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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派的学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汉书·艺文志》里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后面又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我个人认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这三句话点出了儒家的真精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对儒家精神的一种描述，“宗师仲尼”是指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在前面的章节里，许宏老师从考古学的角度讨论了古代中国的产生。他的观点是，从考古证据的角度来看，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肯定许多出土证据属于夏朝。但是，尧、舜、禹三代之治对儒家的叙事系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夏朝的存在并不是考古学意义上的存在，对儒家而言，它是一种价值指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夏朝是否真的存在过，对儒家的价值肯定来说并不是特别重要。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一个学派，叫“古史辨学派”，他们从文献和考古意义上认为三代历史是被后来的史学家或思想家“层累”地塑造起来的。
古史辨学派认为三代并不存在。既然三代不存在，那么三代之治也就无从谈起。这样，儒家政治的价值目标也就没有了。说到底，儒家确立三代之治，更多的是为了给后世的政治提供一种价值标杆。
比如，儒家要以“禅让制”来宣扬“天下为公”的思想，说明天下并非统治者一家的私有物。还有，儒家强调通过汤武革命来说明民意才是统治的最好依据。革命并不是篡夺，因为桀纣乃独夫，所以对桀纣的讨伐是再次实现三代之治的一个必要手段，革命的目的是要恢复天下本来的秩序。
思想的产生肯定是基于历史，但是要超越历史，并非对历史的简单记述，或是对历史记述的简单重复。现在依然有很多历史学家从历史事实出发来否定儒家天下主义的价值，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其实根本不存在天下秩序，即使存在，也没有那么美好。这都是不了解价值原理的产生规律而试图用历史事实来否定儒家价值的一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儒家学者绝对是一种理想主义者，哪怕因为坚持理想而在现实的政治中碰得头破血流，孔子和他的弟子也没有准备放弃这种理想。
在先秦残酷的政治现实面前，孔子和孟子这样一些始终坚持理想的人，不能获得统治者的支持而把他们的主张现实化。儒家甚至经常成为被讽刺的对象，这一点我们从《论语》中也可以看到。
《论语》里有很多对孔子的嘲讽。《论语·微子》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两个隐士，叫长沮和桀溺，两个人一起耕田，孔子从旁边经过，让子路去问渡口。长沮问子路说，那个驾车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那个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既然是孔子，那他早就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了。子路只能去问旁边的桀溺。桀溺说，你是谁啊？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又说，你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吧？子路回答说是的。桀溺说，洪水弥漫，天下都是这样，有谁能改变呢？你与其跟着孔子，不如跟着我们耕田。说完，就不停地把种子往地里撒。子路回来后把情况告诉孔子，孔子失望地说，鸟兽不可以同群。
有意思的是，虽然孔子的理想在现实中很难得到施展，但他的学生始终很多。所以，他所创立的学派也就成了先秦诸子百家中的第一大学派。儒家的影响巨大，并非汉代以后的事情，从诸子百家争鸣的时候起，儒家已经是一个公共的靶子了。如果听过墨家、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的主要立论，我们就会知道，他们共同的敌人就是儒家。还有一点也比较有趣，就是孔子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人讨论他算不算一个圣人。当时很多人都把孔子看作一个救世者。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胡适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叫《说儒》。他这篇文章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把孔子看作弥赛亚，有点类似救世主。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角度。汉代有一部书叫《白虎通义》，书里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孔子在世的时候，是否知道自己是一个圣人了？《白虎通义》中的回答很有意思，说孔子肯定知道，因为《论语》里有这样一句话，叫“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我们在很多孔庙里都可以看到“文不在兹”这样的牌匾。“文不在兹”其实就是孔子对传承文化使命的一种自我认定。
当然，对孔子最了解的莫过于他的弟子。孔子有一个很有钱的弟子，叫子贡，他把孔子的学问看作“万仞宫墙”。我们如果去曲阜的孔庙参观，就会发现孔庙外面正南门的那堵墙上刻着“万仞宫墙”四个大字。这个比喻其实是想说明，因为这堵墙太高，墙外的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孔子的思想有多高深。
现在说到儒家，经常会用三个比较接近的概念：儒家、儒学、儒教。如果是在日本或欧美国家，他们更喜欢用儒教来描述儒家。但是在中国，经常说的还是儒家。西方人为什么喜欢说儒教呢？他们认为儒家思想影响如此巨大，就相当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或其他伟大的宗教那样的一种宗教，因为除了宗教思想，没有哪种学说会产生这么巨大的影响。
孔子影响如此巨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弟子众多。这是因为孔子的理想主义非常具有吸引力。现在有一种笼统的说法，叫孔子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也有人说叫贤人七十二。我们非常熟悉的孔子的弟子，比如颜回、子路、子贡、子夏等，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特别重要的存在。
孔子的教育主要有两个原则：一是有教无类。我们前面说过，很多士人阶层的人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混乱时期变成了游散之士，所以他们要重新学习，然后获得工作的机会。孔子并不是只收有钱的贵族或者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他收学生的方式是有教无类，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孔子都会收。二是因材施教，就是根据学生的特点提出教育方针。这样的方法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比较平常，但是在先秦时期，它是教育上的一种巨大突破，这也就是孔子的弟子比别人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多势众肯定不是一个学派影响大的原因，孔子和他的儒家学派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主要还是因为他所提出的思想。孔子的思想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仁”和“礼”。“礼”最初可能与某种神圣仪式有关，后来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一位著名的学者——李泽厚先生，特别强调了“礼”和古代的“巫”之间的关系。“巫”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巫师。“巫”字的写法是“工”字左右各坐一个“人”，从这个字的造型上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工”字上面那一横代表天，下面那一横代表地，中间那一竖表示沟通的话，那么“巫”就是沟通天地的那些人。这些人一方面了解天意，另一方面可以把天意传达给地上的人。所以，强调“礼”和“巫”之间的关系，我们就知道礼在中国古代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左传》里有句话，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就是打仗，“祀”就是祭祀。祭祀活动的背后就是礼，这也可以表明仪式活动背后的礼，是古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
但是，与西方把人和天完全分离不一样，中国古代的礼有人文主义的特点。经过儒家修改后的礼，意义比较多样，除了是日常礼仪典章制度，还加入了观念性的意义，所以我们也把儒家的文化称为礼乐文明，因为礼的仪式都会有乐配合。另一方面，礼强调“差等”，就是亲疏、尊卑、远近。而“乐”的作用就是化解礼的差等，也就是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去接受礼的社会秩序。儒家以礼乐为重要内容的教化思想所继承的就是周公所确立的人文教化的思想，这也是后世中国治理秩序的一个基础。
那么，怎样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去遵循那些礼节呢？孔子认为，光靠规矩、刑罚的强制，这样的秩序是靠不住的，背后必须有一种精神，就是“仁”。
“仁”在《论语》里的意思是相当复杂的。在我看来，“仁”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内外合一，就是“诚”，“仁”如果不具有内外合一的特点，就变成了一种虚情假意，变成了一种虚伪的做作。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我们都知道《论语》这本书很薄，但是在这本书里，“仁”字出现了100多次，可见“仁”在人的品性中的重要。孔子也通过“仁”来强调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他将“仁”看作对人的造就。
2018年夏天，北京大学主办了世界哲学大会，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这个主题其实就是儒家仁爱精神的一种表现。所谓“学以成人”，体现的是人的主动性，就是我们每个人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主要取决于自己的选择。《论语》里说“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人就是要通过自我克制和自我完善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儒家也用两个字来表达这种成人的过程，即“忠恕”，这种完善可概括为“忠恕之道”。“忠”就是一个人由自己的行为推展到社会行为，在《论语》中表达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认为这是一种为仁之道。这种态度很积极，就是一定要把好的东西推广出去，把好的目标变成社会目标。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样的态度过于积极，会给人造成一种压力。但是，从儒家的角度来讲，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与“忠”相关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概念就是“恕”。我们从厚德载物的精神去理解，如果以《周易》为参照，“忠”是刚健有为，“恕”则是厚德载物。
《论语》里记录了这样一个问题，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要强加给别人。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一个“全球伦理计划”，他们试图从世界上主要的文明里找到一些能被全人类接受的共同价值。有意思的是，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列为道德金句。他们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种宽容、宽厚的态度，是构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价值的基础。孔子的思想十分丰富复杂，我们可以通过对孟子、荀子等人的讨论，进一步加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