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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中国古代政治的人都知道有一句话叫作“阳儒阴法”，指的就是中国古代的政治表面上都是儒家的道理，但实际上操作的都是法家的方案。因为在具体的政治操作中，对先秦时期的那些当政者而言，法家的方案可能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因为它简捷有效。
而法家的方案之所以那么有效，是因为它掌握了人类的两个根本的弱点——恐惧和好利。在这方面，法家的人物表现出足够的大胆和坦诚，他们明白地告诉那些君王，要治理好国家，就要利用人性的弱点。因为人们存有对权力的恐惧，所以要让他们听话，最好的办法就是采取严刑峻法，一旦犯错，就施以最严厉的惩罚，这样他们就不敢犯错了。
从利益的角度来讲，因为好利，人们会去追寻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法家的人物在劝说君王的时候，经常抛出这样一些中心议题，比如如何才能建立强有力的统治，如何才能富国强兵，如何才能快速让国家强大起来，这些议题都十分符合当时急于在争霸的局势中取得成功的统治者的胃口。当时儒家和墨家是显学，追随者很多，儒墨都是以上古时代的尧舜盛世为政治目标。儒家所提出的根本主张，就是通过道德教化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对人进行社会塑造，但这种固本的功夫，就如同文火熬汤，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见效，在战国的乱世中，它虽然获得了人们的尊重，但没有几个诸侯肯拿自己的王国作为儒家理想的实验地。所以，孔孟虽然奔走于各国之间，但并未获得施展抱负的机会。
展示古代严刑峻法的《拷打髡刑图》（摹本），山东诸城汉墓画像石
法家最早的代表人物商鞅，最初也试图拿儒家的理想去游说秦孝公，秦孝公认为商鞅的办法收效太慢，所以不准备采纳他的建议。善于观察形势的商鞅主动求变，由“儒”术改尊“法”术，从而赢得了统治者的信任。为了与当时的显学儒家和墨家相抗衡，法家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从理论上强调儒家和墨家所塑造的复古体系是不切合当时的需要的。商鞅的说法是，古代的圣王们都是根据他们所面临的不同问题做出不同的决策，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在不同的时期，就应该用不同的方法。法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韩非子以其惯常的反讽的手法说，如果我们今天还像燧人氏那样钻木取火，像有巢氏那样在树上筑屋而居，岂不是让那些先贤笑掉大牙？所以，真正的圣人不应该抱着过去的经验不放，不应该抱着祖宗的成法不知道变通，而要根据现实而改变。
当然，法家也并非简单地否定儒家的思想，而是认为不同时期应采用不同的观念。法家的人物对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有一种自己的判断。韩非子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意思就是，在尧舜禹时代，人们的竞争主要是依靠道德；到了中世，人们的竞争就开始要运用计谋；在今天这个时代，就要看谁力气大，实力强。韩非子说，世上的人对仁义的赞美，在实践中不但无益，反而是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仁义的政策会导致亲亲尊尊，所以会赏罚不明，使那些不该得到恩惠的人无功受禄，该受到惩罚的人得以逃脱。这样一来，便助长了人们贪便宜的心态，那些暴乱之徒就会更加有恃无恐，这样国家难保不灭亡。所以，韩非子认为，儒家所提倡的主张和国家利益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
韩非子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楚国有一个人叫直躬，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就到官府去揭发他父亲。令尹，就是官府的官员说：“杀之（杀直躬）！”为什么要杀直躬呢？因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也就是说，直躬把他偷羊的父亲送到官府去，虽然是出于对君主的忠诚，但是他背叛了他的父亲，所以应该杀掉他。从这件事中，韩非子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按照儒家的立场，如果一个人是君主的直臣，那么他就有可能是父亲的逆子，所以忠孝不可能两全。韩非子还讲了一个故事，他说鲁国有个人跟随国君去打仗，“三战三北”，打了三次仗都输了，“仲尼问其故”，孔子问他为什么输了。那个人说，我家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如果我战死了，我父亲就没人养了。孔子认为他是个大孝子，“举而上之”，便向上推荐他。这个故事表明什么呢？一个人如果是父亲的孝子，那么他就有可能是君主的叛臣。
韩非子通过揭示儒家思想在公私层面的矛盾，强调了这样一个意思：一个统治者不应该听儒家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是孝子，就不会忠诚于君主；如果忠诚于君主，他就不可能是孝子。所以，儒家的思想是自我矛盾的。
正是因为认识不同，所以法家的政治策略和儒家有着根本的不同，儒家强调敦仁义教化，而法家强调抱法处势，就是应该根据现实的要求做出不同的决策。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法家在不同时期逐渐形成了以法术势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这样一个思想体系是通过不断发展完善起来的，早期的商鞅是以法为主，中期的申不害是以术为主，到后期的韩非子，是法术势结合。
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法家思想理解成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的“法”。法家强调的是规则，在家族主义盛行的时代，法家其实有它进步的一面，它坚持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顺应了由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的政治格局，这也就是战国时期，那么多统治者都比较接受法家的治国原则的一个原因。
法家还很重视“术”，法家其实就是一种阴谋政治的推崇者，他们认为从统治的策略而言，统治者不能随便让人看穿。申不害还提出，统治者应该装傻，应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做的好处是让臣下摸不透，根本不知道君主的真实想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控制属下。
同时，对于“势”的强调，也是法家特别肯定的。韩非子说，一个人之所以对别人有威慑，主要是因为他所掌握的权力足够大，所以一个善于领导的人必须集中权势，让人不能有反抗的机会。事实上，儒家也强调君主的权威，但是儒家认为君主的权威主要来自他对民众的关注，对老百姓福利的强调和对教化的推广。在法家看来，君主的权威主要来自他所掌握的权力。法家与儒家最大的差别在于，法家坚持认为政治需要和儒家的亲情伦理之间有巨大的矛盾，也就是亲情伦理会妨碍统一标准的实施。同时，法家重视强化君主的绝对权力，因而与儒家将责任与义务结合的尊君观念有很大的差别。
如果按照现代政治学的理论来分析，法家更注重将政治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进行区隔，而儒家的亲亲尊尊是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混同，以致制约了政治的效率。这也正是韩非子被儒家批评的关键。
很显然，法家的理论在秦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也知道，经过几代法家人物的辅佐，秦国由一个边陲小国逐渐发展为有能力一统六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强劲的国家，它所采用的耕战的政策和法规面前人人平等的策略，都极大地激发了秦国人的战争热情和勇气，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是改变他们的生命轨迹，使他们取得成功的唯一道路。
但是，法家和我们刚才讲到的儒家、墨家、道家都不一样。作为一个学派，法家内部的观点是相似的，但法家的人物之间并没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从韩非子的作品里可以看到，有很多篇幅在批评商鞅、批评申不害，在批评各种各样的法家前辈。
就拿两个很重要的法家人物韩非子和李斯而言，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我们知道，韩非子出身于韩国贵族，与李斯都是儒家重要代表人物荀子的学生，他们都跟荀子学习帝王术，两个人都擅长刑名法术之学，都是战国时期重要的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李斯被秦始皇任用以后，秦始皇看到韩非子所著的《孤愤》《五蠹》等篇，赞不绝口。这个时候韩非子在韩国得不到施展才华的机会，韩王就派韩非子出使秦国，使得秦始皇有机会与韩非子面对面地探讨法家治国的道理。
但是，历史上有一种说法，说因为李斯妒忌韩非子的才能，也妒忌秦始皇对韩非子的偏爱，所以要设法把韩非子置于死地。《史记》里描述说李斯进谏秦始皇：“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什么意思呢？就是韩非子是韩国的贵族，如果陛下今天要吞并六国，那么韩非子最终还是会支持韩国，而不支持秦国，这是正常的人情。如果陛下今天不准备任用韩非子，就不应该久留他，如果久留他又让他回到韩国，那么他将是秦国的祸患。
秦始皇听了以后，觉得这个建议很对，所以找了个借口，下谕把韩非子关了起来。《史记》里还说：“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李斯派人给韩非子送了毒药，韩非子想自辩，不得见，也就是说李斯根本不给韩非子辩解的机会。最后韩非子只能服毒自杀，秦始皇知道以后很后悔，但那个时候韩非子已经死了。
这个故事说明法家人物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张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商鞅死在他自己的政策之下的故事。秦国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短短几年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统一了六国。但是我们也知道，秦国统治中国的时间很短，到了汉代，人们就开始反思为什么秦国能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迅速崛起，但是又迅速覆亡。汉代的思想家的结论是法家的思想太刻薄，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如果要治天下，还是应该遵循儒家的思想。
所以，法家的思想虽然得到统治者的偏爱，但是因为它难以使统治者实现长治久安，所以只能在暗地里继续产生影响，而儒家的思想在汉代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