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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诸子“百”家只是一个虚说。除了我们前面讲的学术流派以外，还有兵家，代表人物是孙武、孙膑。古代打仗都需要用兵法，毫不夸张地说，《孙子兵法》可能是西方人最认可的古代中国的军事策略。如果我们现在去西方国家的书店，可能看不到《论语》《孟子》这样的一些书，但是《孙子兵法》的英译本总是有很多个版本摆在那里，日本人也把《孙子兵法》作为商战的教科书。兵家讨论的内容与人类的思考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主要是对一些术的讨论。先秦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学术流派，比如农家，其理论色彩不强。这一节我们主要讨论诸子百家争鸣这样一个局面是怎么结束的，这就要看当时的时代条件和一些执行政策的人的策略。
首先，我们要讨论先秦时期很重要的一类人——方士。要讲方士，也可以从李泽厚先生所讲的“巫”出发。我们知道，在王官之学占主流地位的时代，巫其实是朝廷里很重要的官员，包括那些算命的、看相的、看天气的。在王官之学消散以后，还有一些人依然在做这些工作，因为这些工作依然很重要，虽然他们不具体归属于哪个学派。
但是，我们也发现方士所掌握的这些知识可能是当时的诸子百家共同具备的。比如有一些儒生可能也会看相，会算命，我们所熟悉的《周易》在古代是一本卜筮之书。这本卜筮之书既然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那么除了其他哲理以外，卜筮的学问也是很多儒生都能掌握的。秦始皇身边有很多方士，因为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这可能是大多数人的愿望，都希望自己能够多活几年，在这个世界上享享福，所以秦始皇身边有很多号称能提供不老方术或不死药的人，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徐福。
徐福上书说海上有三座神山，山上有仙人居住，他从秦始皇那里得到很多支持，比如大量的金钱、很多青壮年男女，去山东蓬莱一带的三神山寻找仙药。结果我们也都知道，徐福去寻找那些山，之后就不见了。我们在魏晋时期的历史书里可以看到，有人说徐福跑到日本去了，成了日本人的祖宗。这是历史上的一种说法。
秦始皇所做的与诸子百家有直接关系的一件事情，就是焚书坑儒。焚书坑儒其实是两件事，一件事是焚书，一件事是坑儒。坑儒这件事跟方士有关。当时秦始皇身边有侯生和卢生两个方士，他们说秦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
他们说虽然秦始皇身边有博士70人，“特备员弗用”，就是说虽然有那么多人，但是他都不用，所以他们找了一个借口就跑了。秦始皇听说这件事以后很生气，他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所以，他认为这些方士都是骗他的，包括卢生和侯生，他说这些人是妖言乱黔首，所以让官员把他们都抓起来。“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把460多人活埋于咸阳一带。这件事情使天下受到很大的震动。当然，现在学术界也分析说被秦始皇活埋的不一定都是方士，很多可能是儒生或其他学派的人士。
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追求思想上的统一。我个人认为，“坑儒”是一种策略，秦始皇要通过活埋方士的办法让天下的诸子百家不要再乱发言。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吕不韦。吕不韦豢养了很多门客，组织编写了一本书，叫《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吕氏春秋》共20余万字，汇集了先秦各派的学说，有一个说法叫“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以我个人的看法，杂家其实很难单独称为一家，它就是一套综合性的学说，这套综合性的学说也是为了顺应大一统的局面。
《吕氏春秋》里有一篇文章叫《不二》，讲的就是要一统人们的思想。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说如果听从众人的议论来治理国家，国家很快就会陷入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呢？老子主张以柔克刚，孔子主张仁爱，墨子主张兼爱，关尹主张清静，列子主张虚无，陈骈主张齐生死，杨朱主张以己为先，孙膑主张用兵要注重阵势，王廖主张用兵贵在事先制定策略，儿良主张用兵要重视后发制人。这10个人都是天下的豪杰之士，但是他们的主张完全不一样，如果统治者听从了这10种主张，就不会有一致的想法，国家就会陷入危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吕氏春秋》并不是要参与诸子百家的争论，而是希望通过综合把各种观点统一起来。《吕氏春秋》的观点是，思想的多样化会导致人们思想混乱。
法家一直主张控制人们的思想，商鞅作为秦孝公的谋士，其核心的治国思想就是重战，通过重战来维护秦国的安定和发展。所以，他也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说各种各样的典籍对治国安邦完全无益。这其实反映了战国末期人们想要统一思想的愿望。而统一思想的具体行动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全盘接受了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了一份诏书，禁止儒生以古非今的言论和著述，确定了秦国的文化特点。为什么禁止以古非今？因为儒生经常强调三代之治，强调古代政治的亲民，以此来反对法家以力假仁的政治行为。这种言论是法家最为反感的，也是法家要严厉禁止的。
为了推行这个政策，秦王朝颁布了关于私人藏书的法令，叫作《挟书令》，这可能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关于禁书的条例。这部法令共有八条内容：第一条，史官只能收藏秦国史籍，其余一律焚毁。我们知道，欲亡其国，必先去其史，重视历史是中国古代的重要传统，不让人记住历史是控制言论的重要手段。第二条，民间所藏《诗》《书》及百家著述，须上交官府销毁。《诗》《书》就是《诗经》和《尚书》，这些重要典籍和其他诸子百家的著述须上交官府销毁。第三条，敢公开谈论《诗》《书》者，处死。第四条，谈论时政者，族诛。第五条，官吏有知情不举者，与违禁者同罪。第六条，焚书令下达30天仍不焚烧、不销毁者，罚做苦役。第七条，私人不得藏有法家以外的任何学派的书籍，凡藏有法家以外的任何学派的著作，要处以腰斩、族诛，医学、占卜、种树、农桑之类的书除外。就是说，私人只能读医学、算命、种树、种地、养蚕这方面的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技术性的书。凡是有任何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色彩的书籍，都要销毁，如果私藏被发现，惩罚相当严厉。第八条，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
可以看出，这就是一个“以吏为师”的政策，以吏为师和以教化来治理国家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挟书令》背后完全是一种严刑峻法的精神，它的核心就是要通过销毁书籍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即使是一些没有明确学派归属的典籍，也遭到了焚毁。
在这样一个法令的影响下，百家争鸣的时代也就正式结束了。秦统一中国以后，思想界就形成了一个万马齐喑的局面。
到了汉代以后，人们就开始反思说秦国的政策“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因为不施行仁义，所以秦国的统治很短暂。我们知道，在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以后，儒家思想成为统治中国的思想流派，百家争鸣的局面就不可能恢复了。当然，百家争鸣的产生可能与先秦时期礼崩乐坏，封建制崩溃，郡县制还没有建立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局面有关，也就是说在没有统一思想，没有统一政治权力的环境下，思想容易产生锋芒。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如果在某个国家没有发挥才能的空间，完全可以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但大一统的政治建立以后，就不再有这种跑来跑去的可能了。当人们被统一的权力制约的时候，思想也就失去了自由。有趣的是，中国古代总是在那些政治比较混乱的时候，思想才会比较活跃，甚至达到高峰。思想的高度和政治的清明程度有时候是成反比的，从某种角度来讲，政治越强大，思想越萎靡，而只有在政治涣散的时候，思想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这或许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某种悲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