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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去世以后，发生了许多感人的事情，比如他的很多弟子都在他的墓地周围住了三年，这也符合古代三年之丧的习惯，他最忠诚的弟子子贡更是住了六年。
还有一种说法，说现在的曲阜城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在他的墓地周围结庐而居，慢慢发展起来的。所以，这的确是一件很感人的事情，同时也表明孔子具有伟大的吸引力。
但是，按照司马迁的《史记》的说法，有两个人是传承孔子思想的重要人物，一个是孟子，一个是荀子。
孟子我们都很熟悉，主要是因为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这也构成了中国古代伟大的母爱文化的一部分。关于孟子受业于何人，颇有争议，有人说孟子是跟孔子的孙子子思学习，有人说他是跟子思的弟子学习，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认为子思和孟子构成了儒家传承的一个重要脉络。孟子也曾效仿孔子，带门徒周游各国，但是很显然，孟子也跟孔子一样，没有被各国接受。这样的结果可能孟子自己也料到了，因为他不会根据统治者暂时的需要改变他的观点。
在战国时期，许多国家生存下来都很困难，但孟子所主张的是以仁义治国，这显然是一种远水，根本解不了当时统治者的近渴。我们在这里举一个孟子和梁惠王对话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梁惠王问孟子说：老头，你那么大老远跑来，对我的国家有什么好处呢？孟子回答说：大王治理国家，为什么要讨论利益呢？只要讲仁义就行了。如果大王您说怎样才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才有利于我的封邑，一般的老百姓说怎样才有利于我自身的发展，上上下下都着眼于争夺利益，那么您这个国家就会有危险了。
为什么呢？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肯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肯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想要拥有更大的利益，所以会有各种各样的叛乱者，他们时刻准备夺取更大的利益。孟子进一步说，没有讲仁的人会遗弃自己的父母，没有行义的人会不顾自己的君主，大王您只讲仁义就行了，这样您的国家就会安定下来。
很显然，孟子的话没有打动梁惠王。为什么打动不了呢？如果我们熟悉历史，就会知道，梁惠王在见孟子的时候，正遭遇人生中最大的挫折，他急需一个现实可行的办法来解决他当时的困难。其实梁惠王也辉煌过，他在位中期重用庞涓，使魏国的军事实力大增，但是庞涓陷害他的同学孙膑，导致孙膑逃到齐国。
在马陵之战中，孙膑反过来攻打魏国，导致魏国的军事实力彻底衰落，以至于梁惠王感叹，“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也就是说，他被齐国、秦国、楚国这样一些强国围追堵截。在这样的时候，你让梁惠王不考虑现实的需要，而关切长治久安的仁义之治，他当然听不进去了。但是，思想的价值并不在于思想与现实的契合度，而在于超越时代的意义，孟子的思想很显然并不契合梁惠王、滕文公这样一些人的现实需要，但他所提出的思想确实是有超越时代的意义的。
这就像许多画家，他们的作品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不被人接受，他们死后，这些作品才显示出其价值。孟子的思想其实也是这样，一直到唐宋以后才达到它影响的高点。孟子对后世儒家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主要是他关于人性的观点。孔子其实不太喜欢讨论人性问题，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听到孔子谈论人性和天道的问题，只了解他说过一句话，叫“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强化了性善作为人之为人的基本点，这样就把人和其他物种做了一个完全的区分。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这并非后天学习的结果。为什么人性本善呢？因为每个人都有良知，良知这个概念大家都很熟悉，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核心思想就是致良知，所以如果现在很多人的偶像是王阳明，王阳明的偶像就是孟子。孟子说每个人生下来就有向善的动机，他提出“四端”的说法，就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他说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也就是说看到别人的痛苦，就会在内心产生反应。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我们看到有个小孩要掉到井里了，我们马上就会产生恻隐之心，马上就会去想怎么救他，而不会去考虑为什么要救他。孟子认为这就是人的良知。
孟子对儒家的人格思想有很大的发展，他的许多观点，现在都被用来描述中国人的理想人格，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
孟子特别喜欢跟人辩论，但孟子自己说他不是一个好辩之人。他为什么要“辩”呢？他认为主要是因为有很多观点会影响到人们对儒家思想的了解，特别是那些听上去与儒家的观点很接近的观点，比如墨子这样的观点，所以他说墨子和杨朱是最应该被批评的。
孟子的思想中也有特别激烈的地方，因为在古代的礼仪系统里，一个臣子去反对一个君王，是一个特别重大的道德问题。但是孟子认为，如果君王的行为不太符合一个君王的要求，那么对他的推翻就不能算是一种犯上作乱的行为。他的这种观点在儒家的思想里很重要，但是很多统治者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话。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发生在明朝的朱元璋时期，朱元璋在读《孟子》的时候，读到这么一句话，“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朱元璋说这话与君君臣臣之义不一致，所以他命人把这样的一些话删掉，因此在明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所能看到《孟子》的版本叫《孟子节文》，也就是一个删节本，而不是全本，里面那些强调反抗、强调起义、强调革命的内容都被删掉了。所以，即使是在被视为亚圣的时候，孟子的很多言论也是统治者接受不了的。
孟子的核心思想就是仁政，他认为以权力、武力作为秩序的基础是靠不住的，要以德服人，不能以力假仁。所以他说，统治者如果失去了民心，就不配做统治者。他的观点也叫作“民贵君轻”，他认为统治者如果残暴，老百姓就应该起来反抗。孟子强调人性善，这与他对秩序的理解有关，他认为之所以要行仁政，就是因为人有不忍人之心，如果人性恶，那当然不会行仁政。这也是他多次与告子讨论的内容。
不管怎么样，孟子的思想在唐、宋、明都受到了极高的推崇，所以我们也称儒家的思想为“孔孟之道”。
跟孟子相比，另外一个被司马迁认为是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人物荀子，他的地位就有点尴尬。在宋、明以后，很多人认为荀子不太像儒家，主要是因为荀子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思想。提到孟子，我们想到的是礼义；在荀子那里，我们听到的可能是礼法。当然，荀子身上还有一个最大的“污点”，就是他教过两个很有名的弟子：一个是韩非子，一个是李斯。这两个人都跟荀子学过帝王术，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两个人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一个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教出的学生是法家，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荀子是一个特别强调现实性的人，他认为一种思想要在社会中发生作用，最重要的是它的效率，如果对社会无用，或者按照现在的说法，如果不接地气，那么这种思想也就没有价值了。荀子去秦国考察过，我们都知道，秦国从商鞅开始，一直是以法家思想治国的，荀子考察完秦国后，有人问他说，你去秦国看到了什么？荀子的回答特别有意思，他说秦国除了地形险固以外，风俗也非常特别。
他说：“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秦国民风淳朴，音乐很严谨，不是那些淫词艳曲，老百姓的服装也不轻佻。然后他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秦国的官员都很有纪律，也很节俭、很忠心，看着就像古代的官吏。又说他们的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说那些高级干部出了自己家的门就进政府的门，出了政府的门就回到自己家，没有私事，一心扑在公事上。他们也不拉帮结派，像是古代士大夫的做派。朝廷的效率也相当高，因此秦国的强盛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荀子也说到秦国仍有所忧惧。为什么呢？他说大概是因为他们没有儒者吧。这个回答我觉得有点牵强，因为荀子看到当地的民风，当地的官员、士大夫甚至朝廷的风气，都是古代的样子，一个没有儒家的国家，它的风气却很接近儒家提倡的古风，这不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吗？
所以，从荀子所教的两个弟子韩非子和李斯以及他对秦国有限的肯定来看，他最着急的问题就是儒家与现实的关联度，因为他认为儒家如果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而只是在考虑万世以后的问题，就会被完全边缘化。
所以，与孟子的道德理想主义相比，荀子确实比较贴近实际操作层面，一方面要强调礼仪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强调法制。荀子的思想里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因为他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一个考虑实际可能性的人，所以他的很多分析都特别有道理。比如，他讨论礼的产生，礼是怎么产生的？可能是圣人制定的。那么，圣人为什么要制定礼呢？他说是因为人性中有一些自私的东西，有了自私的东西，就会产生争夺，产生争夺就会乱，乱了以后，社会就会衰落，圣人看不下去，就要制定礼义以分之，就是让每个人有自己合适的地位和合适的社会财富。
这样的一种讨论，相当接近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人类学的讨论方法。荀子认为，所有儒家制度的设计都应该从现实的需要出发，所以，事实上他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儒家讨论问题的方式。荀子不相信人性是善的，他是从人性恶的角度来推导出礼乐政治的必要性，他说人性善的地方，是人后天学习的结果。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荀子的《劝学》，他告诉我们，人就是要通过一步一步的学习，才能改变自己好私的天性。
孟子和荀子其实是从两个方向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如果说孟子高举的是儒家理想主义的旗帜，那么荀子所强调的就是儒家和现实的关联度，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性。在汉代到唐之前，荀子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要比孟子的思想更有影响力。但是，因为荀子的思想和法家的思想之间这些纠缠不清的关系，所以在宋、明重新高扬儒家理想主义的时候，荀子就越来越被排斥在儒家的阵容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在诸子百家相互争鸣的时候，各种思想之间是经常会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所以某个学派有别的学派的影子，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