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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在实现统一之后的第八年和第九年做了两件事情，就是我们都知道的焚书和坑儒。焚书坑儒体现着秦帝国的政治方向和文化原则，秦始皇一定没有想到这样的决策会成为千古议论的一个主题。
后人经常把焚坑两件事合在一起说，所谓焚坑之祸、焚坑之恶、焚坑之惨等。毛泽东有诗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应当说，焚书坑儒是文化史上的浩劫。也有一些学者说，焚书其实未必是中国古代图书遭遇的最大浩劫。这些评价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我们可以看到，秦人在崛起和统一的历程中是表现出一定胸怀的，他们用客卿治国，用外国人来担任高等级的行政长官，重用来自敌国的有才之士。由余、商鞅、范雎、李斯、尉缭，这些名臣都是来自外国而受到重用，他们个人得到了实现理想、施展才智的较好平台。再比如吕不韦，我们知道他也是一个外国人，他是一个对秦史进程有积极推动作用的人物。
客卿的运用，在客观上促进了优秀文化的吸收，促进了秦文化的发展。一些东方文化理念，秦人起初是排斥的，后来逐渐有所吸收。秦人利用这种客卿制度实现了国力的空前增强，实现了进取的空前成功。秦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也是毫不拘忌的，比如郡县制度，就是秦人推行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起初秦人在秦孝公的时候设立了县，但是还没有郡，后来魏国把上郡这个地方给了秦国。秦人继承了上郡的设置，后来又有了汉中郡。可以说，郡的设置，秦人是吸收了其他国家先进可贵的经验的。另外，秦设博士制度，秦始皇时代设置了70多个博士的职务，也充分听取博士的意见，这也是接受东方的文化体制的体现。
再有就是对燕齐方士的信从。环渤海地区有一些燕齐方士，就是后来积极为秦始皇寻求不死药、寻求海上三仙山的一些东方知识分子，也受到秦始皇的信用，秦始皇对他们也表现出比较虚心的文化态度。总的来说，秦的客卿制度的积极意义，在历史上有着显著的迹象可以证明。
秦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前来祝贺他。其中周青臣提出，陛下您平定了天下，控制了天下，“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听了很高兴。另外一个博士提出相反的政治判断，他说应当实行分封，推行郡县制度是有问题的，应当学习殷周的制度，“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不听古人的意见就能治理好天下的事，一定要向古人学习，继承历史经验。这个博士接着说，这个叫周青臣的家伙，当面拍陛下您的马屁，“重陛下之过”，他不是忠臣。
秦始皇听了两个人不同的意见之后，让大臣们就这个争议进行讨论。丞相李斯就说不一定要遵循古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个年代都有自己的制度，要根据时势有所调整。同时，他又说现在“天下已定，法令出一”，一些读书人“不师今而学古”，要从古人那里寻求积极的文化营养来批评当今的制度，“惑乱黔首”，扰乱人心，这是不行的，他建议禁绝私学。“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这是不可以的。他建议禁私学，同时建议烧书，就是所谓的焚书。
他建议，史官掌握的史书中，只留下秦国史书，其余的都烧掉；除了博士官掌握的图书外，“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都要烧掉；私下讨论《诗》《书》这些儒家经典的，要处以死刑，处以弃市之刑；“以古非今者族”，用古代的事情来非议今天的事情的，全家都要杀掉。焚书法令得到了秦始皇的赞许。哪些书不烧呢？“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医学书、卜筮书，就是算命、预测未来的这些书，在当时都是普遍应用的书。还有种树之书也不必烧，种树之书就是农书，就是总结种植农作物经验的书。
这个法令开始推行，读书人痛心疾首。后来的千百年来，人们说到这件事情，都觉得非常惨痛。但是，明代思想家李贽这样评论李斯关于焚书的建议，他说“大是英雄之言”，就是肯定其积极意义，“然下手太毒矣”，批评其手段急烈。他接着说，“当战国横议之后”，就是战国百家争鸣，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个时代以后，天下统一了，“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这是思想史、文化史进入这个阶段的一个必然的表现，一个必然的结局，“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这是李贽这样一个充满自由精神的思想家所做出的判断。
另外就是坑儒的事件。卢生、侯生这两个方士起初得到秦始皇的信任，为秦始皇服务，后来他们厌倦了秦始皇，他们认为这个人贪于权势，为他求仙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就逃走了。秦始皇因此大怒，他说我给这两个人的待遇非常高，但是他们竟然说我的坏话。于是“案问诸生”，对咸阳的诸生进行审查，诸生相互之间举报告发，违反法令的竟然有460多个人，都被坑杀在咸阳。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坑儒”。
这里说到了诸生，侯生和卢生是方士，追查的则是诸生。其实，顾颉刚先生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讨论了环渤海地区的方士文化表现，我们看到，方士与儒生这两种身份有时候是不容易分得很清楚的。
后来有学者对焚书坑儒这个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进行了争论。有人说这其实是一个不真实的事件，焚书只是秦始皇对教学课本进行了改革，把一些不适用的教学课本予以删除。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们还是要用比较清醒的、科学求实的精神来讨论。教育史的常识告诉我们，秦代还没有国家和朝廷全面控制教育的制度，没有什么统一的教学课本，没有什么教学课本改革，这都是没有根据的推想，是不符合当时文化教育形式的实际的。
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否认秦始皇坑儒这件事情，认为他坑杀的对象是术士，而不是儒生。对于这样的观点，首先我们会想到，难道术士就比儒生要低贱，就可以随意屠杀吗？而且秦始皇坑杀的对象，是不是可以排除儒生，还是需要澄清的。术士、方士和儒生，他们的文化资质其实是有某种相通之处的。有的学者指出，坑的是方技之流，不是我们儒中人，“非‘吾儒中人’”。这是没有明白术士指方士，也可以指儒生，这个身份的区别，不是可以分得非常清楚的。有关术士可以指儒生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史记》里有一些篇章是说得很明白的。
把术士和儒生进行严格的区别不是非常容易的，而且我们注意到在坑儒的事件发生后，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就提出了不同看法，发表了反对和否定的意见。他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现在陛下您以“重法绳之”，用非常严酷的刑罚来处治他们，“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希望您仔细考虑。这个言论发表之后，秦始皇大怒，就让扶苏到上郡去做监军，去蒙恬的部队担任监军的职务，离开了中央决策机构。扶苏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我们知道一个政权在扩张的过程中是一步一步进行区域征服的，首先使离得比较近的地方认同征服者的文化，越远的地方，越不容易进行人心的整合。“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就是天下刚刚统一，偏远的地方还没有完全认同我们的政治体制。而“诸生皆诵法孔子”，这七个字说得非常明确，诸生就是被坑杀的人，有一些人说是术士，有一些人说是方士，而扶苏说“皆诵法孔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就是儒生，表明了他们的身份。
应当说扶苏的批评是直接针对坑杀诸生的，他和真实历史的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最近。事情刚刚发生，他就提出了不同意见，时间距离最近；而他就在这个事件的决策者秦始皇身边，空间距离也最近。而这个意见的发表者，和帝国的最高决策人秦始皇是有最亲近的感情的，和执政中枢机关是有最密切的关系的，所以他这个意见“诸生皆诵法孔子”，我们是一定要重视的。
我们还应该看到，焚坑体现出政策的连续性，时间相隔一年，焚书是在秦始皇统一之后的第八年，坑儒是在秦始皇统一之后的第九年，他的政策连续性体现得很明确。焚书的时候已经有了对违令儒生严厉惩处的手段，就是“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已经说得很明确了。而诸生，他们后来犯了法，有可能就是违反了这两项规定，偶语《诗》《书》、以古非今。讨论秦的焚书坑儒，我们要注意到秦文化的一个原则，秦文化的一个基本倾向就是讲究实用。
秦始皇登泰山的时候，封禅的过程也很有意思。据说自古以来有至少几十个执政者都曾经封禅泰山，得到了上天对他们执政合法性的肯定，现在秦始皇要来泰山封禅，这个仪式怎么进行？秦始皇就咨询了齐鲁地方的儒生博士，选了70个人，或者可能稍多一些，72个人。这个人数也是效仿了齐国稷下之学，齐王组织了一个为他提供咨询意见的班子，一个文化人的群体，给他们很高的生活待遇，但他们是不参政的，他们是没有行政责任的，只是有一些重大决策需要他们提供咨询意见，这个班子也是70人左右。秦始皇封禅的时候，征求儒生博士的意见，但是儒生博士们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秦始皇认为难施用，就是没有办法付诸实践，因此他从此就不喜欢儒生。
也就是说，办法是否可以施用，这是秦始皇时代文化判断的一个标尺，也是秦始皇政策选择的一个标尺。孔子的一个六世孙孔鲋在谈秦代的政治取向、政治表现的时候，说“吾为无用之学”，“秦非吾友”。他说我从事的是在秦人看来没有用的学问，不是可以实际操作、可以实践的学问，比如带有一定思辨性、带有一定理论性的这种学问，秦人认为我从事的是无用之学，“秦非吾友”，因此我和秦没有办法合作。他就提出了这种文化倾向、文化取向上可能带有根本性特点的差异。秦文化有重视实用之学的特点，我们刚才说了，焚书的时候，医书是不烧的，农书是不烧的，术数之学这些书，都不在禁毁之列，因为它们是实用的。实用之学，仍然允许继承，仍然是提倡学习的。
秦始皇后来回顾焚书这个事件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他认为这些书是没有用的，就像孔鲋说的“吾为无用之学”，“秦非吾友”。秦始皇认为他们的学问、理论、理念是“不中用者”。他说焚书这件事就是“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些书都没有烧。从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秦始皇当时也没有严厉查禁民间的兵书，就是军事学的著作。我们通过项羽的故事、张良的故事、韩信的故事，可以认识到这一点。
项羽小时候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项梁就生气了。项羽说，他要学万人敌，于是项梁就教项羽兵法。他们是落到民间的楚国贵族，他们在民间可以传授兵法。
张良的故事我们也都知道，张良曾经在桥上碰到一个老头，老头把鞋子踢到了桥下，让张良给他捡上来。张良很不情愿，但是看他年纪这么大，还是给他捡上来了。老头对张良说，孺子可教矣，五天之后天刚亮的时候，你在这里等我。但是，连续几次，张良都迟到。最后张良不到半夜就去了，等了一会儿，老头来了，送了他一部书，说读了这书，就可以做王者师。天亮以后，张良一看这书，是《太公兵法》。他非常重视这部书，“因异之，常习诵读之”，学习了这部兵法。这也是兵法书在民间仍然得以流传的一个实例。
韩信的故事是，韩信和赵国作战，赵国有一个叫成安君的人，他说“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他在讨论和韩信作战的策略时，讲到了兵法。韩信击赵，采用背水之阵，对方的士兵就笑起来，说汉军的将领不会列阵。大家都嘲笑韩信，他自己的部下也有一些疑惑，但是最后战胜了赵国，他手下的将士就问他，兵法告诉我们“右倍山陵，前左水泽”，现在你让我们背水陈，我们都不理解，但是最后竟然战胜了对方，这是什么原因呢？韩信说，这在兵法里已经写了，你们读兵法读得不仔细，兵法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大家都非常佩服韩信的见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赵国的成安君甚至士兵都懂得兵法，韩信的部下也熟悉兵法。
所以，后来人写诗说“枉把六经灰火底，桥边犹有未烧书”，说的就是张良的故事，没有烧的兵书仍然在流传。后来有人说“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这也是说张良的故事。有人就此分析说“兵家言原在‘不燔’之列”，兵家的书当时并没有要求都要烧掉。
重视实用之学是秦文化的一个特征，当时对理论性强的学说是有所鄙薄的。秦始皇说难施用，不中用之书，就是看不起这种学术风格。另一方面，秦取得的政治成功和秦文化高度务实的倾向有直接关系，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高度务实、求实、讲究实用的倾向有它积极的作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表现得非常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