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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和袁枢先生，都在国立大学供职，袁枢先生是讲师，我是教授，不但志趣一样，而且专业相同，言语表达方式也相同。过了一年，他被派到严陵县（浙江省桐庐县）当教育官。又过了一年，我被派到临漳郡（广东省合浦县）当郡长（太守），路过严陵县（浙江省桐庐县），再度把握（当时，十二世纪七〇年代，宋帝国首都设临安〔浙江省杭州市〕），互相问候祝福，同时也就所作的学术研究，交换意见。袁枢先生拿出一叠书稿，就是这部——《通鉴纪事本末》。它大概的内容是：事件一经开始，定有后续；而在开始之前，定有初期征兆。表面隐密不明，实际埋藏强大爆破力；看起来混乱复杂，第一因却往往十分简单；一件纤细小故，都可能无限扩大；即令很远以前的微粒，也可能以巨大形象，呈现眼前。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一一提出药方。
我每次拜读《资治通鉴》，都有一种感觉：大多数事件都不能在短短的篇幅中看到结果。因为，拖得稍久的节目，总是被“年”从腰部切断，而每一年份，又被同一或不同一的事件，从腰部切断。看到开头，看不到结尾；好容易看到结尾，却又忘了开头时是怎么回事。当中好像隔着座座高山和片片雾海；这是“编年史”的特有体例，不得不如此。然而，拜读袁枢先生这部书，发现每桩事件，都完整地呈现眼底，我们冷静地欣赏着桩桩大事，波涛汹涌地向前推进，随着情节，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悲哀，一会儿鼓舞，一会儿叹息，一会儿流泪。
自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王朝起，一连串的什么“封国”“盗匪”“女主”“皇亲”“宦官”“权臣”“夷狄”“军阀割据”，各式各样疑难杂症，病情不一样，病源也不止一种。本末详细描绘之后，遂真相大白。“安史之乱”，起因于李林甫；军阀割据，起因于田令孜，灾难之发生，不只单纯来自一个细胞。发掘出来病源，对症下药，是这部书的主要贡献。掌握国家命脉的人，不可以不读这部书。面对奸邪，不可以视而不见；发现奸邪，不可以不警觉它的严重性。追求真理的人，不可以有了这部书而不读，或读了它而不消化。
《本末》是进入《通鉴》的大门。但，无论是诊断、是治疗、是调理、是手术、是维护健康，都绝不马虎、绝不避讳、绝不轻描淡写，更绝不放弃。这种医生，就是在古代，也不多见。聪明的人从中得到教训，愚昧的人则得不到任何裨益！人身如此，世情也如此，岂不可哀？
一一七四年三月一日，庐陵（江西省吉安县）杨万里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