須手下留情》一文提出批評，並舉例道：該書卷首原有一詩：“漢家正統自英雄，百戰如何轉眼空。憑弔金陵天子氣，啼痕猶灑杜鵑紅。”“這是作者追懷太平天國，揭橥寫作這部小説的主旨，傾向性十分鮮明。就形式來説，是模仿演義小説的格局，《三國演義》即有類似的卷首詞。而八一年本却把這首詩移到了第一回，把卷首詩改成回前詩。這樣，性質就完全變了，不僅隱晦了全書的主題，且這首詩和第一回毫無瓜葛。”

以上所舉正反兩方面的書證可以説明校勘有益於書籍的整理和出版，認真校勘就能爲文化事業作出貢獻，反之則會造成損害。 VVf2lL1X7+ITZYH0y7fp6nqG3+nFnVgh/3aGKGcgsFcoPIlRbYHwUrPG6QWa32x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