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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在蓑衣渡受挫后，没有后撤。由湘江东岸上陆，选择了永州（零陵）为目标。全军自永安州大转移，遭到包括蓑衣渡等几次大损失，领袖们是多么需要有个休整之所呢。可是永州黄沙河西因漫漫大水不能近城，只是转攻南面的道州。
在道州，太平天国稍有停顿，就颁布了讨伐清王朝的三篇檄文，即前文提到的《讨胡檄布四方谕》等。它为太平天国淡化宗教色彩，强化政治宣传，产生了很好的效应。湘南的穷苦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天地会众，纷纷参加了太平军，太平天国后期主持浙东军事的裨天义李尚扬，就是此时投军的。太平军很快就从出广西时的五六千战斗人员递增至两万余人。
湘南参加者，极多是志愿者。后来生存者多成为太平天国的骨干，晚期洪秀全还颁布诏书，底定出永安州到占领南京前的两湖、安徽参军大小人员，一律赐与“开朝勋臣”的荣誉称号，且用在本人旗帜、印信上，给予这班元老特别待遇。
太平天国在道州整顿，建立了著名的“道州大营”。
《洪秀全演义》插图
两个月后，太平军偏师罗大纲部，纵横穿越湘南，先后占领江华、永明、嘉乐、蓝山、桂阳，并向湖南、广东间的军事重镇郴州进发。郴州是在天地会众配合下，在8月17日攻占的。
郴州因位于南北要冲，商业活跃，仅沿河就有商栈几十家，挑夫、马夫、船夫络绎不绝，但自鸦片海运后，商栈寥落，大批人员失业，参加了本地天地会。早在同年4月，天地会众聚于杨柳浦，响应洪秀全，并约商夺取州城。相传洪秀全送去月饼八只半，以中秋为期，不料使者途中吃了五只。天地会众误识为三月半，于是当天深夜进城杀掠，据城二日，退出城去。此时又积极呼应，终于夺取了州城。
郴州有壮丽的文庙。据光绪《郴州直隶州乡土志》，郴州文化发达，自宋时就建有学宫，道光丁未年又大加修葺，至本年方才完竣，正逢太平军进城，即被烧毁。此事在湖南影响很大，后来即为曾国藩写进了《讨粤匪檄》。
洪秀全、杨秀清即以郴州为后方，暂驻扎休整，派出前锋直取长沙。
三天后，前军主将、西王萧朝贵率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等二千人马进发。
萧朝贵很懂得兵贵神速，他要奇袭长沙，但却没有走自耒阳、衡阳这条直线。因为根据军情，耒阳有书生彭玉麟率领的团练、乡民严阵以待，衡阳又有钦差大臣赛尚阿和湖广总督程裔采大军屯扎。不须因冗日持久，耽误进军。于是采取自东北小路兼程急驰。旬日之间，连占几乎无敌设防的永兴、安仁、攸县、茶陵。9月7日，又占领醴陵，沿途不断有人员参加。犹如滚雪球，很快就扩充至五六干人。萧朝贵善于长驱千里，突然出击，用兵神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状，以至李开芳最敬服他，称“萧朝贵第一通兵法”、“萧朝贵最厉害”。当时在萧朝贵麾下的下级军官李秀成也说他，“勇敢刚强，冲锋第一”。
9月11日，长驱直入的萧朝贵前军即赶到湖南省会长沙城下，鏖兵于城南妙高峰。长沙清文官武将毫无准备，惊惶失措。
太平军斗志奋发，在城郊石马铺，初次交锋就将驻防军西安镇总兵福成等军二千余人全部歼灭，所得军粮、大小炮甚多，火药四千余担，骡马不计其数。这使萧朝贵非常高兴。
萧朝贵志在必得，自率主力直插城畔，亲临一线指挥，大军在碧湘街等处架设炮台轰城，迅速占据南门、小西门外民房为垒，围攻各门。清军将士惊惶不已。湖南提督鲍起豹想入非非，风闻省城城隍颇有灵验，就将这座泥塑神像抬出，置于南门城楼上相与对坐，祈求保佑。
9月12日，萧朝贵不幸中炮。
萧朝贵是在南门外妙高峰督战时，被安置在魁星楼的西洋红衣巨炮击伤的，这是一尊长丈余，重三千余斤的前膛炮。据曾水源等事后向天王东王禀报称：炮弹正中萧朝贵胸膛乳上穿身，萧朝贵伤势十分危急，口眼俱呆。另说是城上铅子打入太平军铜炮炮眼，铜炮顿时炸裂，伤及正立在铜炮旁边的萧朝贵。也有说是萧朝贵亲自上阵，攀登云梯，因为身穿黄袍，目标极为显眼，被城炮击伤的。
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等人继续猛攻长沙，所据沿城典铺楼屋，与守军相隔不过两丈，彼此都能听及讲话声、咳唾声，两军将士躲在掩蔽体里各以枪炮互击，不相上下。
时驻于湘南郴州的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在9月25日接到萧朝贵负伤报告以后，立即撤军北上。10月5日，前部人马抵达了长沙，和围军联手，打了一个胜仗，击伤清知府江忠源。
此时，即10月初，萧朝贵伤重身死。
10月13日，洪秀全、杨秀清的后续部队全都到达长沙，经过郴州的扩军，以及沿途招募，人马递增至两万，在南门外连营十里。
清朝皇帝因太平军围困长沙，大为震惊，以“劳师糜饷，日久无功”为罪状，将尾追而来，由衡州至湘潭、指挥全线作战的钦差大臣赛尚阿革职送京严惩。赛尚阿丧师辱国，首鼠两端，时人多认为如果他亲临前线督战，将河路严加封锁，主动出击，太平军不到五月就得饿死长沙城郊。
长沙位置示意图
这位赛大臣真个是活宝，他帮了太平天国的大忙。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湖广总督程裔采也以坐视长沙不救之罪，革职留营在粮台处效用。另授徐广缙为钦差大臣，并署理湖广总督，节制地方文武和所有军营。一蟹不如一蟹。三十日后，徐广缙方才姗姗而来，先来驻扎衡阳，后至湘潭，再也不敢向前一步，说是为防止太平军南下。
当时在长沙围城里，主持防务的有两巡抚（湖南巡抚张亮基、湖北巡抚罗绕典）和广西提督向荣以及总兵、副将等正、从二品大员数十员，总兵力在六万人以上，每月饷银一百万两。而且还有各处援军纷纷前至。它大大地超过围城太平军的实力。
但是，清军不敢主动出击，为了防御，对付围城，竟将北门、西门外店铺尽行烧毁，为执行坚壁清野，又将著名的城南书院也烧毁，仅成了一个空壳子。
清军装备亦好，拥有威力甚强的大炮。向荣部队将吴三桂遗留的红衣炮三座及三等大炮四座移至南城，向太平军猛轰。但太平军将士相当聪明，他们作战因地制宜，抛弃传统的密集布局阵图法，“贼最好用分载之法，阵号老鸦，四散漫立，枪炮不能多伤”，而当清军集聚时，又迅速变为盘蛇，团团围住，聚而歼之。
10月中旬，洪秀全、杨秀清拟在长沙河西开辟第二战场，派石达开率军渡过湘水，西占龙回潭，并在水陆洲东西湘江搭造浮桥，连成一片。向荣带兵在水陆洲北登岛，妄图割断东、西太平军联系。石达开以主力埋伏在洲南丛林里。另派游骑诱敌，再截其断路，大败向荣军。
同时，太平军首次进行了地道战。
太平军在郴州时，有一千多名挖煤工加入了队伍，由此建立了特种部队——土营。土营是独立军团，设指挥1名、正副一二将军四名。土营用在战场，就是挖地道、炸城墙，为太平天国南征北战立有功勋。
太平军攻城，主要战术之一就是深挖地道。他们是近代中国地道战采用最广最多的始行者。因为深挖地道颇有战绩，两年后，土营大大扩充，仅主管指挥级人员就有三十名编制，将军级人员竟达六百余名。全营还设有典圣库、典买办、典油粮和典木匠、典竹匠等三十五种典官。
天王洪秀全玉玺
玉玺用白玉制作，径20.4cm，高2.7cm，纽高7.4cm，纽背刻云纹，纽侧刻双凤朝阳纹，玺文四周作双凤朝阳纹，左右作龙纹，下作立水纹，共44字，字体正书。这方玉玺，似乎不是长沙城外所刻。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
从10月30日到11月29日的一个月里，土营在长沙城外挖了十几条地道，有五次炸塌城墙。其中有一次因地道火药进发，把南城魁星楼都轰塌了，城墙崩倒四丈余，两千名将士蜂拥上城。这时，防守南门的邓绍良部官兵正三三两两麇集在天妃庙里赌博、酗酒。邓绍良闻讯大惊，立刻冲上决口抗御。布政使潘铎当即拿出三万银两犒赏，而由长沙知府仓景恬和官绅带头，率领军民挖掘街道石条及搜集空棺填土，以堵塞缺口。入城太平军因无后援，阵亡五百余人后，退出了城。
太平军先后四次挖地道，轰塌地道，但都坐挫无成。
此后守城军强化防御，太平军再也未能攻进长沙。
长沙久围不下，冗日持久。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为慰抚军心说是受命于天，获得了一块玉玺，也有说是军中巧匠所刻。这是太平天国天王的第一方玺。不管怎的，它对激励将士，群威群胆，起了不大不小的作用。玺是皇帝用印，这就更加强化了洪秀全第一领袖的定位。他是天王万岁，东王九千岁虽然只差一千岁，可这差距乃与其他诸王间差距一千岁有质的不同，这就是君臣之别。对此，当时东王杨秀清因军务倥偬，还来不及考虑，却为其后来在天京也要封万岁，也要为己铸造玺印，埋下了伏笔。
几天之后，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决定撤围，为应付敌兵追赶，他们先派遣偏师虚张声势充作主力，南行装作攻打湘潭态势。长沙清军闻讯，倾巢出动，往南追击，至湘潭仍未见遇，始醒悟中计，折回长沙。而此时这支偏师早已折回，北上会合主力部队，过湘江经龙回潭向宁乡走益阳去了。
八十一天的长沙围攻战宣告结束。
长沙城遭到飞来横祸，战争的破坏，以致在通往长沙大道左右几里，民居为之一空。
旷日持久，太平天国得不偿失。
1852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境界前后，那时石达开才二十出头。他是所谓天父诸子里最小的一个，所以在首义领袖里排行也是末尾。
石达开是举族参加金田团营的。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未去，妻子不久就改嫁了。直到1859年石达开回师广西，派族弟石镇吉回家寻取家眷，携走一个儿子。
因原配妻子未曾跟去，石达开便另娶了黄玉昆的女儿为妻。石达开经常奉命赴安徽、江西、湖北等西战场指挥作战，他的家属留在天京，按照天朝颁布的配妻诏，负责女营的大内总管蒙得恩每年都要精选一个漂亮的姑娘作为贡品，在他生日到来的大庆日子，送到翼王府给他做妻子。到1856年9月，石达开的正式妻子至少有五位。后来，韦昌辉血洗翼王府时，将其全部杀了。
《洪秀全演义》插图
大概因为石达开离京远征时孑然一身，因而在无聊文人编写的野史笔记中，多有好事者替他另配女人的。又因石达开在20世纪是被说得红极发紫的英雄，而英雄在农耕社会是不得抒发儿女情长的，由此又把他身旁的女人嬗变为义女，即干女儿。
《太平天国野史·载余》曾搜录民初文人所杜撰的韩宝英故事，内称湖南桂阳人韩宝英，在她十四岁时，石达开率太平军过桂阳，因她为报家仇，即拜石为父，称“四姑娘”。后石达开家属在天京兵变中为韦昌辉所杀戮，韩因在军中而得幸免；并自愿嫁给与石达开相貌形似的文书马某为妻，致使马在四川大渡河兵败时充作石的替身，投入清营送死。
20世纪30年代初，无聊文人许指严为筹酒资，杜撰《石达开日记》，更是莫须有地将韩宝英塑造为该书第二主角，聪明绝伦，巾帼无双。
20世纪40年代的话剧舞台上，陈白尘的《大渡河》、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剧，也塑造了这位女中豪杰韩宝英。
20世纪末，还有一部据长篇小说《太平天国》为本的同名电视连续集，更是编制石达开有个女儿石晓阳，竟与比乃父年纪大十岁的李秀成谈恋爱，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还搞了一场刑场上的婚礼，夺人眼珠。
这些都是一种富有中国传奇特色的巾帼文化。
《太平天国野史》一书还编造了石达开在天京时有女儿石绮湘，年十九岁，洪秀全要聘其为太子妃；又说石达开有次女石筠照，天京陷落时才十七岁。其实都是齐东野语，真所谓吹牛不打草稿，光论年龄上下就极别扭，遑谈其他。
1852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所经之处，大量张贴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联合署名的三道布告，即《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这三份布告都是在永安围城时写成的。
比起洪秀全所写的《原道救世歌》等论著来，这些布告的宗教色彩淡化了，政治味加深了。布告号召“中国人民”同心同力灭妖。这是有史以来首次在布告中出现“中国人民”的词组。而在此之前，从未见过有将“中国”和“人民”联词过的。“尔等多是中国人民，既是中国人民，何其愚蠢，雉发从妖”——这是太平天国的一个创造。
他们还传檄各地，号召响应太平天国：“今各省有志者万殊之众．名儒学士不少，英雄豪杰亦多。唯愿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本军师有所厚望焉。”
可是，道不同不相与谋。对于天下读书人而言，特别是那些有功名和醉心于功名的读书人，很少能与之合作的，例如赫赫有名的左宗棠。
左宗棠才学兼优，平生不关注八股，而重视经世之学，十八九岁时就研读《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直到道光十二年（1812）还是一个童生。此年，为了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他花钱捐了一个监生，结果仍落第了。同年皇帝特批，要主考官重新批阅“遗卷”，考官从五千份已被淘汰的试卷选了六份，其中一份就是左宗棠的。于是连秀才都不是的左宗棠，直接捡到了举人功名。左宗棠早年在湖南就有很高知名度。他是举人，只是三次会试考进士都未中式。很早就有大志向，自号“湘上农人”，成名后又自比诸葛亮，晚年更以为是“今亮或胜古亮”，有人捧他妙算如神。左也非常自负，自称“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清道光十六年（1826）他写有联语自勉，那便是通常湖南人所知道的：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当时不少湖南籍大官僚如贺长龄、陶澍和陶澍的快婿胡林翼等都很赏识他。
林则徐因为烧毁鸦片、抗击英军，保国爱民，成为当时天下众望所归的名臣。左宗棠也曾见过他一面，那是在1849年林则徐由云贵总督任上告老还乡、路过长沙时，特地派人请左宗棠赴湘江船上见面。六十四岁的林则徐与三十七岁的左宗棠相晤，林知人阅世，连称左宗棠是绝世奇才。两人作了通宵达旦的谈话，天明方始告别。
近代中国两位非常爱国的才俊会面，后世引为佳话。后人还在他俩相会的湘江边，立有林、左舟中夜话铜像，供人凭吊，供人瞻仰。
第二年，林则徐再任钦差大臣，前往广西镇压天地会，在途经广东普宁时猝然病死。此处附带一说，若干年前有些著作竟将林赴广西镇压天地会，说是镇压太平天国，还说当洪秀全等风闻林将要到来，一哄而散云云，那是不切史事的。但林则徐业绩确实深得人心，朝野寄以厚望，当噩耗传来，左宗棠撰挽联以寄哀思：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或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左宗棠称颂林则徐，但又为他未完成解决广西天地会事感到遗憾。他是坚决主张严厉镇压天地会的。因此，当左宗棠的同乡李星沅出任钦差大臣，由湘入桂，请他入幕时，他正准备起程，不料李星沅又很快病死，只好作罢。
太平军初攻长沙时，湖南巡抚银质大印正由骆秉章移交与张亮基。张亮基是江苏铜山人，曾是林则徐幕僚，又经胡林翼推荐，很赏识左宗棠的才智，他派专人前往常德乡间白水洞，聘请隐居的左宗棠出山。左宗棠要先看看，故并没有立即答应。而左宗棠的好友胡林翼、江忠源、郭嵩焘、郭昆焘等人，先后写信或亲自前来促其俯就。
于是左宗棠出山了。他来到张亮基处。10月2日，两人同抵长沙城下，当时太平军仍在围困长沙。10月7日，他们才偷偷缒城而入。张亮基非常信任左宗棠，“一以兵事任之”；左宗棠也感恩报德，日夕策划守城方案，且都被张亮基所采纳。时援军云集长沙四郊，左宗棠曾向张亮基建议，乘机内外夹攻，围歼太平军于城下。时在宁乡带团练的李续宾也向本县县令建议，募勇出击围歼。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师老城下，久之必败。11月30日，洪秀全在围困长沙三个月以后，没有进展，无计可施，他还算聪明，知道长此以往，全军将会被拖死，遂下决心撤围北上。左宗棠在长沙守城，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这是有史料记录在案的。
道不同不相与谋，他和洪秀全、石达开等人，是两条船上的人。
可是后来也有人说，左宗棠与洪秀全曾有一次会晤，就是在1852年长沙围城时，左宗棠主动找上门去的。
最早说此事的，不是19世纪左宗棠时代的诗文书牍、笔记档案，而是20世纪初的章回小说，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黄世仲在广州《少年报》连载的《洪秀全演义》，其中称左宗棠：“当洪天王入武昌时，曾上书天王，劝他勿从外教。洪天王见他不明种族，又不识君民同重的道理，因此不甚留意他。他满望上书洪天王，得个重用，故经许多人聘请过他，他倒不愿出。”“当秀全初下武昌时，湖南举人左宗棠尚未出任。曾上书于秀全，力称秀全武将有余文事不足，且称秀全不宜信仰外教，宜尊崇孔子。”
1915年，日本人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更将此故事由武昌移于长沙：“据长沙人言：洪天王围长沙时，有一人布衣草履，与天王论攻守、建国之策。天王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后湘军欲缚此献策者，因不知其姓名，其事遂寝。然考清末刊行之书有日《支那》者，以为此人即左宗棠也；且劝洪天王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推察左宗棠之性格，此说或不诬也。”
它就是故事的来源。
显然，此处实为抬高左宗棠，并制造左宗棠亦有革命造反思想，不与曾、李、胡并列，而能为革命军相知也。
后来者将这段故事演绎得很是精彩，颇能说明左宗棠和洪秀全这两位近代重点角色的文化思维和价值意向。以致20世纪海峡两岸的几部中国近代史权威著作，如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萧一山《清代通史》和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等，对此都分别作了叙述和引用。但学者治史严谨，都用了“据比较可信的传说”、“据传说”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