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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与辩学有两个很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惠施，他是庄子最好的朋友；另一个是公孙龙。我们从公孙龙的一个故事开始讲起，因为公孙龙的这个故事更贴近我们日常的思考。
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马匹感染了一种流行性疾病，秦国为了严防疾病传入国内，就在函谷关口贴出告示，禁止赵国的马匹入关。有一天，公孙龙骑着一匹白马来到函谷关，关吏说，你可以入关，但马不能。公孙龙辩解说，我骑的是白马，不是马，怎么不可以入关？关吏说，白马怎么不是马？公孙龙笑着说，“马”指的是名称，“白”指的是颜色，名称和颜色不是一回事，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要马，给你黄马、黑马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要白马，给你黄马、黑马就不可以，白马和马不是一回事，所以白马不是马。关吏被公孙龙给绕糊涂了，就让公孙龙骑着他的马过关了。
后来公孙龙写了一篇文章，叫《白马论》，把他的观点做了具体讨论，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论证白马非马的。
我们可以把他的论证方法分为三点。第一点，他说当我们说马的时候，我们指的是马的形状；当我们说白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一种颜色。说形状和说颜色是两回事，所以白马不是马。第二点，他说如果你去找一匹马，那么黄马、黑马都可以，但如果你去找一匹白马，那么黄马、黑马就不可以了。这就是说，马的名字和白马的名字的外延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马的名字包括所有的马，但是白马的名字只包括那些白色的马。如果我们仅仅要马，那么黄马、黑马都可以，但是白马对颜色有要求，所以它就否定了黄马和黑马。从这个意义上讲，既然你所要的白马和你所要的马所能带来的马是不同的，那么公孙龙就说，白马非马。第三点更复杂一些，公孙龙说“马固有色”，每一匹马都会有颜色，所以才会有白马。如果马没有颜色，那就不存在白马、黑马、黄马这个问题了，所以他说“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
所以，马只是一切马所共有的性质，其中并没有颜色的性质，马就是马，如此而已，一切马所共有的性质再加上白色的性质，这才是白马，所以白马不是马。这听上去有点啰唆，但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的确存在于诸子百家中。除了后期墨家以外，其他各家虽然也重视名实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像公孙龙和后期墨家那样用这样的方式来讨论问题，而这样的方式在西方发展出了逻辑学。儒家也特别强调正名，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就是强调了名实关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汉书·艺文志》里说名家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所以要讨论名实的问题。但是，只有名家和墨家把名实问题的讨论上升到概念分析的程度。当然也有反对的，老子主张无名。先秦各派思想家都会对名家思想提出批评，比如《庄子·天下》篇是这么评论名家的：“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饰人之心，易人之意”，就是通过言辞来改变人们的意思，从而“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我们看到虽然公孙龙通过“白”“马”这样一些颜色和形状的讨论，来证明白马不是马，但是在庄子看来，这就是辩者之徒的胜人之口的行为。
《荀子·非十二子》也认为名家“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急”。虽然看上去很明白，但是没什么好处。为什么没什么好处呢？因为“欺惑愚众”，这个结果是我们从白马非马的论辩里所能看出来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里也认为“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就是过于重视名实这种形式上的讨论，反而失去了人情。
刚才我们说到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孙龙，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惠施的材料主要集中在《庄子》的一些篇章里。庄子记述了他的好朋友惠施的“历物十事”，“历物十事”就是惠施对十件事情的讨论。这个讨论很精彩，可惜的是没有延续下去。
“历物十事”包括哪些议题呢？比如“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还有“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这些议题都特别深刻，但是在先秦的时候，没有太多呼应者。我们从惠施的观点里可以看出，他特别强调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问题，尤其是提到了“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思想，这个思想也是后世儒家特别强调的。
关于公孙龙的材料比较多，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除了有“白马论”，还有“坚白论”。坚白论所讨论的问题和白马论差不多，它突出了石头的坚硬、颜色和石头本身的区别。比如他说，石头可以是“白石”，或者是“坚石”，但绝不可以是“坚白石”。理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说白石的时候，强调的是我们的视觉；我们说坚石的时候，强调的是感官的感觉。感官的感觉和视觉所产生的是不同的名，所以“坚”和“白”不可并存。
公孙龙最难解的一篇文章叫作《指物论》，主要讨论的是作为名称的“指”与作为对象的“物”之间的关系。其中说“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这句话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解释，就是公孙龙以“物”表示具体的、个别的物，而以“指”表示抽象的共相。这个共相的概念就是柏拉图所提出的概念。“指”有名称的意思，就是手指头；还有动词的意义，就是指明。公孙龙以“指”表示共相，正是借用这两种意思。他所谓的“物”不过是“指”的结合体，在他看来，没有“指”，就无所谓“物”，所以说“物莫非指”。而通过“物”抽象出来的“指”，并非实际意义上的“指”，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说“指”这个名称的时候，并不是指具体的手指头，而是指手指头抽象出来的那个对象，所以又说“而指非指”。概念与对象之间的复杂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指物关系的讨论，估计在先秦的思想家里很有影响，比如我们读庄子的《齐物论》，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指”就是概念，名家所说的概念，也就是说天地其实就是一指，万物也就是一匹马，没有区别。不过，庄子并不是沿着公孙龙的思路发挥，而是认为这些区别本来就是多余的。为什么呢？“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这句很绕的话其实是要说明，世界万物变幻不定，是非无穷，根本无法辨别清楚，不辨是非，任其自然，体悟出万物纷繁，不过是道的体现。
中国人对名辩之学的兴趣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持，因为就古代政治的实用性标准而言，名家的那些讨论有点过于技术化。因此到了汉代以后，我们几乎看不到名辩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即使后来佛教传入，印度的佛教思想也没有因为佛教的传入而在中国得到吸收和发展。
这也就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不被人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中国人过于注重政治和理论的实用性，对那些抽象的理论观念，一直不甚重视。直到近代，随着西方逻辑思想的传入，大家才开始回过头来重新考察名家和后期墨家的思想，尤其是在清代，墨家思想和名家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西方国家入侵中国以后，出现了一种“西学中源”的思想，就是当时进步的中国人为了让大多数中国人愿意去了解西方思想，发明了一种说法，说这些西方思想其实并不是产生于西方，而是起源于中国，但是这些在中国产生的思想因为得不到合理的发展，所以传到了国外，在国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然后又传回来。所以，我们不是在学习西方的思想，而是把那些由中国的老祖宗发明的思想请回来而已。西学中源里最重要的一个例证，就是《墨经》和名家的思想被认为是西方逻辑学的源头。但是，现在中国的思想界经常发生的一个争论就是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逻辑学。
如果我们把名家思想和《墨经》的思想看作中国逻辑学的源头，当然会承认中国古代也是有逻辑学的。但是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因为中国没有发展出形式逻辑的系统，所以那些逻辑学的思想只能算是逻辑学的源头。
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讨论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学呢？其实这个问题可能和五四时期的主要观点有关，因为所有西方的科学思想的基础就是逻辑，没有逻辑就不能发展出科学，所以讨论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学与讨论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结合起来，这个时候名家的思想和后期墨家的思想成了救命稻草。这也就是近代以来名家的思想越来越被重视的原因。
在我个人看来，很遗憾的是，现在中国人依然不是很讲逻辑，我们从各种各样的文章里可以看到，不讲逻辑的演说和评述很多，所以如何吸取古代名家和后期墨家的思想，在现在依然是一门必要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