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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留心北京地铁站的公益广告，就会发现在宣传人造卫星、高铁等象征国家发展的大型工程及其成果时，常冠以“大国重器”的醒目标题。无独有偶，有学者把中国的青铜时代称为“重器时代”。说起来，二者还真是有一定的内在历史关联。
我在前面已讲过，青铜冶铸技术被中原王朝引进之后，主要用来制造那些用于祭祀、作为贵族和王室身份地位象征物的礼器。而这种礼仪重器的硕大、精美，显示着其背后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种巨大的投入在全球早期青铜文明范畴内都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学界才把中国的青铜时代称为“重器时代”。
如果我们去台北“故宫博物院”，会发现那里的镇馆之宝是一棵翠玉白菜，而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肯定是司母戊大方鼎。
我们不妨通过学界对商代青铜礼器中的“巨无霸”——司母戊大方鼎的研究，来管窥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高度与特色。
关于这件大鼎，最热门的讨论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在2011年左右把这件我们小时候在历史教科书上认识的著名青铜礼器改名为“后母戊青铜方鼎”，简称“后母戊鼎”。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改变在学界和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由于学术界对这件商代大鼎的铭文释读有不同的认识，有多种释读方案共存，所以这件大鼎到底是叫“后母戊鼎”还是“司母戊鼎”，至今还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因而这次也只是改名而已，不是正名。我们姑且叫它的旧名“司母戊大鼎”。
依照最新公布的数据，司母戊大鼎长约1.16米，宽约0.79米，通高1.33米。20世纪50年代测定大鼎的重量为875公斤，根据90年代的最新测定，其总重量为832.84公斤。随着岁月的流逝，大鼎应该存在减重的现象。有学者推算大鼎的原重量应该在1吨（1000公斤）以上。尽管有学者推测其可能并非商代青铜器中最大、最重者，但就实物而论，司母戊大鼎的体量在目前公布的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中居于首位。可以说，这是一件真正的最重的“国之重器”。
大鼎的内壁铸有“司母戊”的铭文，根据学者对这个铭文的解释和判断，这件大鼎应该是用来祭祀先妣的，一般认为是祭祀做器者的母亲，而做器者应该是一代商王。大鼎的年代被推定为殷墟文化的第二期或第三期，与著名的妇好墓的年代近同。有人甚至认为其主人与妇好都是商王武丁的固定配偶。这件大鼎上部铸有两只耳朵，底部是支撑重量的四只青铜足，鼎身部分装饰得复杂又精美，以云雷纹为底纹，底纹上还托浮着兽面纹、饕餮纹、龙纹，形成了多重花纹，庄重中透着生动。
按照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的说法，商周时期青铜器上装饰动物花纹，不仅仅是出于美观的考虑，还具有图像上的意义：这些动物花纹可能是协助巫师沟通天、地、神、人的各种动物的形象。
司母戊大鼎及其铭文
因此，这显然是一件王室重器。如此庞然大物，是如何造出来的呢？考古学家、冶金史专家和工艺学家对司母戊大鼎的铸造工序做了合乎逻辑的推断。
铸造这件大鼎的第一步是设计。在蓝图之外，制作者甚至可能会先造出小的器物模型，以便放大翻制。
而后进入制模、制范阶段。简单来说，青铜熔液必须浇铸到某一种模具中，冷透了以后，才能成为青铜器。这种制造模具的过程，就叫作“制模”“制范”，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模范”一词的来源。模范法工艺要先用泥土塑出要铸的器物实样，表面雕刻出纹饰，即俗称的模子。模子干了以后，在上面用泥反复按压，形成外范，把模子刮去一层，形成内范，内、外范之间的距离就是要铸的器物的厚度。最后从浇灌孔注入青铜熔液，等到熔液冷却，打碎内、外范，青铜器就成形了。对司母戊大鼎这么大的鼎而言，很难做出一个完整的巨大模具，因此采用的方法是各个局部先制作内、外范，最后再把这些范拼起来。关于司母戊大鼎的用范数量，学者们推测，应该在20～52块之间。
下一步工序是铸造，就是把这几十块内、外范一一拼好，从这件庞然大物的足部浇入青铜液。为了使青铜液不会因为来不及浇铸而冷却，必须就地进行冶炼。在铸铜作坊，就备有冶炼好的铜、锡、铅等金属料，按照铸件的性质配置、熔炼合金。学者们推测，铸造875公斤的司母戊大鼎，需要准备铜料1200～1500公斤，需要化铜近2000公斤，这相当于一头成年大象的重量。
等到灌入大鼎的青铜液冷却凝固后，把泥土造的模具全部敲掉，然后在口沿上加铸鼎耳，打磨清理，最终完成铸造。
根据考古发现，我们还可以对殷墟都邑中包括大鼎在内的青铜礼容器的生产者群体和他们的生产场景进行概略的勾画。可以想象，在铸造大鼎的过程中，需要数以百计的工匠，共同分工、协作，就地完成大鼎的制作。在这个过程中，有人专门进行某一个小部件的泥土制模，有人专门进行拼图工作，有人专门冶炼青铜液，有人专门进行占卜和预测，还要有人进行监督和协调。这还不包括后勤保障，结构之复杂，可以想象。如此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精密的生产管理体系乃至背后的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高度都是如何形成的，非常耐人寻味。
就这样，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青铜重器，按照当时商王祭祀活动的需求，经设计、铸型、铸件等工序，在专门的铸铜作坊中问世了。司母戊大鼎的问世，也是中国青铜时代进入鼎盛期的一个标志，具有“中国特色”的青铜文明开始大放异彩。
广泛地使用青铜器，步入青铜时代，是人类文明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阶段。青铜器作为礼器的出现，是这个文明步入成熟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的中原地区出土了最早的青铜礼容器，而中原地区也是东亚大陆最早出现广域王权国家的地区。这绝不是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
青铜礼器的出现和当时的中原社会都经历了文化交流中的碰撞与裂变的过程，二者相互作用、刺激，导致中原地区自公元前两千纪上半叶起，进入了史上空前的“大提速”时代。成组的青铜礼器最早发现于二里头都邑，其铸造和使用则可以上溯至龙山时代。早期中国，由此起步。
我在前面说过，东亚大陆的面积与欧洲是差不多的，当时的国际态势和现在的欧洲也差不多，没有中心可言。最初整个东亚大陆是无中心的多元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玉石在那个时代可以代表中国文化，可以称为“玉石东亚”。在二里头时代以前，东亚大陆经历了漫长的新石器时代，或可称为玉器时代。
到了二里头时代或者稍早的龙山时代后期，利用化学反应瞬间成形的青铜礼器和兵器问世，大大提升了当时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战争的破坏性，与之前通过物理变化琢磨玉石的缓慢、优雅以及持续的相对和平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二里头时代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有中心的多元时代。因为“二里头集团”就是一个盟主，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性的国上之国。二里头并没有像秦汉帝国之后那样统驭一个大的范围，而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大家以它为高、为大、为上，形成一个硬实力和软实力兼备的中心，这叫有中心的多元，可以称为“青铜中国”。
二里头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商、周文明。商、周王朝继承并发展了二里头以来的社会整合方式，吸收、沿用了二里头的青铜礼器制度、祭祀制度、宫室制度、墓葬制度等，祭祀祖先，流行占卜，试图连通天地鬼神，明确等级、地位、身份。这些政治文化传统，都与二里头文化一脉相承。
鉴于此，美国著名汉学家艾兰教授指出，从二里头到周代的整个中国青铜文明，由礼器、礼仪祭祖活动到礼书上的“礼”，无论是器用层面还是其中所显示的贵族文化的底蕴，都是一以贯之的。各个文明实体之间礼器模仿的背景，是社会政治理念的共享和趋同，也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核心所在。
在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这200年的时间里，二里头文化执东亚大陆青铜时代的牛耳，随后，二里岗文化代表的商王朝前期的青铜文化大幅度向外扩展。二里头时代的二里头都邑和二里岗文化的主都郑州商城，是这个时期有能力和权力铸造青铜礼器的都邑，其他地方是根本不允许也不可能铸造的。
王族的奢侈品变成了重要的礼器，这些奢侈品的制造、赏赐和使用完全被王族把持。从这个角度又会提出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王朝扩张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各个王朝为什么要打仗？按照张光直先生的分析，很有可能是为了获得用于青铜器生产的铜料、铅料和锡料，对它们的攫取和占有导致了王朝的扩张。
这样看起来，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往往超出了二里头之前那些只是在小的地理单元，比如小流域和小盆地分布的区域性文化。当然，二里岗文化还有更大的扩散。最早的交通孔道应该是水路，因为水路是最好走的，只要有个竹筏木排，大量的铜锭就可以运回都城。我们现在逐渐搞清楚了，一般都是在采掘现场采铜，炼成铜锭，再装上船运到都城，在都城铸造青铜礼器。东周时代的金文中有“金道锡行”的记载，这些青铜原料的运输道路连通中原与淮河、长江流域，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到了这一阶段，早期中国的政权已是具有广大范围和超强控制力的广域王权国家了。商王朝既有直接控制的太行山东麓和豫北冀南地区这类“直辖区”，也有间接控制的晋中南、冀北、鲁西、长江中游北岸、陕西关中平原等地区。这些受间接控制的地区，集中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和物资，向商、周王朝的直辖地区不断输送，而王再将作为身份、地位象征物的青铜礼器向下分配，从而确立了王朝的一元化的纳贡制度。
在这样一种纳贡体制下，逐渐形成了中国青铜文明，也就是中原王朝文明的张力，这甚至成为秦汉帝国版图形成的前提。可以说，二里头时代的以二里头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整合与制度建设，通过商、周王朝的扩展与分封，达到普世化，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
这就是“国之重器”的真正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