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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的夜里，英国皇家空军的兰开斯特轰炸机准备降落在德国大城市，从座舱望出去，大概就像赤身踏进光线刺眼的房间，脆弱得不堪一击。轰炸机被交织的探照灯包围，高射炮打得机身不时翻转，敌机可能会从上方袭击；在低于零度的气温下作战，睡眠不足和长期精神紧绷，让人疲惫不堪；战斗机奋力运转，引擎声震耳欲聋；这些飞行员知道自己随时都会被炸得粉身碎骨。的确，1943年，超过五万五千名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RAF Bomber Command）的空军在德国丧命。
若能侥幸逃脱高射炮的攻击，轰炸机飞行员就会看到自己帮忙建造的人间炼狱：硝烟和火焰直冲六公里高。一位目击现场的轰炸机飞行员说，德国鲁尔地区的工业城埃森（Essen）像是燃烧中的大熔炉，就算从两百公里外望去，也宛如一片红霞。另一位飞行员回忆道：“我们基督徒所说的地狱，大概就是像这样吧。自此，我成了和平主义者。” [1]
试想当时被困在德国汉堡或布莱梅阴暗的地窖中的人是何等感受？吸着一氧化碳等气体，外头的大火慢慢地把地窖变成了个大烤箱；那些还没窒息而亡的人，必须承受外头如台风肆虐般的熊熊烈火。大火耗尽了空气中的氧气，让人无法呼吸，就算可以吸到几口气，肺也会被热气灼伤。也可能死于熔化的柏油路上，或是淹死在滚烫的河水中。1945年的春天，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有多达六十万人因为人为引发的烈火，遭受灼伤、烫伤或窒息而死亡。
大火肆虐后，这些防空洞的地板变得滑腻不堪，地上长满手指一般粗的蛆，集中营中的俘虏被迫挖出烧得焦黑的尸体。汉斯·埃里克·诺萨克（Hans Erich Nossack）是少数几位描写这些场景的德国作家，他写道：
老鼠和苍蝇占领了整个城市，恣意横行。肥大的老鼠明目张胆，在街头嬉戏；更恶心的是苍蝇，那些荧光绿的大苍蝇，见都没见过。它们成群地在路上集结，在半倒的墙上集结成一座小山交配，在窗户玻璃碎片上小憩，懒懒地晒着太阳。当它们飞不动的时候，就跟着我们在缝隙中爬行，我们起床第一个听到的就是苍蝇发出的嗡嗡声。 [2]
同样的事件，不同的角度。
这些受害者，无论是在空中被炸得粉身碎骨的轰炸机飞行员；在地窖中被烤干的平民百姓，或徒手挖掘尸体的俘虏，他们所受的苦难是相等的吗？最终的死亡是不是抹去了他们的差异？事实更为复杂。当炸弹落在汉堡的工人区汉姆布鲁克（Hammerbrook）时，歌手兼诗人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只有六岁，和母亲埃玛一起住在这个地区。为了躲避火焰，埃玛背着比尔曼跳入易北河，游到安全的地方。他记得看到三个人烧得像是“向希特勒致敬的火炬”，工厂屋顶“飞到空中，像彗星划过天际”。但比尔曼也知道，就在那一年，父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处死。他在他所写的《扬·加特之歌》（“The Ballad of Jan Gat”）中说：“我戴着黄色的大卫之星
在德国出生，英国的炸弹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之后同样是在1943年，人称“轰炸机”“屠夫”的空军上将阿瑟·哈里斯爵士（Sir Arthur Harris）决定把柏林变成下一个汉堡，全力出动轰炸司令部的武装部队，将柏林夷为平地。我父亲本来是个荷兰大学生，在德国占领期间拒绝签署效忠德国的誓言，被送到东柏林一处工厂强迫工作。11月一个寒冷的夜里，第一波皇家空军轰炸机来到工厂的上空。外国工人只有一条浅浅的壕沟可以避难。工厂被直接击中，有些工人在第一波攻击中丧生。不过，隔天早上我父亲和他朋友发现皇家空军并没有趁乱立刻进行第二波攻击，大感失望。
历史记载，联军日夜轰炸两年之后，才将大部分的柏林夷为平地。期间英军负责夜间轰炸，美军则是白天，苏联则动用被称为“斯大林管风琴”的火箭炮。哈里斯爵士没有成功夷平柏林。这个19世纪建造的城市充满砖造建筑以及林荫大道，和以木造房屋与狭小巷道为主的中世纪城市相比，较不容易受到祝融之灾。因此轰炸持续不断，我父亲和其他几百万人一样，疲惫不堪，长期身处寒冷天气中，终日与老鼠为伍。
流亡南加州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宣称德国人是罪有应得。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同盟国普遍抱持的态度。没错，是德国人先开始摧毁整个欧洲的。在英国皇家空军尚未放手让“策略性轰炸”殃及一般德国平民百姓之前，德国轰炸机已将华沙、鹿特丹、考文垂（Coventry）摧毁大半。策略性轰炸又被称为“区域性轰炸”，目标是摧毁整个城市，而非特定目标物。它是种“精神轰炸”，企图打击一般民心士气。早在1940年，亦即汉堡遭到轰炸前三年，希特勒曾幻想将伦敦炸成废墟。他告诉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
戈林就要开始全面轰炸伦敦了，用数不清、最新型的炸弹，一处都不放过……我们将把伦敦变成不毛之地。等到整个城市开始燃烧时，消防员也无用武之地了。 [3]
尽管德国人没能将伦敦夷为平地，今天英国球迷在足球场遇上德国队支持者时，仍会一起把手臂张开，模仿前来伦敦的德国轰炸机，而德国球迷至今也从没抗议过。德国知名学者及作家塞巴尔德（W. G. Sebald）在苏黎世的演说中，要求德国作家不要再刻意避免德国被摧毁的相关主题。这段后来传诵一时的演说，出版为《论摧毁的自然史》（ 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Destruction ）。原本对此主题保持沉默的文学界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这几乎是一种自然反应，”塞巴尔德写道，“它源自罪恶感和想要一挫胜利者威风的心理。因此人们宁愿缄默，视而不见。”他提到一位瑞典记者斯蒂·达格曼（Stig Dagerman）在1946年乘着火车穿过从前繁华而今只剩一堆瓦砾和荒草的汉堡市区。和德国其他地区的火车一样，车厢里挤满了人，“但没有人往窗外看。于是他明白，只有像他一样的外国人才会往窗外看”。“之后”，塞巴尔德说：
我们模糊的集体罪恶感，让所有的人，包括本应记录民族集体记忆的作家们，避开任何让人感到羞耻的事件印象。譬如说1945年2月在德累斯顿（Dresden）旧城，德国党卫队将六千八百六十五具尸体堆在一起烧毁，多亏了他们在特雷布尔卡（Treblinka）集中营的丰富经验。
虽说德国对于大屠杀的集体罪恶感是在战后二十年才慢慢发展而来，这个不能说出口的罪恶感，或许是对德国遭受轰炸避而不谈的部分原因。但对德国自由主义者、学者、艺术家来说，政治也是原因之一。举例来说，对德累斯顿的轰炸，长久以来一直是德国复仇主义者（revanchists）以及否认德国战争罪行的极右派分子最喜欢的主题。极右派网站及媒体如《国民报》（ National-Zeitung ）最常用的伎俩，就是将同盟国对纳粹罪行的批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大谈同盟国军队的“轰炸大屠杀”（Bombenholocaust）和对德国平民百姓的歼灭，“只因为他们是德国人”。他们声称有“六百万人”因盟军的轰炸而命丧黄泉。《国民报》做出结论：“当年也有一场针对德国人的大屠杀，只不过否认纳粹罪行会受到处罚，但否认对德国人的大屠杀，却不会受到任何处罚。”大部分德国人大概都不会想要和这种言论有所牵扯。
虽说丘吉尔事后（相当假惺惺地）谴责德累斯顿轰炸，因为这个军事行动很容易被安上不良动机，不过和战争结束之际，德国人在西里西亚（Silesia）以及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的种族灭绝行动相比，后者的行为更令人发指。因此“德国人才是受害者”这个说法，用塞巴尔德的话说，“是禁忌话题”，但这并不是在旁窥看、不制止轰炸而生的罪恶感，而是不良政治力所带来的结果。一种极端总会导致另一种极端。为了响应新纳粹分子针对“盟军大屠杀”（Allied Holocaust）的示威抗议，柏林的“反法西斯行动阵线”（A nti-fascist Action）在英国大使馆前集结进行“感谢英格兰”派对，唱着“纽约、伦敦和巴黎，我们都爱‘轰炸机’哈里斯！”
或许作家和前学生领袖彼得·施奈德（Peter Schneider） [4] 对塞巴尔德的反驳并没有错，他说：“要我们战后这一代，一边回忆德国平民和难民的命运，同时还要打破纳粹世代对德国崩解的缄默，这真是强人所难。” [5] 但塞巴尔德认为德国人已经把这个议题束之高阁太久，倒也是正确的。我们不该让《国民报》和其支持者绑架了这个议题。
德国作家约尔格·弗里德里希（Jörg Friedrich）的作品《烈火》（ The Fire ）重重地打破了这个沉默。 [6] 这部详尽、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是一个个德国城市被逐月摧毁的纪录。它在德国成为畅销书，掀起无数的电视上的唇枪舌剑，报章杂志上的笔战，广播节目的讨论，有关书籍也相继出版。德国人似乎沉默太久，需要不断地抒发压抑的情绪。
弗里德里希不是复仇主义者，也不是否认大屠杀分子。恰好相反，他是彼得·施奈德参与的“六八学运”的要角。他的记者生涯大部分是在揭露第三帝国的罪行，用放大镜检视联邦德国（西德）是否有任何新纳粹主义的倾向。他大概觉得他已翻遍纳粹罪行，是时候看看事情的另一面了。无论如何，他对盟军“士气轰炸”（morale bombing）的研究和他之前的作品，如《大屠杀百科》（
Encyclopedia of the Holocaust
）
一样，充满了热情和正义感。弗里德里希同时也出版了新作的视觉印象集《烈火之处》（
Brandstätten
）。这是一本摄影集，收录许多城市废墟、焦尸等和轰炸有关的影像。
[7]
某些不明就里的英国评论员，不知是否真读过《烈火》，批评弗里德里希指控丘吉尔是战犯，认为他借着控诉同盟国来否认德国的战争罪行。其实，弗里德里希并没有说丘吉尔是战犯，也没有试图为德国脱罪。虽然是一语带过，他的确明白指出德国是轰炸大城市战略的始作俑者，华沙和鹿特丹是前几个受害城市。他也提到戈林的空军部队在1941年炸死了三万英国平民百姓。他不断提醒读者，“德国成为废墟是希特勒的行为所带来的结果”。当然这种说法似乎是为其他德国人脱罪，但这不是本文的重点。
弗里德里希明确区分了以下两种军事行动：其一是将轰炸城市作为战略手段，协助地面部队。其二是以轰炸制造恐惧和达到全面性毁灭，以赢得胜利。他声称，德国人用的是第一种轰炸，盟军的轰炸则是后者。这两种军事行动是否可以像他所说的截然二分，仍有商榷的空间。德国空军在“伦敦大轰炸”（the Blitz）时，的确锁定劳工阶级地区以打击士气，绝对不只是协助地面部队的战略攻击而已。但同盟国将这种做法推向极端，最终导致1945年在长崎和广岛投下两颗原子弹。
轰炸平民百姓不是什么新鲜事。弗里德里希提到德国齐柏林飞船（Zeppelin）在1915年攻击英国的行动。五年之后，时任空军和战争大臣的丘吉尔决定起事，用轰炸对付两河流域。1928年，曾参与轰炸阿拉伯人和库德族的英国空军中将休·特伦查德（Hugh Trenchard）提出未来歼灭敌人最好的方法不是直接攻击军队，而是摧毁工厂，切断水、油料和电力补给，破坏支持军队作业的运输线。这原本是英国皇家空军在1941年上半年的主要战略，但这些惠灵顿轰炸机鲜少命中工厂或船坞。只有在白天或是月光皎洁的夜晚，飞行员才有办法看清目标，但就算看得清楚，也很难准确命中。如此效率极差的轰炸，代价却很高，超过一半的轰炸机飞行员丧命；五个炸弹中，只有一个会落在目标物方圆八公里内。相比之下，全面轰炸城市地区似乎简单多了。
早在1940年，当德国军队看来坚不可摧时，丘吉尔相信要赢得战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英国对纳粹母国发起绝对致命、极端的轰炸攻击”。 [8] 丘吉尔那个世代的人会想出如此极端的办法，除了战情危急之外，更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验。他们不希望旧事重演，让战事延宕多年，军队相互残杀；这件事要尽速解决。
但英国皇家空军必须等到三年之后才具备这样的能力，而此时所制定的战略完全是出于一种无力和失败感。新战略的幕后推手是空军中将查尔斯·波特尔（Charles Portal），当他在1934年派驻于也门亚丁（Aden）时，曾轰炸过当地不听使唤的部落。实际执行波特尔战略的，则是另一位曾轰炸过两河流域，并继任为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的阿瑟·哈里斯。此时的战略思想已和特伦查德当初的构想不同；他们认为所有的工厂，包括工人，都应该是轰炸的对象。他们希望平民百姓会因为失去家园和谋生的工具，起而反抗他们的领导人。只要丢下足够的炸弹，总有一天会令敌方士气溃散。伦敦人在德国轰炸期间的反应，早就证明这个做法只会适得其反，但波特尔声称德国人不像胆大的伦敦佬，非常容易惊慌失措、歇斯底里。
事实证明，德国人完全没有起而反抗他们的领导人。根据我父亲在柏林的观察，柏林人和伦敦人一样，反而变得更团结。“士气轰炸”的实际效果如何很难评估，但至少在德国并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轰炸让战争提早结束。索利·朱克曼勋爵（Lord Solly Zuckerman）在战争期间担任轰炸战略科学顾问，大力支持锁定交通运输线，反对全面性轰炸，他认为若是采用他所建议的策略，战争就能更早结束。 [9] 但纳粹政权在1943年似乎并不支持朱克曼的看法。施佩尔告诉希特勒，只要再发生六次像汉堡那样规模的轰炸，德国就得投降了。
表面上，朱克曼轰炸运输线的策略，似乎比哈里斯的恐怖轰炸更为人道。但根据弗里德里希的研究，轰炸运输中心等战略目标并不一定能减少伤亡，因为火车站大多位于市中心。盟军为了准备诺曼底登陆，轰炸了法国和比利时的铁路线，一万两千名法国和比利时平民因而丧命，虽然死亡人数是1942年对德轰炸时的两倍，但这些轰炸有明确的战略目的。
只是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在德国大片土地都成废墟时，还要继续轰炸德国城市。最晚一直到1945年，美国和英国仍派大量空军持续空袭已经被摧毁的城市，像是要把废墟里的每一只老鼠和苍蝇赶尽杀绝一样。英国皇家空军在战争结束前的九个月所投下的炸弹，超过整场战役的一半。从1944年7月到战争结束前，每个月平均有一万三千五百名平民丧生。然而，当时同盟国空军却拒绝轰炸通往奥斯维辛的铁路，认为那没有军事价值。为什么？为什么乌兹堡（Würzburg）这样一个以巴洛克教堂及中世纪建筑著称，没有任何军事价值的城市，会在1945年3月16日，距德国投降不到一个月时，在十七分钟之内被夷为平地？同样地，为什么必须摧毁弗赖堡、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德累斯顿呢？
朱克曼相信，“轰炸机”哈里斯就是个性喜破坏的人。有可能，但在华盛顿和伦敦，也有人相信必须要狠狠地教训德国人。美国空军的弗雷德里克·安德森（Frederick Anderson）将军深信，德国被全面摧毁的故事会父传子，子传孙，这样德国人就再也不会发动任何战争了。这也可能是部分原因。毋庸置疑，纯粹只是想报复，或有嗜血心理的，也大有人在。
但一个较为平淡的解释，可能是官僚系统间的内讧或怠惰。一旦开始执行某项策略之后，想要停止或改变这种做法，都会变得比较困难。朱克曼指出在诺曼底登陆前，高阶将领对轰炸策略一事，分成两派：一边是哈里斯和美国空军卡尔·斯帕茨（Carl Spaatz）将军；另一边则主张轰炸运输线，如空军总司令特拉福德· 利―马洛里爵士（Sir Trafford Leigh-Mallory）。朱克曼写道：
哈里斯和斯帕茨很快连成一气，试图不要让爵士的“温和手段”阻碍了他们的“战略”目标。斯帕茨还有另一层考虑，因为根据轰炸运输线的计划，爵士就会变成他的上司，他得服从指挥，无法自主。
这些小争执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弗里德里希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明确地记录了这个后果的严重性。
就算是错的那一方，有时也会有正确的见解。虽然不受欢迎的极右派《国民报》大力赞扬弗里德里希的著作，这并不代表弗里德里希是错的。同样的，作家马丁· 瓦尔泽（Martin Walser）因为相信德国人不再需要为过去赎罪而饱受争议，他将弗里德里希的著作和荷马对特洛伊战争的描述相比拟。瓦尔泽说，两位作者都超脱了将加害者和受害者简单二分的叙事方式。不过一个企图征服全世界、根据意识形态做出种族灭绝的国家，和试图阻止这一切的国家之间，似乎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虽说大部分的德国平民或许没有做出伤天害理的事，但身为集中营受害者，和作为遵从一个致力于大规模屠杀的领导者的人民之间，仍是有很大的差别。
弗里德里希的确没有缅怀第三帝国的光荣过去，或是否认他们的罪行，但他也没有和错误的支持者划清界限。首先他选择在右派的大众小报《图片报》（ Bild-Zeitung ）连载部分《烈火》的内容，似乎刻意针对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的读者发言。这些人虽然不是新纳粹分子，但相对来说，没那么通晓时事、态度保守、容易感情用事。更严重的是，弗里德里希的遣词用字和《国民报》的修辞策略不谋而合，如防空洞被称为“焚化炉”（Krematorien）、皇家空军轰炸机队是“帮派”（Einsatzgruppe）、摧毁图书馆是“焚书”（Bücherverbrennung）。我们很难相信这种用字遣词没有任何政治意涵。
为什么一位从前研究左派大屠杀、扫荡新纳粹的人，会写出这样一本书？人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这并非史无前例。关于德国在战争期间所受的苦难，最离谱的一本著作，其作者克劳斯·赖纳·勒尔（Klaus Rainer Röhl）本是共产主义者，后来却走到极右派。 [10] 勒尔把矛头指向美国人、犹太“流亡海外分子”和德国1968年学运分子，指责他们一方面洗脑德国人民，让他们对犹太大屠杀感到羞耻，另一方面却否认摧毁德国的死亡行军、恐怖轰炸以及“死亡集中营”。这听起来像是个失意的极端分子的愤怒之言，从相信乌托邦的左派分子，变成自怜自艾的右派人士。
不过弗里德里希表达的似乎是另一种愤怒。我们可以从《烈火》的最后一章及相片辑中看出端倪。他在《烈火》的最后，不断惋惜战火摧毁了原本保存于图书馆及文献库的诸多德国书籍。的确，有许多书籍毁于战火，但把这点当作一本长达五百九十二页的巨著结尾，似乎是在说失去这些书籍比失去那些人命更糟糕。从亘古绵长的角度而言，这或许是对的，但却让人质疑这本书的道德关怀。
《烈火之处》所选的照片，特别是对这些照片的编审，也让人有类似的印象。从这些照片中，我们看到尸体被铲起装进桶子里等人类苦难的画面，让人震慑。（书中只淡淡提到集中营囚犯被强迫处理这些尸体，没有多加评论。）但在弗里德里希的书中，真正的灾难却是美丽的旧城、古老的教堂、洛可可式皇宫、巴洛克风格市政厅、中世纪街道，皆被摧毁殆尽。这本书的前三十八页，收集了“轰炸机”哈里斯下达轰炸令前的德国照片，完全暴露了弗里德里希真正关心的事。
感伤于逝去的历史美景，并没有什么不对。对弗里德里希而言，这就像是失去了德国魂一样。“那些牺牲性命的人，”他写道，“离开了他们一手创造、孕育他们的地方。废墟正代表了生还者的空虚感。”他相信德国人被剥夺了他们“特有的历史观点”。书中最后一系列的照片，将德国古老街道的美丽，和之后的丑恶形成强烈对比。
不同的观点带给我们不同的省思。弗里德里希不只是针对英美联军的“士气轰炸”感到愤怒，也对战后德国人拒绝讨论这些历史文化损失，而感到痛心。对灾难性毁灭的响应，是去积极建设一个全新现代化的战后德国，而不去谈被希特勒玷污的历史。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曾经提到，外人若能明白“德国人是从他们的失败中记取教训，他们的成功是来自对过去的漠然”，就可以理解“德国人不知从何而来的精力”是其来有自了。
弗里德里希正是对这种漠然感到愤怒，对“古老城市的无意义牺牲”的冷漠，以及德国人对历史文化的集体逃避。他或许太过重视物质损失，甚于人员伤亡。但是，他最想表达的是，轰炸让德国“文化”（Kultur）丧失了一整个世代最聪明、最有能力的一群人；而失去了这一群有教养的德国犹太中产阶级，对德国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弗里德里希看似高度保守的言论背后，其实是一个左派分子表达对美国化和西德资本主义的不满。这正是为什么这位前1968年学运分子会成为德国受难的纪实者。他不仅是要把德国受难历史的话语权，从极右派手里拿回来，更是要拯救因希特勒十二年万恶政权而蒙尘的德国光荣历史。虽然有时弗里德里希难免落入极右派的窠臼，但这样的尝试仍是值得敬佩的。
[1] “So muss die Hölle aussehen，” Der Spiegel ，January 6，2003，p. 39.
[2] 节录自W. G. Sebald， 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Destruction （Modern Library，2004），p. 35. 诺萨克的《终结：汉堡1943》（ The End：Hamburg 1943 ）英译本由乔尔·阿吉（Joel Agee）翻译，于2014年12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卫·里夫（David Rieff）作序。
[3] 引自 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Destruction ，pp. 103-104.
[4] 彼得·施奈德，1940年出生于德国的吕贝克（Lübeck），1959年进入弗赖堡大学（Universities of Freiburg）研读日耳曼学、历史学与哲学，1962年转学至西柏林的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他于60年代参与联邦德国一系列的学生运动（六八学运），同时也是著名的左派作家，1973年发表的小说《伦茨》（ Lenz ）是当时左派圈子人手一本的热门作品。
[5] 引自 Ein Volk von Opfern？ （A People of Victims？），edited by Lothar Kettenacker（Berlin：Rowohlt，2003），p. 163.
[6] Jörg Friedrich， The Fire：The Bombing of Germany，1940–1945 ，translated by Allison Brow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
[7] Jörg Friedrich， Brandstätten：Der Anblick des Bombenkriegs （Berlin：Propyläen，2003）.
[8] 引自Richard B. Frank， Downfall：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Empire （Penguin，1999）.
[9] “The Doctrine of Destructio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29，1990.
[10] Klaus Rainer Röhl， Verbotene Trauer：Ende der deutschen Tabus （Forbidden Mourning：The End of a German Taboo）（Munich：Universitas，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