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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古籍，除了用本書的各種異本外，還可利用其他古書的引文。引用各書較多的有古類書、古書注及書鈔。由於這些書的輯注者所見古書年代較早，傳刻次數較少，比較接近古書原貌，所以這些書的引文是僅次於本書異本的重要校勘資料。
類書原來是廣搜群籍，分類或按照字順編排，以便人們在寫作及研究時查考成語、故事的。其中多係節録各書原文，有時甚至將整部書籍完全收入，而較古的類書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册府元龜》等，還是在書籍刻本大量流行以前編成的，其所收材料大體上是直接從古鈔本轉録，因此用古類書引文校勘，往往比用同書的後出版本校勘更爲近真，獲益更多。
利用類書來進行校勘，宋人就已開始了。如王應麟云：“《太平御覽》引《戰國策》曰：吴子問孫武曰：‘敵人保山據險，擅利而處，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爲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采，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故，奪其所愛。’今本無之。”
明人利用類書校勘也不乏其例。如楊慎云：“《梁鴻傳》載鴻詩二首，‘麥含含兮方秀’，刻本皆如此。《藝文類聚》引之，作‘麥含金’爲是。‘金’與‘含’相似而衍爲二字也，此當表出之。”
楊氏復云：“《古歌銅雀詞》：‘長安城西雙貝闕，上有一雙銅雀宿。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此詩《文選注》所引有缺字，今考《太平御覽》，足之。”王仲鏞箋證云：“《文選》卷五十六陸佐公《石闕銘》李善注引此作《魏文帝歌》，首句作‘長安城西有雙圓闕’，次句‘宿’字缺，餘同。《太平御覽》引作‘員’，次句‘銅雀’下注‘或有宿字’，即升庵所據。然則歌辭中‘貝闕’當是‘員闕’之誤，員、圓古字通。”
廣泛運用古類書的引文來從事校勘工作，則從清乾嘉時代開始，尤以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成績最著。汪辟疆云：
類書品格最下，通人恒不重視。然閲時既久，古籍日亡，而前代類書，反爲考訂輯佚所取資，其重視又不亞於經史。此可怪也。今《皇覽》《華林遍略》《修文御覽》，皆已久佚。唐宋間類書之獲存者，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册府元龜》《山堂考索》《事文類聚》《海録碎事》《玉海》等，乾嘉諸公，皆以此爲考證大輳。高郵王氏之學，卓絶千古，嘉道之間頗有傳其訂正群書，皆先檢古本類書，及馬總《意林》《群書治要》諸書所引用經子原文，如遇異文，條記座右，然後詳稽音詁，力求貫通，再證以宋以前類書群籍引用異文，定爲某宜作某，或衍或奪，每下一義，確不可易，皆類書之助也。
乾嘉諸老利用類書從事校勘而獲得正確結論的實例，已屢見前文。
此後，人們將古類書引文用於校勘，皆有創獲。陳垣云：“道光間，劉文淇諸人爲岑氏校勘《舊唐書》，即大用《册府》，成績甚著，亦以《册府》所採唐五代事，不獨用劉、薛二家之書。當其修《册府》時，唐五代各朝實録存者尚衆，故今《册府》所載，每與舊史不盡同也。”
陳氏還談到他曾據《册府元龜》校補《魏書》一頁：
《册府》材料豐富，自上古至五代，按人事人物，分門編纂，凡一千一百餘門，概括全部十七史。其所見史，又皆北宋以前古本，故可以校史，亦可以補史。《舊唐》《舊五代史》無論，《魏書》自宋南渡後即有缺頁。嚴可均輯《全後魏文》，其三十八卷劉芳上書言樂事，引《魏書·樂志》僅一行，即注“原有闕頁”；盧文弨撰《群書拾補》，於《魏書》此頁認爲“無從考補”，僅從《通典》補得十六字。不知《册府》五百六十七卷載有此頁全文，一字無闕。盧、嚴輯佚名家，號稱博洽，乃均失之交臂，致《魏書》此頁埋没八百年。
以上所舉爲用《册府元龜》一書改正舊文之例，其他類書也莫不爲名家校書所取資。王欣夫嘗舉劉師培所校書爲例，其《墨子拾補·所染》篇云：“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案《閒詁》曰：言字似衍。今考《群書治要》《後漢書·馮衍傳》注、《黨錮傳》注、《太平御覽》八百十四所引，並無言字，則言字碻爲羨文。”又《非儒下》篇云：“孔丘窮於蔡陳之間，藜羹不糂。案畢校云：《藝文類聚》引作藜蒸不糂。今考《書鈔》一百四十四、一百四十五，並引作藜蒸。《御覽》八百五十九亦引作藜蒸不糂。是古本羹字作蒸，羹則後人所改。”又《荀子校補·勸學》篇：“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元本作河）。案元本非也。《初學記》六、《事類賦注》六，引此文並作江海。《文選·海賦》注、《白帖》六並引作河海。海與里叶韻，若作江河，失其韻矣。”又《大略》篇：“子夏貧，衣若懸鶉。案《書鈔》一百二十九、《事類賦注》十二、《御覽》六百八十九所引貧上並有家字，當據補。又《初學記》十八引子夏家貧，徒有四壁，疑亦此處捝文。”
王氏云：“以上各條，都是據古類書所引以校本文。《群書治要》爲唐魏徵撰，《太平御覽》爲宋李昉等撰，《藝文類聚》爲唐歐陽詢撰，《北堂書鈔》爲唐虞世南撰，《初學記》爲唐徐堅撰，《白孔六帖》爲唐白居易和宋孔傳撰，《事類賦注》爲宋吴淑撰，此處多用簡稱。凡宋以前類書都可以據校。明人類書雖多，而多出臆改，不可信，故不宜引據。”
但王氏之説也不盡然，如明《永樂大典》的校勘價值就很高。唐圭璋云：“朱本《竹山詞》一卷，係用黄蕘圃藏元鈔本，缺《謁金門》《菩薩蠻》《卜算子》《霜天曉角》《點絳唇》十四首及下半首之《憶秦娥》，上半首之《昭君怨》。毛本并缺。間閲《永樂大典》，得上半首之《昭君怨》，意極欣然，惜其他缺處，未能盡補也。”
復云：“《彊村叢書》本《水雲詞》二十九首，係用趙氏小山堂鈔《湖山類稿》本。其中《水龍吟》‘對漁燈一點，羈愁一搦’，‘羈’下原缺一字，兹據知不足齋《湖山類稿》刊本補一‘愁’字。《鶯啼序》‘鹿豕銜枯齊’下，原缺二字，但水雲此詞，原爲變格，句法與諸家不同，未可斷爲缺字也。又‘吹入鍾山，幾重蒼翠’之‘重’字下，原缺一字，兹據《欽定詞譜》補一‘蒼’字。至據《永樂大典》補《柳梢青》一首，亦有脱誤。趙斐雲檢得《大典》原文補正，彌覺可貴。斐雲又據《大典》補得二首，尤令人稱快不置（今《詩淵》又多二十五首）。”
但是，引用類書需要特别慎重。古人編輯類書時，常常根據内容的需要及篇幅的限制，對引用之書有所删節改易，所以校勘時對之不能完全信賴。近人劉文典已談到過這個問題：
清代諸師校勘古籍，多好取證類書，高郵王氏尤甚。然類書引文，實不可盡恃，往往有數書所引文句相同，猶未可據以訂正者，蓋最初一書有誤，後代諸書亦隨之而誤也。如宋之《太平御覽》，實以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諸書參詳條次修纂而成。其引用書名，特因前代類書之舊，非宋初尚有其書，陳振孫言之詳矣。若《四民月令》一書，唐人避太宗諱，改“民”爲“人”，《御覽》亦竟仍而不改。書名如此，引文可知，故雖隋、唐、宋諸類書引文並同者，亦未可盡恃。講校勘者，不可不察也。
又裴學海曾專就虚字一端舉例，以明校勘不應全據類書。此類失誤雖王念孫也在所不免。其《類書引古書多以意改説》云：
古書多古言古義，而虚字爲尤甚。讀之者不能盡解，恒覺其文不成義，於是於稱引時，輒以意改。類書所引之古書，其語詞之文，多與其原書不同者，即此故也。不然，我國文體變遷之公例，由深而淺；果類書所引者爲本來面目，則自當多古言古義，深奥難通，何以反較今所存之原書多文從字順乎？《左傳》隱四年：“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漢書·武五子傳》贊引“將”作“必”。《孟子·公孫丑》篇：“舍我其誰也？”《論衡·刺孟》篇引“其”作“而”。何晏本《論語·憲問》篇：“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侃本“而”作“之”。姚本《戰國策·秦策》：“乃復悉卒乃攻邯鄲，不能拔也。”鮑本下“乃”字作“以”。此四例，雖作“將”“其”“而”“乃”者之於義難通，作“必”“而”“之”“以”者之爲文甚順；然究其實際，則“將”有“必”義，“其”有“而”義，“而”有“之”義，“乃”有“以”義，班、王、皇、鮑諸人之皆爲以意改字；而非今本《左傳》《孟子》之有訛，何本《論語》、姚本《國策》之失其舊也。類書引古書之以意改字，與班、王、皇、鮑之改無以異；乃清代諸樸學大師之校勘古書，不知實事求是，反多據類書所引，以訂正不誤之原書（此就關於語詞者而言），不亦謬乎？此予之所以不敢盲從也，此本書之所由作也。兹將類書引古書之以意改者，略舉數例於左；至於其詳，則散見於本書之各條注語中，兹不贅焉。
一、《吕氏春秋·制樂》篇：“故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其大拱。”（“比”，及也）《御覽》引“其”作“而”。畢沅謂作“而”者是。（見畢本《吕氏春秋》）按“其”有“而”義，畢説未允，説詳本書“其”字條。
二、《墨子·貴義》篇：“今爲義也君子”，《御覽》引“也”作“之”。畢沅本《墨子》從《御覽》改“也”爲“之”，孫氏《墨子閒詁》亦然。按“也”有“之”義，畢改孫因皆非。説詳本書“也”字條。
三、《韓非子·難三》篇：“夫六晉之時，智氏最强，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御覽》引“而從”作“又率”。王氏《韓非子集解》從《御覽》改“而從”爲“又率”。按“而”有“又”義，“從”有“率”義，王改未允。説詳本書“而”字條。
四、《晏子春秋·襍》篇：“景公游於紀，得金壺，發其視之。”《御覽》引，“其”作“而”。
五、《晏子春秋·問》篇：“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度’與‘宅’同，‘居’也）事必因於民。”《群書治要》引“其”作“於”。
六、《管子·戒》篇：“期而遠者莫如年。”《群書治要》引“而”作“之”。
七、《淮南子·氾論》篇：“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户牖之行。”《御覽》引“之”作“而”。
八、《荀子·榮辱》篇：“傷人之言，深於矛戟。”《藝文類聚》引“之”作“以”。
此上五例，《讀書雜志》皆謂類書所引者爲是。按“而”有“之”義，“其”有“而”義及“於”義，“之”有“而”義及“以”義，王説皆未允。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類書也存在由於傳寫而發生的錯誤。如《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九和卷七百八十八都引録了竺芝《扶南記》所述騫毗國王事，兩條不但文字繁簡不同，即騫毗王的身長也不一，一條説是一丈二尺，一條説是三丈。顯然，至少有一處是不正確的。
所以清朱一新説：“高郵王氏父子之於經，精審無匹。顧往往據類書以改本書，則通人之蔽。若《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之類，世無善本；又其書初非爲經訓而作，事出衆手，其來歷已不可恃，而以改數千年諸儒齗齗考定之本，不亦傎乎！然王氏猶必據有數證而後敢改，不失慎重之意。若徒求異前人，單文孤證，務爲穿鑿，則經學之蠹矣。”
汪辟疆也説：“如宋《太平御覽》，至明而始有重刊，黄正色活字本已多臆改，黄蕘圃、顧千里又累竄易，務求其通。它日據此以校經傳子史，將謂《御覽》作某爲可信乎？”
上述意見是有道理的，但以王氏父子爲例却未必恰當。孫詒讓云：“乾嘉大師，唯王氏父子郅爲精博，凡舉一誼，皆塙鑿不刊。其餘諸家，得失間出。”
郭沫若《〈管子集校〉引用校釋書目提要》亦稱《讀書雜誌》“乃清代考證學之白眉，博洽精審，至今尚無人能出其右者”
。這都是經過深入研究之後得出的結論，絶非泛泛而談。王氏父子所校難免有疏忽之處，但總的來説是精審的。
首先，王氏父子校勘的態度非常謹嚴，如王引之云：“吾用小學校經，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書體六七變，寫官主之，寫官誤，吾則勇改。孟蜀以降，槧工主之，槧工誤，吾則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聲音文字而改經，以不誤爲誤，是妄改也，吾則勇改其所改。若夫周之末，漢之初，經師無竹帛，異字博矣，吾不能擇一以定，吾不改。假借之法，由來久矣，其本字什八可求，什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假借字，則考文之聖之任也，吾不改。寫官槧工誤矣，吾疑之，且思得之矣，但群書無佐證，吾懼來者之滋口矣，吾又不改。”
其次，王氏父子所依據的校勘資料十分豐富，並不只是依靠類書的引文。而且，王氏父子對類書的引文也是加以鑒别有所去取的。如《淮南子·俶真》篇云：“夫牛蹏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莊氏伯鴻校本自叙云：“《太平御覽》（地部三）引作‘牛蹄之涔，無徑尺之鯉；魁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無下‘營宇’二字，足證今本之脱訛。”王念孫論之云：
此《御覽》誤，非今本誤也。尺之鯉、丈之材相對爲文；若作“營宇之材”，則文不成義，且與上句不對。營宇狹小，所以不能容巨大，若無營宇二字，則文義不明。鈔本《御覽》作“牛蹄之涔，無徑尺之鯉；魁父之山，無丈之材，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尺”上有“徑”字，乃後人不識古文辭而妄加之。（後人以“尺之鯉”文義未足，故加一“徑”字，此未識古人句法也。《原道》篇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吕氏春秋·舉難》篇曰：“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瓋。”屬句並與此同，加一“徑”字，則與下句不對矣。《御覽·鱗介部》八引此又作“無盈尺之鯉”，“盈”字亦後人所加。）其“無丈之材”及“營宇狹小”，則皆與今本同。刻本《御覽》作“無營宇之材”，而下文無“營宇”二字，此皆後人妄改，不足爲據。《藝文類聚·山部》上引作“牛蹄之涔，無尺之鯉；
府之山，無丈之材。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正與今本同，足證刻本《御覽》之誤。“尺”上無“徑”字，并足證鈔本《御覽》之誤。
王氏父子當然也清楚地知道類書引文不盡相同，如王念孫指出《晏子春秋》内篇《諫下》有一處脱了九十九字，並據《群書治要》補足，説明道：“《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七作‘晏子曰：不可。公遂止。’乃取《晏子》原文而約取之，故與《治要》不同。”
對於類書中的引文，王氏父子也是注意校勘訂正的。如《逸周書·王會》篇云：“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黄金，名古黄之乘。”盧文弨校曰：“古黄，《説文》作吉黄，《海内北經》注引作吉黄。此從舊本作古黄，與《初學記》所引亦合。”王念孫却認爲：
作“吉黄”者是也。王本作“吉黄”，與《説文》《山海經》注合。《山海經》圖讚亦作吉黄。《文選·東京賦》注引《瑞應圖》云：“騰黄，神馬，一名吉光。”光黄古同聲。“吉光”即“吉黄”也。《海内北經》作“吉量”，下字雖不同，而上字亦作“吉”，則作“吉黄”者是也。《藝文類聚·祥瑞部》下、《初學記·獸部》引此並作“古黄”，乃類書相沿之誤，不可從。
所以，我們對王氏父子用類書引文校勘也要具體分析，對於其個别失誤，當然應予糾正，而於其總體成果，則不應輕易否定。本書引用校例以王念孫的《讀書雜志》爲基礎，也是基於這一認識。
某些古書注本，由於注者知識豐富、方法謹嚴，在作注時往往博引群書原文，以求作者措辭所本、用意所在，這些引文的本書又出自較早的鈔本或刻本，比較接近書的原貌，因此也常被用作校勘之資。如《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五陳壽《三國志》提要稱該書裴松之注“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總目》卷一四〇《世説新語》提要復云：“孝標所注，特爲典贍，高似孫《緯略》亟推之。其糾正義慶之紕繆，尤爲精核。所引諸書，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賴是注以傳，故與裴松之《三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同爲考證家所引據焉。”
王念孫校《漢書》就特别注意利用《史記》《後漢書》的注釋，《水經注》也是常用的資料。如《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使黄河如帶，泰山若厲。”王氏校云：
“黄”字乃後人所加，欲以黄河對泰山耳。不知西漢以前，無謂河爲黄河者，且此誓皆以四字爲句也。《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封爵部》引此皆有“黄”字，則所見本已誤。《漢紀》及《吴志·周瑜傳》有“黄”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史》表無“黄”字，如淳注《高紀》引《功臣表》誓詞云：“使河如帶，大山若厲。”此引《漢》表，非引《史》表也（《史》表作“如厲”，《漢》表作“若厲”）。而亦無“黄”字，則“黄”字爲後人所加甚明。
王氏父子校勘其他資料，同樣也注意利用古書注的引文，如《禮記·曲禮》云：“前朱鳥而後玄武。”王念孫指出：“‘朱鳥’本作‘朱雀’，此後人以他書改之也。自開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從之。開成以前書引此有作‘朱鳥’者，亦是後人所改。”王引之進而分析道：
《正義》述經文正作“朱雀”。又“朱雀”字，《正義》凡三見，“雀”字一見。又引崔靈恩説亦作雀。又《堯典》“日中星鳥”，《正義》引《曲禮》“前朱雀後元武”而釋之云：“雀即鳥也”，則《曲禮》自作“朱雀”明矣。《後漢書·張衡傳》注、《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三、十六、《武功部》五、《太平御覽·兵部》三十七引此並作“朱雀”。（衛湜《禮記集説》作“朱雀”，則宋時本尚有不誤者。）
後人校勘依據古書注引文者也不乏其例，如《韓詩外傳》卷四云：“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與，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孫詒讓指出：
《後漢書·翟酺傳》李注引《外傳》云：“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置不屑之人於位，是爲虎傅翼也。”今本“《周書》曰”下，語氣未完，蓋捝“無爲”至“位是”二十二字，當據李引補。“無爲虎傅翼”三句，《逸周書·寤儆》篇文。（《法言·淵騫》篇宋咸注引此書亦有“將飛入邑”二語，疑北宋本尚未捝。）
古書注的引文也可據以作推理的校勘，如《漢書·王子侯表》云：“淯侯不疑。”王念孫指出：
“淯”當依《史》表作“涓”。《水經·濰水》注云：“涓水出馬耳山北，注於濰水。”馬耳山在今青州府諸城縣西南，涓水出於其陰，北過諸城縣西，又北入濰水。此侯封於涓，蓋鄉聚之以水得名者。若淯水則在南陽，此侯爲城陽頃王子，不當遠封南陽也。俗書“涓”字作“
”，與“淯”相似而誤。師古音育，失之矣。
又《漢書·地理志》云：“南陽郡宛縣南有北筮山。”王念孫指出：“宛縣故城，爲今南陽府治，其地無北筮山。‘山’當爲‘聚’，‘筮’即‘澨’字也。《水經·淯水》注曰：‘淯水左右，舊有二澨，所謂南澨北澨。’澨者，水側之濆。（《楚辭·九歌》注：澨，水涯也。）聚在淯陽之東北，下文‘育陽有南筮聚’，則此當爲北筮聚明矣。”
但是，也應當注意古人撰寫注釋，爲了節省篇幅，往往對引文加以删節；此外，爲了遷就所注正文，往往對引文的個别地方加以改動，因此古書注的引文往往同原書有差異。例如酈道元的《水經注》問題就比較多。清沈炳巽指出：“道元博覽群書，掇其精華以注《水經》，誠從來所未有，但注中所引頗多訛誤。”
其《水經注集釋訂訛》指出《水經注》引文訛、脱、衍、倒現象甚夥。如《水經注·河水一》云：“積石圃南頭，昔西王母告周穆王：去咸陽三十六萬里。”沈炳巽指出：“《十洲記》作‘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六萬里。’”
又《水經注·河水二》云：“《後漢·西羌傳》曰：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以奴隸亡入三河，羌爲神，推以爲豪。河湟之間多禽獸，以射獵爲事，遂見敬信，依者甚衆，其曾孫忍因留湟中，爲湟中羌也。”沈炳巽指出：
此節《後漢·西羌傳》，殊未明白，因附録原文於後：“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爲其蔽火，得以不死，遂亡入三河間。諸羌見其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爲豪。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爲事。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羌人謂奴爲無弋，以爰劍嘗爲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爲豪，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兵臨渭，首滅狄，
戎諸羌畏徙，忍及弟舞，獨留湟中。”
所以盧文弨云：“大凡昔人援引古書，不盡皆如本文，故校正群籍，自當先從本書相傳舊本爲定。況未有雕版以前，一書而所傳各異者殆不可遍舉，今或但據注書家所引之文，便以爲是，疑未可也。”
事實上，一些嚴肅的校勘家，往往廣收古書注的引文，並結合其他校勘資料，經過認真的分析研究，然後才判定底本是非的。如《禮記·月令》云：“仲秋之月，雷始收聲。”王引之指出：
“雷始收聲”本作“雷乃始收”。古人多以“乃始”二字連文。《初學記·歲時部》及《周官·韗人》疏引《月令》皆作“雷乃始收”，《淮南·時則》篇同，是經文“始”上有“乃”字，而“收”下無“聲”字。後人以仲春雷乃發聲，又以注云“雷始收聲在地中”，遂於正文内加入“聲”字。若山井鼎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及《吕氏春秋》，並作“雷乃始收聲”是也。（案高誘注曰：“雷乃始收，藏其聲不震也。”則正文本無“聲”字明矣。）又或嫌其句法之累，則删“始”字，而存“乃”字，唐《月令》作“雷乃收聲”是也。（鈔本《北堂書鈔·歲時部》三：“雷始收。”注引《禮記》云：“雷乃收聲。”案正文曰“雷始收”，則注内引《禮記》，亦當作“雷乃始收”，今作“雷乃收聲”，後人據俗本《月令》改之也。）或删“乃”字而存“始”字，宋撫州本以下諸本《禮記》及今本《逸周書》，並作“雷始收聲”是也。（鈔本《北堂書鈔·天部》四曰：“春分發聲，秋分乃收。”注引《周書》曰：“秋分雷乃收聲。”又《歲時部》二曰：“雷始收。”注引《周書》曰：“秋分之日，雷乃收聲。”案正文曰“秋分乃收”，又曰“雷始收”，皆本《周書》，則注内引《周書》，亦當作“雷乃始收”。今作“雷乃收聲”，皆後人據俗本《月令》改之也。《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引《周書》曰：“秋分之日，雷乃始收。雷不收，諸侯淫汏。”是其明證矣。《易通卦驗》：“秋分雷始收”，亦無聲字。他書引《月令》或有“聲”字者，皆是後人所改。）無者加之，有者滅之，而原本幾不可見。幸賴引者參差不齊，改之未盡，得以求其蹤跡耳。
對於注文中的錯誤，治學謹嚴的校勘家也能綜合參稽同書或他書注中的引文，以及其他資料，予以糾正。如《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槀祖侯陳鍇”，師古曰：“槀音公老反，鍇音口駭反。”《史記》作“槀祗侯陳錯”。王念孫指出：
槀當爲橐，字之誤也。《水經·泗水》注曰：“泗水又南逕高平縣故城西。縣，故山陽之橐也。漢高帝七年，封將軍陳錯爲橐侯。”《漢書·五行志》：“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師古曰：“橐，縣名也，音拓。”《地理志》：“山陽郡橐”，薛瓚曰：“音拓。”則其字本作橐。師古此注“音公老反”，失之矣。《史記索隱》曰“漢志橐縣屬山陽”，則司馬所見本正作橐，故引《漢志》爲解，而今本《索隱》亦作槀，則後人以師古注改之也。古無以祖爲謚者，“祖”當依《史記》作“祗”，亦字之誤也。蔡邕《獨斷》説謚法曰：“治典不殺曰祗。”是其證。師古不解祗字，蓋所見本已訛爲祖矣。“鍇”與“錯”未知孰是，《史記索隱》亦云“錯”，《漢》表作“鍇”，引《三蒼》云：“九江人名鐵曰鍇。”
總之，古書注的引文可用作校勘之資。但古書注的引文不盡同原文，所以對之不應偏信盲從。我們在利用古書注的引文進行校勘時，應盡可能地參稽其他資料進行綜合考辨。
除古類書、古書注外，我們還可利用其他古書的引文。其他古書的引文雖然情況複雜，檢索不易，使用起來有一定困難，但它們仍然是校勘時值得重視的參考資料。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書鈔。汪辟疆云：“書鈔在六朝唐初最盛，但鈔而不類，故與類書不同。今存者如《群書治要》《意林》，皆可看。亦因其保存古書至多也。”
《群書治要》，唐魏徵等奉敕撰。清阮元《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稱其“所采各書，并屬初唐善策，與近刊多有不同”。《意林》爲唐馬總編，其引用書目見洪邁《容齋續筆》卷十六《計然意林》條。《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三《意林》提要云：“今觀所採諸子，今多不傳者，惟賴此存其概。其傳於今者，如《老》《莊》《管》《列》諸家，亦多與今本不同。”
由於《群書治要》所引之書於原文皆無所增損，較接近原貌，所以特别受到王氏父子的重視。如王念孫《讀書雜志·晏子春秋序》談到他校《晏子春秋》，曾“合諸本及《群書治要》所引，詳爲校正”。其《讀書雜志·墨子序》復云：“《墨子》書舊無注釋，亦無校本，故脱誤不可讀。至近時盧氏抱經、孫氏淵如，始有校本，多所是正。乾隆癸卯，畢氏弇山重加校訂，所正復多於前，然尚未該備，且多誤改誤釋者。予不揣寡昧，復合各本及《群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爲校正。”王念孫校其他書也利用了《群書治要》，如《逸周書·芮良夫》篇云：“烏呼！□□□如之。”孔注曰：“人養之則
服，不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也。”王校云：
今本“烏呼”下闕三字，考其原文，本作“烏呼！野禽馴服於人，家畜見人而奔，非禽畜之性，實惟人，民亦如之。”注文本作“雖野禽，人養之則
服，雖家畜，不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也。”今本正文脱去二十二字，僅存“烏呼如之”四字，則與注文全不相應。注首脱去“雖野禽”三字，則文義不明。《群書治要》注文已與今本同，而正文則一字不闕。
再如《晏子春秋·諫上》云：“景公將觀於淄上，與晏子閒立。”王氏云：“‘將’字後人所加，與晏子閒立，即謂立於淄上也。則上句本無‘將’字明矣。《群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九，皆無‘將’字。”
又《管子·形勢解》云：“使人有禮，遇人有理。”王氏云：“《群書治要》上作‘理’下作‘禮’是也。使人有理，謂使之必以道也；遇人有禮，謂待之必以禮也。《賈子·階級》篇曰：‘遇之有禮，故群臣自喜’，是也。今本‘理’、‘禮’二字互易，則非其指矣。”
此外，古代小學工具書，由於引文較夥，也可用作校勘的資料。賴炎元《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的校勘學》一文指出：“《爾雅》《説文》《方言》《釋名》《廣雅》《玉篇》《類篇》《廣韻》《集韻》等文字、聲韻和訓詁學等專書，也是他們校勘時經常運用的資料。”
如《廣雅·釋詁一》云：“疛，病也。”王念孫校曰：
疛，音胄。《説文》：“疛，小腹痛也。”《玉篇》云：“心腹疾也。”《小雅·小弁篇》：“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毛傳云：“擣，心疾也。”釋文：“擣，韓詩作疛。”《吕氏春秋·盡數》篇：“鬱處腹則爲張爲疛。”高誘注云：“疛，跳動也。”各本疛字訛作
。曹憲音内胄字又訛作曹。考《説文》《玉篇》《廣韻》《集韻》《類篇》俱無
字。《説文》云：“疛，讀若紂。”《玉篇》《廣韻》《集韻》及《詩》釋文，疛字並與胄同音。《集韻》引《廣雅》：“疛，病也。”今據以訂正。
又《廣雅·釋詁三》云：“友愛，親也。”王氏校曰：“愛，各本訛作受。《衆經音義》卷十四引《廣雅》：‘友愛，親也。’今據以訂正。”
方志博引群書，也可供校勘時參考。如《水經注》卷十八《渭水》經文“又東逕武功縣北”下注云：“太白山南連武功山，於諸山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浩然。渭水又東，温泉水注之。水出太一山，其水沸涌如湯。（杜彦達曰：可治百病，世清則疾愈，世濁則無驗。）其水下合溪流，北注十三里入渭。”其文中夾注，各本多同，惟康熙《隴州志》所引爲：“《水經注》，杜彦達曰：‘可治百病，然水清則愈，濁則不驗。’”
這兩句異文的内容比較合理，因此也可備一説。
當然，其他古書中，那些引用或取材故書的資料，校勘價值往往更高。古人著書同今人著書一樣，同時代的作者之間常彼此引用成説，後代學者尤喜援引前人的作品以闡明自己的觀點。由於古人著作權的觀念比較淡薄，這種現象甚爲普遍。章學誠曾指出：“諸子之書，多與史部相爲表裏。如周官典法，多見於《管子》《吕覽》；列國瑣事，多見於《晏子》《韓非》。”
梁啟超也説：
本書文句和他書互見的，例如《荀子·勸學》篇前半和《大戴禮記·勸學》篇全同，《韓非子·初見秦》篇亦見《戰國策》，《禮記·月令》篇亦見《吕氏春秋》。《淮南子》《韓詩外傳》和《新序》《説苑》往往有相重之條，乃至《史記》之録《尚書》《戰國策》，《漢書》之録《史記》。像這類，雖然本書没有别的善本，然和他書的同文便是本書絶好的校勘資料。（例如《荀子·勸學》篇據《大戴記》，可以校出脱句訛字七、八處。）
這些被援引的文字，由於時代較早，一般來説更多地保留了書的舊貌，故常被校勘家用之於校勘。如清劉毓崧就非常注意利用他書引文來從事校勘工作，今録其具有總結性的《校刻〈漢書〉凡例》數則爲例：
一、荀氏《漢紀》，雖改紀傳爲編年，而根柢實在《漢書》。所據之本，猶是漢時舊帙。所當取校，以存古本之遺。
一、類書中時代近古者，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之類，所引《漢書》，皆唐以前舊本。《太平御覽》雖時代較後，然其書多取材於北齊《修文殿御覽》，所引《漢書》，容有六朝舊本。所當取校，以溯宋本之源。
一、《册府元龜》作於宋真宗景德、祥符之際，其叙事依據正史。西漢一朝，大都出自《漢書》，真北宋初年之本。諸家所列宋本，皆在其後。所當取校，以從宋本之朔。
一、林鉞《漢隽》，作於南宋初年，婁機《班馬字類》，徐天麟《西漢會要》，皆作於南宋中葉；其所見《漢書》，皆兩宋舊本。所當取校，以擇宋本之長。
一、《史記》叙漢初事，爲《漢書》所本；《通鑑》叙漢時事，多本於《漢書》。推之《集解》《索隱》《正義》，以及倪思《班馬異同》，胡三省《通鑑注》，凡與《漢書》有關者，所當取校，以考各本之異。
一、《文選》所録西漢人文，或採《漢書》，或採本集，其字句均可參稽。他如賈長沙、董江都、司馬長卿、揚子雲諸集，其文載入《漢書》者，所當取校，以定各本之殊。
一、各書紀載，可印證《漢書》者：經學如《韓詩外傳》《春秋繁露》之類；小學如《急就篇》《方言》之類；正史如《後漢書》之類；别史如《東觀漢紀》之類；地理如《三輔黄圖》《水經注》之類；政書如《漢官儀》《通典》之類；金石如《隸釋》《隸續》之類；儒家如《新書》《鹽鐵論》《説苑》《新序》之類；術數家如《京氏易傳》《焦氏易林》之類；雜家如《淮南子》之類。所當參校，以求原本之真。
一、前代校《漢書》者，小宋、三劉以外，莫著於吴氏之《兩漢刊誤補遺》。近時校《漢書》者，錢氏《考異》《拾遺》以外，莫著於王氏之《商榷》。若夫群書考證，涉及《漢書》者，後漢人如《論衡》《獨斷》等書；六朝人如《顔氏家訓》等書；唐人如《史通》等書；宋人如《夢溪筆談》《容齋隨筆》《野客叢書》《困學紀聞》等書；明人如《丹鉛雜録》等書；國朝人如《日知録》等書。所當詳校，以正今本之誤。
下面我們舉兩個校勘實例，《史記·淮陰侯列傳》云：“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王念孫指出：
“彊”讀勉彊之彊，“彊”下當有服字，“劫於威”三字連讀，“彊服”二字連讀，言百姓非心服項王，特劫於威而彊服耳。下文云：“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語意正與此同。今本脱去服字，則當以“威彊”連讀，而讀“彊”爲“彊弱”之“彊”，非其指矣。《漢書》及《新序·善謀》篇“彊”下皆有服字。顔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是其證。
又《淮南子·原道》篇云：“上游於霄雿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王念孫指出：
“無垠”下有
字，今本正文及注皆脱去。《漢書·揚雄傳》：“紛被麗其亡
”，顔師古曰：“
，垠也。”垠
與霄雿相對爲文。《文選·西京賦》：“前後無有垠
。”李善注：“《淮南子》曰：‘出於無垠
之門。’許慎曰：‘垠
，端崖也。’”（《七命》注同）是許本有
字。《太平御覽·地部》二十：“《淮南子》曰：‘下出乎無垠
之門。’高誘曰：‘無垠
，無形之貌也。’”是高本亦有
字。
故書既爲新書引用，則人們既可以用故書校勘新書，也可以用新書校勘故書，兩者之間的關係是相互的。前者的例子如《漢書·韓彭英盧吴傳》云：“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爲二子所禽矣。”王念孫指出：
《史記》作“否，必爲二子所禽矣”。
關於後者，我們可舉宋王讜的《唐語林》爲例。這部書是博採五十種書中的材料分門别類編成的。校勘《唐語林》，可以利用這五十種書的現存資料；反之，校勘這五十種現存資料，也可利用《唐語林》。如周勛初《唐語林校證·前言》云：
拿《唐語林》中的文字和原書對校，二者之間時見差異，人們總是認爲原書可靠，《唐語林》中出現了改錯的字或傳誤的字。大體説來，校勘之時應該尊重原書，但這並不是説原書定然可靠。因爲筆記小説少有善本傳世，而後人又常是隨意改動文字，因此有些單刻傳世的原書也並不可信。《唐語林》成書較早，王讜能够見到各種原書的祖本，因此經他採入的文字，有的反而比原書更可信。這裏可舉《因話録》爲例以説明之。《唐語林》卷三，三〇六條叙柳元公杖殺神策小將事，中有“不獨試臣”一句，此文原出《因話録》卷二商部，此句作“不獨侮臣”。乍一看來，“試”字似爲誤字，然而《資治通鑑》卷二三九《唐紀》五五憲宗元和十一年《考異》引《因話録》此文，正作“不獨試臣”，可知《唐語林》中文字不誤，而《因話録》中的文字却已經過後人改動。又如《唐語林》卷二，一九一條言代宗獨孤妃薨，郭子儀欲致祭，下屬反對，“子儀曰：‘此事須柳侍御裁之。’時殿中侍御史柳弁，字伯存，掌書記，奉使在邠，即急召之”。此文原出《因話録》卷一宫部，内云“時予外伯祖殿中侍御史”，注曰：“諱芳，字伯存。”讀者如果不作細究，一定認爲原書可靠，因爲柳芳是當時的著名文士，又是趙璘本人的戚屬，記載上不可能有什麽問題。殊不知這裏也已經後人妄改，出現了錯誤。《新唐書》卷二〇二《文藝中·柳并傳》曰：“柳并者，字伯存。大曆中，辟河東府掌書記，遷殿中侍御史。”這人纔真是爲郭子儀草祭文的柳伯存，而非字仲敷的柳芳，查齊之鸞本、《歷代小史》本《唐語林》，此人正作“柳并”，可見聚珍本作“柳弁”，乃形近致誤，原書作“柳芳”，乃後人無識而妄改。於此可見，齊之鸞本、《歷代小史》本中的異文不容忽視，《唐語林》在校勘上有重要的價值，而它所依據的原書不見得都可靠，有時反而應該用王讜的引文來糾正今本之誤。
需要説明：古人引書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如楊慎云：“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又有變例：如子産答子皮云：‘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此乃引《周易》‘棟橈凶’之義，而不明言《易》。魯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子，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泰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據《泰誓》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健，此蓋省字，又一法也。郤至聘楚，辭享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已，争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也。”
再加上文獻在傳鈔轉刻的過程中所産生的一些新錯誤。所以他書引文不完全符合原文並非罕見的現象，我們在利用其他古書引文校勘時，理應採取謹慎態度。清朱一新説得好：“國朝人於校勘之學最精，而亦往往喜援他書以改本文。不知古人同述一事，同引一書，字句都有異同，非如今之校勘家，一字不敢竄易也。今人動以此律彼，專輒改訂，使古書皆失真面目，此甚陋習，不可從。凡本義可通者，即有他書顯證，亦不得輕改。古書詞義簡奥，又不當以今人文法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