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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观察和分析从先秦到秦汉的这段历史时，一定要注意有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就是从西北地区崛起了一个政治和文化实体，它逐步强大，最后兼并各国，建立了秦王朝，实现了统一。我们把这个历程称作秦的崛起。现在研究秦史的学者，很多都不仅仅是研究秦统一之后那15年的历史，而是更多地关注秦从立国到逐渐强大，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继而东进，征服六国，实现统一的这段历程。
讲到秦文化，我们应当注意到它和我们通常所说的齐鲁文化、赵文化、楚文化、燕文化、巴蜀文化有一定的不同。它不仅仅是一个区域的文化，还是一个部族的文化，体现出一个特殊人群的文化气质、文化特征，还体现出受法家思想深刻影响的政治文化形态。它和秦统一以后的政治建设、政治设计都有一定的关联。人们常把秦文化理解为秦王朝统治时期的主体文化或主导文化，这当然也有法家文化的色彩和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秦早期作为一个部族联盟，和东夷民族的鸟崇拜有一定关系。因为传说秦的祖先女修吞玄鸟的卵，怀孕生下了儿子大业，大业以后的一代一代的秦的祖先，都和鸟有一定的关系。大业的孙子里有一个叫作大廉，就是鸟俗氏，而大廉的玄孙据说是鸟身人言，身体是鸟的形态，但可以说人的语言。这些传说都体现出秦和以鸟为图腾的东夷文化的关系。
战国时期，楚国人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奋翼鼓
，方三千里”，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人们用鸟来比喻秦人，比喻秦国的力量，也可能和秦人早期的鸟崇拜有关。《史记·刺客列传》中说，“以雕鸷之秦，行怨暴之怒”，说秦是一个很残暴的国家，用天上的猛禽雕鸷来形容秦。这种语言方式到了汉代仍然有存留，张衡的《东京赋》里说“秦政利觜长距”，是很凶猛的鸟，“嬴氏搏翼”，它有强大的翅膀，可以搏击一切。
这种以猛禽来形容秦的力量的方式，也可能与草原游牧民族对苍鹰、雕鸷这种猛禽的崇拜有一定的关系。关于秦的早期文化，有来自西方的说法，也有来自东方的说法，这两种意见都有非常有影响的学者支持。秦人起源于西方说，有王国维、蒙文通、俞伟超、刘庆柱等学者持这样的意见；秦人起源于东方说，有卫聚贤、黄文弼、邹衡、林剑鸣、韩伟等学者持这种意见。秦文化和鸟图腾的关系，可能是很多学者认为秦起源于东方的一个论据。秦人的一些埋葬习俗和生活形态与甘肃、青海地区的远古民族有一定的关系，这也是一些学者认为秦起源于西方的论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里有比较重要的体现秦人来自东方的文献记录，最近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秦人曾经在甘肃东部定居，在甘谷、清水、礼县这些地方都发现了秦人早期活动的遗迹，发现了非常集中的贵族墓葬，出土了质量很高的青铜器、漆器、玉器，还有黄金制品。一些青铜器的形质、纹饰以及铭文，都告诉我们秦文化和中原文化相当接近，秦人的审美意识、制作工艺、文化水准和东方没有太大的差别。
秦人早期在陇东地区养马，后来到汧渭之间为周天子养马，据说“马大蕃息”，于是周孝王给予秦附庸这样的地位，“分土为附庸”，号称秦嬴。西周末年，朝廷产生了政治变局，周平王不得不东迁，从陕西西安附近迁移到河南洛阳。秦的首领秦襄公率领他的兵马护送周平王到洛阳，于是周平王将当时被西戎占领的地方——岐、丰之地分封给了秦襄公，于是秦立国，秦襄公成为国君。
秦人后来向东进击，进入关中西部地区，以自己的战斗力量攻伐戎人，戎人败走，于是秦人占领了岐山以西的地方。在秦穆公时代，据说当时“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关于春秋五霸，有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包括秦穆公。介绍秦史，一定要说到在秦孝公时代，有一位重要人物来到秦国，他就是商鞅，也叫作公孙鞅、卫鞅，因为被封在商地，所以史称商君、商鞅。他主持了变法，在秦孝公去世以后，他也遭到了迫害，受车裂之刑，但是他推行的新法令没有被废除，后世尊其法。
秦用商鞅之法，逐渐强盛起来。明代学者张燧的《千百年眼》这部书里说，商鞅这个人一切不顾，有豪杰胸胆，是一个大英雄。而宋代理学家、思想家朱熹评价商鞅，也指出他负面的一些问题，说他欲致富强而已，无教化仁爱之本，他使得秦国迅速富强，这一点他做到了，但是他不讲究道德建设，不讲究仁爱，不讲究以仁政对待民众，所以为可罪也，就是他的一整套做法其实是有严重缺陷的。
商鞅立法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徙木立信的举动。他推行新的法令，怕老百姓不信服他，于是在国都集市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宣布有谁能把木头移动到北门，就给予他十金的奖赏。大家都觉得这个赏格太高了，没人敢去搬木头。于是商鞅又宣布谁能把木头搬过去，给予他五十金的奖赏。有一个人把木头搬过去了，于是真的给了他五十金。这个做法就是所谓的以明不欺，用这样一个做法来表明这个时代的执政者说话是算话的，这个时代颁布的法令是一定要落实的，是一定要推行的，是一定要兑现的。
北宋的大改革家王安石曾经写过一首诗，诗题就叫作《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讲究信，自古以来要发动民众、指挥民众，让民众信服你，你首先要讲信诚。现在的人都在批评商鞅，不要轻易批评人家，商鞅能够做到令政必行。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引入了这个故事，他随后还有一段历史评论。他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信这样一种政治品质、政治原则，是执政者的一个法宝。“国保于民，民保于信”，如果没有信，你就没有办法调动民众、鼓动民众，没有民众的支持，你就无以守国，你就没有办法维护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安定。所以“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做不好的人就会走向失败。“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最后走向败亡。
司马光说商鞅“尤称刻薄”，是沿承司马迁所谓商鞅“天资刻薄人也”的判断。司马光说商鞅处在“战攻之世”，生活在这样一个各国纷争的年代。我们都知道兵不厌诈，要取得战争胜利，是不能讲信的，“天下趋于诈力”。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时代，商鞅仍然没有忘记信的作用，“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司马光说“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现在是一个和平年代，是一个承平时代，难道就能够忘记信这个原则吗？他在提醒后来的执政者要注意商鞅的这个经验。
商鞅，他不讲教化，不讲仁政。我们读《韩非子》，还知道一个信息，在宣布新的法令之后，商鞅曾经有燔诗书而明法令的做法，就是早在秦始皇焚书之前，商鞅就已经开始把持不同意见的文献烧掉。也就是说，秦始皇所采取的非常严酷的、遭到千百年严厉批评的焚书坑儒这种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其实在商鞅时代就已经可以看到先行者。
商鞅变法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比如设立了比较合理的基层行政方式，鼓励全民耕战，取消贵族的一些特权，这些做法都是可以使国家迅速进步的。另外，秦孝公把都城从雍迁到了咸阳，这个举措非常重要，非常有利。这使得秦的行政中心从关中平原的边缘地方迁到了关中平原的中心地带，对于领导关中地区的农业跃进是非常有利的，对于秦人向东拓展也是非常有利的。
秦国当时所取得的历史性的进步，按照荀子的说法，叫作“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到了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势，就是原先中原文化积累比较雄厚的地方，似乎开始走向衰落，而周边地区，所谓僻陋之国，齐国、晋国、楚国、吴国、越国、秦国都是僻陋之国，则威动天下。秦国的历史又前进了一步，走到了秦昭襄王时代。
秦昭襄王执政56年，是秦史进程中执政时间非常长的一个君主。他的母亲宣太后起先帮助他执政，母子合作，使得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史记》的《太史公自序》总结这段历史说“昭襄业帝”，秦昭襄王时代已经确立了建立帝业的最稳固的基础。当时人们称秦人为夷狄，说秦夷狄之教，秦与夷狄同俗，秦杂夷狄之俗。注意到秦人和西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有人认为秦源起于西方的根据之一。可能正是因为如此，秦人综合了不同民族的积极的文化因素，所以秦文化体现出英雄主义、进取精神、开放胸怀。
人们谴责秦暴，说秦王之暴导致东方人在军事竞争中成为失败者，还说虎狼之秦，说秦是虎狼之国，秦王有虎狼之心，不可信。当时人们的这些语言，一方面体现了秦人和东方六国有非常深的文化隔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秦人的进取性、创造性、英雄主义，他们的文化节奏和东方有所不同。秦人的这些特点在战争中可能会表现得更为充分。
宣太后帮助他的儿子执政，可能有30多年的时间。到了秦昭襄王四十七年，昭襄王已经独立执政，这一年发生了一场非常重要的战争，就是长平之战。秦国的上将军白起在长平，就是今天的山西高平，全歼了赵军主力40多万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秦国的军事实力已经无敌于天下。这个强权地位的形成，为后来秦的统一准备了非常好的条件。当时秦人所占有的势力范围很大，可以说今天的太行山、白河这样一条南北线的西部，都是秦文化所深刻影响的地方。当时整个西部地区已经为秦人所全面控制，这为后来秦实现统一奠定了非常稳固、非常有利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