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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里头发生历史大突破之前，当时的东亚大陆已经有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等异彩纷呈的区域文化。二里头在其中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大的，但为什么说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呢？
在地处中原腹心地区——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都邑，我们发现了一些“中国之最”，它们开创了后世诸多制度的先河。
第一个中国之最，就是最早的青铜礼器群，这是中原王朝礼乐文明的开始。
关于二里头遗址的考古，我们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从1959年发现到现在，已有将近60年。虽然说不清它到底是属于商还是夏，但是它奠定了礼乐文明的基础，这是相当清楚的。现在我们可以说，二里头是中原青铜文明的肇始。青铜时代来临后，中原的先民并没有把青铜做成农具来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没有像三星堆那样，把它用于巫术、祭神的东西来处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是把它做成青铜礼器，用来祭祀祖先，注重的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属于政治立国，这样一套器具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物件。那么，它们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一直往上推。因为考古人可以像侦探一样，靠这些蛛丝马迹来做独立于文献的探究。
二里头第一个厉害的地方，是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这一点对中国青铜文明而言太重要了，也是很难得的。在二里头礼器群出现之前，东亚大陆各地仅见一些小的红铜或青铜日常用具和装饰品。我们只发现了一些零星的复合范铜铸件。
“模范”这个词在中国很流行，所谓“模范”，本义就是内模外范，这在青铜铸造技术中是一个重要的术语。德国著名汉学家雷德侯教授的《万物》一书，就是从模件和它的规模化生产引申出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甚至思维方式，像汉字的偏旁部首，也就那么几个，中国人却用它们造出了那么丰富的汉字。青铜铸造也是如此，本来域外的青铜冶铸技术被我们吸收进来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的，一般用石质的单范或双范，铸造简单的生产工具、兵器、日常用具和装饰品，但是一旦到了中原这里，就被几千年来模制陶器的传统所容纳。中国有好多陶器都是模制的，在青铜技术引进来之前，不少陶器就是用模具做出来的。这种源远流长的模制传统，和外来的青铜技术相结合，铜水往模具中一浇铸，一只大鼎就做出来了，这是一个极大的创新。中国人是具有“山寨”或创新的潜质的，有些工艺不一定是我们原创的，但是一旦到了我们这里，加以改良提升，制造出的产品就屹立于整个世界文明之林了。可以说，青铜礼器的出现，意味着整个中原社会发生了转型。
第二个中国之最，是关于洛阳盆地的秘密。
说到二里头文化，我作为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有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但之所以要浓墨重彩地向大家推介二里头，也是有原因的。二里头所在的洛阳盆地，处于中原腹地，就在黄土高原和华北、华中大平原的交会地带。就是这么一个1000多平方公里的小盆地，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前后历时1500多年，这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在地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作“胡焕庸线”，这是中国第一条人口密度的对比线，是中国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1935年提出来的。他指出，整个广袤的中国国土可以以这条线为界，从大兴安岭一直到西南山脉，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
后来的考古学研究表明，这个现象似乎在几千年前就成为事实了。这条线的东南是绿色的，西北是褐黄色的；东南是低地，西北是高地。由此分为两大板块，多雨的地区和干旱的地区，农耕区域和游牧、畜牧的区域，稻作区域和旱作区域，还有考古学器物鼎和鬲的分布区域等，都是以这条线为界的。比如鼎，它的三足是实的，三个实足的器物叫“鼎”，而像奶头状的三个空足的烹煮用的器物叫作鬲。鬲的分布板块是西北地区，鼎的分布板块是东南地区。这条线的两边在新石器时代都有辉煌的文化。和现在一样，东部发达，我称其为“东方先亮”，东方这边在社会复杂化上先行一步。但是到最后，两大板块都没有形成高度发达的文明，而在它们的交会地带出现了最发达的王朝文明。这类似于生态学上的边际效应，可谓“杂交出高度文明”。二里头就在这样一个交会地带。
二里头所在的地方，北依邙山，南临古伊洛河。“生于苏杭，葬于北邙”，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在中国各地，如果说文物破坏几乎是十墓九空，那么在洛阳则是十墓十空。究其原因，一是这个地方古代墓葬特别多，规格又特别高，树大招风；二是大约在民国时期，这里出现了一种先进的工具，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洛阳铲。据说洛阳铲是盗墓贼的发明，是聪明的洛阳人发明的，到现在还被考古工作者用于对古代文明的探究。不夸张地说，到目前为止，全球范围内还没有任何一种高精尖的仪器设备可以取代这种简单的洛阳铲，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特别适用于中国的黄土地带。
洛阳铲
在二里头进行考古发掘的同时，我们还对洛阳盆地进行了大面积的、地毯式的、全覆盖式的系统考古调查。通过多年的工作，我们勾画出了这个区域发展的大致脉络。要知道，在前仰韶时代，就是大约公元前5000年前，这里可谓地广人稀；到了仰韶时代，即大约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800年，人口大膨胀，定居农业非常发达；到了龙山时代，即大约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800年，这1000年也持续兴旺。但是一直没有发现像二里头这样的超大型的聚落，也就是当时的社会没有一个金字塔的塔尖，而到了二里头大型都邑登场，就是文明史上的一个质变。水之北、山之南为阳，这里应该是最早的洛阳。二里头就位于古伊洛河的北边，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前面说我们的考古工作进行了近60年，发掘了多少呢？有人说考古就是磨洋工，一个建筑工地上曾有一幅标语很有意思，写的是“大干快上，把考古人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因为考古人的工作肯定不如推土机快。考古人拿着刷子、铲子，刷过来铲过去的，但是没有这样的精耕细作，就没有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深入认识。从1959年发现遗址到现在，几代人时间过去了，我们发掘、揭露了多少面积？300万平方米只揭露了4万多平方米，也就是1%多一点。这就是愚公移山，“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就要这么一代一代地干下去。相信我们的后代要比我们聪明，应该可持续发展，给他们留下更多的遗产。这就是二里头的第二个中国之最——三代文明核心地区最早的超大规模的都邑。
第三个中国之最，是关于二里头在“不动产”方面的重要遗存的发现。这些遗存的发现都是突破性的，是首次发现，二里头重要就重要在这儿。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和车辙，发现了“井”字形大道。道路是城市的骨架，没有道路，城市规划就无从谈起。在这个“井”字形大道上，我们发现了东亚地区最早的车辙。车在人类文明史上太重要了，别看中国人早就会平着放轮盘，用快轮或慢轮制陶，但是把这个圆盘竖起来，加上一个轴，然后用人力或畜力拉起来，这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是在二里头时期最早引进的。马车比这更晚，要到殷墟时期才有，二里头时期的中原连驯养的家马都还没有，但是在中原的西北方向，甘肃、青海地区据说已经有了。
在这里，我们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四合院式的宫殿建筑群。中轴线对中国人而言太重要了，坐北朝南、封闭式结构、土木建筑、中轴对称这样一些建筑原则甚至礼制、政治原则，一直为后代中国所承继。这些东西，从建中立极到中庸，甚至河南话的“中不中？中！”，就是“中”文化，是一种原典文化。这些东西在春秋战国时期或者更早的时候就被写进典籍里了，然后通过阅读，耳濡目染，融入每个中国人的骨血里。
我们在二里头不光发现了大的四合院，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的宫殿建筑群，这种建筑结构本来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它居然比四合院出现得还早。中国古代建筑是土木建筑，所以中国很难保存有像帕提侬神庙或埃及金字塔那样的石头建筑。土木建筑堆不高，战国时期的台基已经堆得很高了，但顶多也就是十几米。这样一来，用什么方式来体现贵族乃至王者的等级和身份呢？由于土木建筑堆不高，所以我们就向纵深发展，“庭院深深深几许”，注重多进院落。如果说单进的四合院是小门小户，那么三进的和五进的恐怕就是贵族和王爷一级的居所了。中国最大的四合院在哪儿？就是明清紫禁城。中国古代都是靠这些东西来彰显等级和地位的。脱光衣服后，人都是一样的，但要体现出他是“人上人”，酋长就得弄根羽毛之类的东西装饰一下。最初人们就是靠这些东西来做等级、地位的区分，后来越来越复杂。这样的大型礼仪建筑在二里头被发现了，之前则没有，所以二里头的重要性就在于此。
在这里，我们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明清紫禁城有70多万平方米，我们在二里头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城有10万平方米出头，是紫禁城面积的七分之一。
我经常说我在中国考古界是做“不动产”的，但总会有人问：“许老师，你最重要的发现一定是绿松石龙吧？”有不少人都知道，被誉为“超级国宝”的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是在我们手里发掘出来的。那是2002年，我和同事在清理二里头宫殿区的一处墓葬时，发掘出了一件形体长大、巨头蜷尾的龙形器。这条龙的龙身曲伏有致，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鼻、眼则以白玉和绿松石填充，色彩艳丽，对比强烈。这个发现很惊人，但是当我面对朋友们的询问，说我们最大的考古发现是不是这条绿松石龙的时候，我回答说：不是，我主要是做“不动产”的。比如四合院、宫城、道路网络系统、建筑结构布局等，我主要是做这方面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所以，发现中国最早的宫城才是我最看重的。聚落形态太重要了，比那些值钱的文物还重要。因为做历史研究，必须把那些具体的物放在一个大的背景里，才有意义。与其说考古学是研究物的，不如说考古学是研究物背后的背景和相互关系的。这实际上也是文物收藏鉴赏和考古之间的本质差别。
我们可以以绿松石龙形器为例来看看考古背景的重要性。这件龙形器是用2000多片细小的绿松石片做成的，每一片只有几毫米大小，厚度也只有一毫米。这么多绿松石片一点点粘嵌在皮革或木头类的有机质上，有机质彻底腐烂后，只剩下这些东西了。这些绿松石片如果像嵌绿松石铜牌饰那样有个铜托还好，谁都挖不坏。假如有学考古的学生去现场实习，老师暂时没在身边，他一看这些绿松石片，非常兴奋，一片一片地抠。抠完之后，老师回来了，他说：“老师你看，2000多片绿松石片啊！”老师问他：“那龙呢？”学生就会目瞪口呆。这就是考古背景的重要性。通过仔细清理，我们知道这条龙是在贵族墓的墓主人身上出土的，从肩部到胯部70厘米长，上面是一个铜铃，还带有青铜器的青锈，但当时应该是金黄色的。金黄色的铜铃叮当作响，再加上一条松绿色的龙，可以想见墓主人的威风，让人想起《诗经》中“龙旂阳阳，和铃央央”的隆重场面。龙牌、龙杖或者龙旗，还埋在宫殿区的院子里，那么这个人是什么身份呢？这引人遐想。有人说这个人是祭司，有人说是巫师，还有人说是王室成员，具体身份则是考古学暂时没法揭示出来的。
我们在二里头还发现了与祭祀有关的巨型坑，这很有可能就是最早的国家级的祭祀场，里面都是小猪的骨架，看得出这些猪在比较小的时候就被杀掉了，甚至头部的朝向和身体的姿势都有一定的规制。
超大型都邑、青铜礼器及铸铜作坊、城市主干道网、车辙、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祭祀坑、绿松石龙，这些都是二里头发现的中国之最。这些中国之最汇聚了浓重的王朝文明的要素。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继续揭示二里头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