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资治通鉴》是中国最有价值的两部史书中的一部，浏览这部书，可以对中国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后十世纪，一千三百多年的上古及中古社会，得到系统的充分了解。阅读《通鉴》，好像阅读当时每天发行的报纸，天文上的阴晴风雨，人世上的悲欢离合，战场上的喋血厮杀，政治上的阴谋斗争；有些人欢乐，有些人哭泣，有些人称心快意得冒泡，有些人的遭遇惨绝人寰。在这份报纸上，可以看到野心家义正词严的长篇大论，也可以听到政治家诡异无耻的窃窃私语。一天一天地过去，把这些报纸装订成册，就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合订本——《资治通鉴》。用读报纸的心情来读《资治通鉴》，才能发现它的功能。感谢司马光先生的贡献，他创造了这个报纸合订本，被称为“编年史”的体例，也给我们收集了大量当时编者认为最重要的政治新闻、军事新闻、经济新闻，以及若干天文的或其他的社会新闻。然而，和任何美满的事物一定都有缺点一样，报纸不可能专刊一则消息，假定这个消息有连续性，报纸也不可能每天只对这一项消息报道。大规模的战争或政争，往往连续好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读者如果想从《通鉴》中，取得某一事件的完整报道，真能把他累死。而这个缺点，在《通鉴》问世以后，立刻就呈现出来。只因《通鉴》分量太重、篇数太多，一时之间，束手无策。
一直到一百年后的十二世纪，袁枢先生出现，才解决这项难题。他把《通鉴》中有关联的事件都挑出来，也就是把报上有关某一专题的所有报道，都剪下来，依照顺序，重新组合粘贴，这项工作听起来易如反掌，他却足足费了至少两年以上的时间，才算初步完成，定名为《通鉴纪事本末》。用现代语言来说，也就是《资治通鉴》历史故事。袁枢所做的只是单纯的重组和剪贴，而只有少量的和无伤大雅的删改，并没有写下像“臣光曰”或“柏杨曰”之类主观的意见。他的贡献在原书杨万里先生所做的序文上，有简单说明。（杨万里先生这篇序文，用的是十二世纪的文言文，但它的艰难程度，远超过一千年前、公元前一世纪司马迁时代的文言文，越来越看不懂，好像那时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垄断知识。特将他的原文，附在译文之前，因为我对我的译文，没有自信。）但是，从袁枢题目上的遣词用字，也可以发现他的坚持。他在每一个标题中，都用一个动词，而这个动词恰好表达出他的史观，像“灭”“篡”“寇”“讨”“祸”，等等。
袁枢版《通鉴纪事本末》问世以后，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通鉴》本身。因为它确实提供给了读者很多方便，使读者可以在轻松之中，对全盘事件（无论它延续多少年）的来龙去脉，得以清楚了解。这不仅仅在知识上有无限的裨益，对渴望吸收知识的小民，也是一个无量功德。曾经有人认为：《本末》可以代替《通鉴》，事实证明，它并不能，犹如报纸剪贴簿不能代替报纸合订本一样。《通鉴》像浩瀚的大海，有千万条和千万种鱼；《纪事本末》像一连串池塘，每个池塘里虽然也有千万条鱼，却都是同一性质、同一种类的鱼。
本书虽然用袁枢先生使用的名字—《纪事本末》，也用杨万里先生的序，但它并不是翻译袁枢先生的原著。袁枢版《纪事本末》，来自于司马光版《资治通鉴》；而本书来自柏杨版《资治通鉴》。而柏杨版的章节，有柏杨版的分法。之所以用《纪事本末》，而没有用《通鉴故事》，只是觉得它已用了一千年之久，而且也确实是一个好的书名。
谢谢游奇惠小姐，她是“《通鉴》家族”最重要的一员，六巨册的《柏杨曰》就在她手中完成。至于《本末》，如没有她的督促，虽然我心里也很迫切，恐怕也出不了书。而且，主要的是，她负责地图。史书没有地图，历史人物就全悬半空，等于有演员而没有舞台。
写此序时，二十世纪已进入最后一年（一九九九），全书问世时，当在二十一世纪第一年（二〇〇〇）或第二年（二〇〇一）。停笔沉思，竟创此跨世纪的壮举，顿觉豪气干云！
柏杨
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于台北花园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