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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当时是按照西周传下来的军礼传统来打仗的。也就是说，当时的战争是贵族之间的战争，有鲜明的特色，要讲究种种规则。
第一条规则是，不能凭空发动战争，要师出有名，吊民伐罪。《周礼·夏官司马·大司马》中有“九伐之法”的要求，在九种特殊情况下，外国的军队或者说本国的贵族才可以起兵从事战争活动，比如发生了犯上作乱的事情、以臣弑君的事情、欺凌其他小国的事情，这时候我师出有名了，才可以征讨你。
第二，强调战争中的礼仪规则。有许多情况下是不能打仗的，比如“不加丧，不因凶”，敌国正在办丧事，你不能去打；敌国闹灾荒了，你也不能去打。所以《左传》里记载，有一次晋国的军队出动去打齐国，走到半路上一个叫“穀”的地方，传来一个消息，齐国的国君得病暴亡，这时候晋国的将军们就开会进行研究，还打不打呢？他们讨论的结果是不能打，因为军礼传统里规定，不伐丧、不因凶，人家办丧事的时候不能打，所以他们就撤兵了。
战争中还要强调人道主义，人家闹灾荒的时候不但不能打，还要搞人道主义援助，吴国和越国的战争就体现了这个特点。越国闹灾荒了，向吴国借粮食和稻种，吴王夫差就借给越国，帮助越国渡过难关。后来情形倒过来了，吴国闹灾荒了，向越国借粮食和稻种，越王勾践就玩了个花招，把稻种煮熟了再借给人家。结果吴国次年颗粒无收。这就突破了军礼的底线。越王勾践之所以能赢，是因为他突破了所有底线，破坏了一切规则，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没有感恩之心，没有敬畏之心，没有是非之心，只有功利之心，所以小人能够打败君子，无赖能够打败贵族。这一点在越王勾践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还有一条规定，就是在战场上追击敌方的逃兵，不能超过一百步，所以我们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孟子说五十步笑一百步，而不是一百步笑两百步。因为军礼传统规定“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敌人逃跑的时候，你追击的最大距离不能超过一百步；敌人主动退兵的时候，你可以追击，但追击的最大距离就是三舍。一舍是30里路，每天行军的距离是30里路，三舍就是90里路。如果人家退让你三舍了，你就不能去追了。城濮之战中，楚国为什么这么被动？原来秦国、齐国都是中立的，后来为什么参与进来帮助晋国？就是因为晋文公在战场上履行了当年对楚王的一个诺言，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会退避三舍。人家已经退避三舍了，你还要追，那你就是违背道义，国际舆论就会对你非常不利，大家就都联合起来对付你楚国。宋襄公宣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战场上有许多原则，“君子不重伤”，就是人家受伤了，你不能补一刀；“不禽二毛”，就是年长的人在战场上要受到优待，你不能俘虏我，不能让我难堪；“不鼓不成列”，人家没摆好战阵，你是不能发动进攻的，要等双方都摆好阵势了，堂堂正正地进攻。大家共同进兵，不能搞偷鸡摸狗、偷袭那种事情。战争打完了，把人家推翻以后，你不能占领人家的国家，要找一个贤明的人来当国君，所谓“举贤立明，正复厥职”。
我们可以看到，武王伐纣的时候，他把商纣王统治的商朝给推翻了，但他不是直接占领商朝的地盘，而是让纣王的儿子武庚继续在商朝的老地方当一个国君，当然这种国家已经是附庸国了，它的主权有限。不过，武王并不放心纣王的儿子，又派了他的三个兄弟在旁边监视，就是三叔，也叫作三监——管叔、蔡叔和霍叔。后来纣王的儿子与三叔联合起来发动叛乱，周公东征，平定了他们的叛乱后，还是没有直接去统治殷商遗民，还得找一个与商朝王室有血亲关系的人来当国君，来维系商朝的血脉，于是就分封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微子就是宋国的开国国君。因此，宋国的国君是商朝王室的后代，他的地位是很高的，是公。当时的爵位有五等，公、侯、伯、子、男，宋国的国君是正儿八经的公；齐国的齐桓公，他并不是正儿八经的公，实际上是侯；郑庄公是伯；楚国国君的地位就更低了，是子爵。所以楚国就不认这个账，你不让我当侯，不让我当公，那我干脆自己称王，就是楚王，实际上他的爵位是子。还有许国，其国君的爵位是男，是最低的一级。
我们现在批评宋襄公，说他打仗的时候愚蠢，讲虚无缥缈的仁义，最后打了败仗，实际上宋襄公当时遵循的原则就是周礼的原则。他跟楚国打仗的时候，一定要等楚国的军队过了河，摆好阵势以后再打。实际上，宋国的军队要比楚国弱得多，他根本没有赢的希望，他要赢，唯一的机会就是趁人家渡河渡到一半，还没有排成阵列的时候去打人家，这在战术上叫“半渡击”。所以有人就向宋襄公建议，说我们应该趁人家渡河的时候发起攻击。宋襄公说，你这个人军礼没有学好，我们从来不搞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我们是王者之师，要讲仁义，所以让人家过了河。人家过了河以后开始摆阵，在还没摆好阵的时候，他手下的大臣又建议他打。他又说，我们不做这种事情。结果等人家摆好阵势以后，他才进攻。宋国仁义的军队根本不是楚国的对手，最后宋襄公打了败仗，他的警卫部队全军覆没，“门官歼焉”，他自己大腿上也中了一刀，“公伤股”，血流不止，在身边几个亲信的死命保护下才突围出来。即使如此，人家批评他的时候，他还是强词夺理为自己的做法辩护，认为自己没有做错。
宋襄公的例子不是个别的，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战争中确实讲礼仪，打得很文明。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特点呢？很简单，因为各个国家之间都有亲戚关系，就像中世纪和近代的欧洲一样，大家是联姻的，可能法兰西的王后是德国人，或者西班牙的皇后是法国人，生出来的孩子都是对方国家国君的外甥，所以大家打是要打，但是不往死里打。
我们可以看到，公元前597年，晋国和楚国打邲之战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玩的场面。这一仗晋国打败了，晋军就开始逃跑，楚军则进行追击。逃着逃着，晋军有一辆战车陷到泥坑里了。当时的道路不像今天这样平整，而是坑坑洼洼的，战车的轮子很笨重，陷到坑里就出不来了。晋国的士兵就跳下车，拼命地推车，但就是弄不出来。楚国的军队追上来了，发现晋国的军队不跑了，原来是车陷到坑里了。按今天来说，对方跑不了了，我们冲上去把他们俘虏就是了。不，楚军就在旁边停下来，喝水的喝水，抽烟的抽烟，观察晋国的军队怎么把车弄出去。看了半天，发现晋国人太笨了，怎么也弄不出去。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楚军就开始指点，晋国士兵你们太笨了，你们这么弄，到天黑也弄不出来，你们把马的缰绳松一点，把车上的东西卸掉一点，车轮底下垫块木板试一下。晋国的士兵正满头大汗，为弄不出来而苦恼，听到这个建议，觉得很有道理，不妨一试，结果一下就把车弄出来了。这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打败仗本来就没面子，连怎么逃跑还要人家教，那就更没面子了，所以就要给自己找台阶下。晋军就说，我们晋国的军队自立国以来总是打胜仗，没有什么逃跑的经验，不像你们楚国总是打败仗，所以有丰富的逃跑经验，“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当时的战争就是这么打的，像玩游戏一样。
20多年以后，晋国和楚国又发生了另外一场战争，就是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这一战倒过来了，晋国打赢了，楚国和郑国的联军打败了，晋国的军队就开始追击楚国和郑国的军队。当时晋国的一个主将郤至乘坐一辆战车去追郑国国君的战车，给郤至驾车的人就向他建议，用另外一辆车抄小路把人家包抄，这样就可以把人家俘虏了。晋国的统帅说，你这样太不讲仁义了，你军礼没有学好，我们追的虽然是敌人，但他的身份是国君，我虽然是胜利的一方，但我的身份是个将军，我如果把人家追上了，从军礼传统来说，就是违背礼仪的，要受到惩罚，“伤国君有刑”。另外，打了胜仗追是要追的，但是真追上了还有一件麻烦的事情，就是你把这个国君俘虏过来了，你就要管吃管喝，还要防止他生病，每天供应茅台酒、中华烟，还要有保健医生护着他，这是多大的麻烦。所以追是要追，但是要保持距离。但战场上是乱糟糟的，原来逃跑的一方是顺时针方向逃跑，后来一慌乱，就变成逆时针方向跑了。这样麻烦就大了，你本来不想追上他，现在他送上门来了，怎么办呢？晋国的将军非常机灵，急中生智，见楚国国君的车辆迎面而来，赶紧命令车夫把战车靠路边停下，自己跳下战车，“免胄而趋风”，把自己的头盔摘掉，向楚国的国君行礼。楚国的国君一看晋国方面根本没有俘虏他的意思，而是向他行礼，就很高兴，于是双方交叉而过。到了晚上，楚国的国君想，人家讲道义，我们也不能太不懂道理，所以他就派他的“办公厅主任”带上楚国的好东西去慰问晋国的统帅。晋国的统帅说，仗是要打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打仗的时候还是要讲情谊的，所以希望大家以后互相关照，如果我们碰到这种情况，贵方也不要太过分。
这就是当时战争的情况。当时的战争是贵族的战争，贵族的战争体现的核心宗旨是争霸，是争当老大，打赢了就可以，不会往死里打。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种历史现象。但是到了春秋后期，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兼并战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