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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先秦历史文化发展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是战争的历史，军事实际上是国家政治生活最重要的表现。我们说先秦的历史，现在可考的有将近3000年。这3000年中，战争的次数可以说有几千次，这几千次战争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历史的主体面貌。如果把战争的内容取消，先秦历史就没有多少可讲的了。
我认为，军事实际上是带动整个历史发展的火车头。最先进的技术、最先进的工艺、最先进的材料，也就是说生产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实际上都首先应用于军事。有一本书叫《国语》，《国语》中的《齐语》里讲到，当时最好的材料是用于铸造刀剑，“美金以铸剑戟”。“美金”就是指青铜，是当时最好的材料。“恶金”就是生铁，用来做什么？做农具。重大的制度变革，也是军队先带动起来的。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就是“尚首功”，就是重视军功，像什伍连坐法、军功爵制、保甲制，都是先在军队里实行，然后再推广到民间的。有的改革完全是以军事为导引的，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所谓加强中央集权，也是强调对军权的控制，强化君主对军权的控制。所以，军事是社会生活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关于先秦的战争，我们先介绍一下战争的平台，就是当时的战略地位。春秋时期也好，战国时期也好，我们知道当时国家是不统一的，名义上有周天子，但是实际上各个诸侯国独立存在，独立行使自己的治权和其他权力。
春秋时期，主要的大国一共有四个：一个是东边的齐国，也就是姜太公建立的齐国，一个是南方地区的楚国，一个是北方地区的晋国，一个是西方地区的秦国。除了这四个大国以外，还有一些中等的诸侯国，比如中原地区的郑国，在今天河南郑州这一带；宋国，在今天河南商丘这一带。还有曹国、卫国、陈国、蔡国，山东半岛南部的鲁国，浙江、江苏一带的越国和吴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一带的燕国等。有这么一系列国家，战争就是在这些国家之间展开的。
我们可以注意到，最后能够强大起来的，是“边陲地区”的那些大国，而春秋时期开始的时候，这些国家都不大。《国语》中说，“晋国之方，偏侯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小国家；秦国也不大；齐国是大国，它是个特例；楚国刚开始的时候也很小，楚文王、楚武王的时候，楚国是“土不过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方圆不过百里。
这些不大的国家，都迅速发展起来。为什么能迅速发展呢？第一，这些国家有一个优势，就是处于战略外线的位置，战争基本上不在这些国土上打，它们强大了，就逐鹿中原，去争当中原地区的霸主。如果在争霸中原的过程中遇到挫折了，就可以退回来，去兼并周围更小的国家。所以，秦穆公东进受挫，没有办法出函谷关，重心就向西部移了，秦国“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因此能够发展起来。楚国也是这样，楚国北上，受到晋国的压制，所以又退回来，把淮河、汉水流域的一些小国家都加以消灭，加以兼并，所以越来越强大。齐国也是如此，也是按照这个路子走的。它们处于战略上很主动的位置，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第二，中原核心地区的国家，像郑国、宋国、曹国、卫国、鲁国、陈国、蔡国，它们的发展相当受限制。它们处于战略内线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地方已经高度发达了，它们却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你的一举一动都受我的关注，没有发展的空间和余地。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受周礼的传统约束比较深，尾大不掉，包袱比较重，反而不能施展手脚，因此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晋国是春秋时期的第一大国，是直接继承周朝而来的，《国语》中说“周卑，晋继之”。周朝衰落，晋国继之而起。所以，晋国是当时所谓礼乐文明的合法代表者，体现了所谓的中原核心价值，所以动不动就成为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的领袖，充当诸夏领袖、诸夏霸主。楚国地大物博，实力很强大。但中原诸侯国总是把楚国看成蛮夷，尊王攘夷，攘的对象就是楚国，它是受到压制的。实际上，中原诸侯国对楚国是有偏见的，认为楚国在哪个方面都不比中原。其实，当时不少诸侯国，文明程度不比楚国高。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所发现的很多文物，都是楚国的。中原地区发现的那些刀剑、铁器，早就烂掉了，但是吴楚这一带发现的青铜剑，到今天还削铁如泥，保存得非常完好。丝制品、竹器、漆器，在当时都是领先的，还有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编钟，基本上都是楚国这个地方出土的。即使是文学作品，中原地区有《诗经》，而楚国有《楚辞》，也能把你压倒。但是，偏见就是存在，当时各国就是压制楚国。齐国唯晋国马首是瞻，是跟着晋国跑的，它们之间也有矛盾，但是总体来说，它们是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楚国的。秦国实际上生产力不是很发达，但是有一点很领先，就是军事实力很强大，所以秦国的军队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最能打仗的，号称虎狼之师。《荀子》的《议兵》篇里讲到，凡是齐国人，就是山东人，一定是打不过河南人的，“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凡是河南人，一定是打不过陕西人的，“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这是当时的评价。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战略舞台，在这个战略舞台上，上演了丰富多彩的战争场面。
从春秋到战国，战争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就是战争的中心命题有变化。春秋时期主要是争霸战争，就是争夺霸主，当老大。各国互相打，但是不以灭掉对方的国家为最高宗旨，只要我把你打服了，你投降了，屈服了，听我的话了，做我的小跟班了，我就可以容忍你存在下去，这就是争霸。到了春秋后期，战争的性质就变了，从争霸变成了兼并。兼并战争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不但要把你打败，还要把你消灭，把你的人口变成我的人口，把你的土地变成我的土地，这样战争就大大地激烈、残酷起来。因为失败的一方没有生存空间，所以一定会殊死抵抗。我们可以看到，在战国的时候，战争是非常残酷的，《孟子》里讲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所以战国的时候，战争场面很大，比如斩首24万人的伊阙之战、坑杀40万人的长平之战。到了战国中后期，就变成了统一战争。从争霸到兼并再到统一，这就是先秦战争的一条脉络。
在整个春秋的战争过程中，春秋五霸的角逐是当时历史的主线，是一条主轴。春秋五霸有多种说法，主要是两种，一种说法是齐桓公、宋襄公、秦穆公、晋文公和楚庄王，还有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宋襄公和秦穆公不能说是春秋时期完整意义上的霸主。宋襄公在历史上没有太大的建树，他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是在泓水跟楚国打了一仗，而且打的是败仗，发表了一通为自己开脱的高论。当时医疗条件不好，宋襄公伤重不治，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他的祖宗去了。秦穆公虽然很强悍，但他是个地区性的霸主，他占领的地方主要在西部地区，始终没有办法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原地区，也就是说，他始终没能东出函谷关。
在春秋五霸之前，还有一个霸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是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但是没有被列入五霸行列，就是郑庄公。郑庄公拉开了春秋五霸争夺的序幕，后来真正的主场戏是从齐桓公开始上演的。实际上，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是及身而止，他当了一段时间霸主，去世后，齐国很快从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退了下来。春秋时期，诸侯国争霸的主线是晋国和楚国的争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晋楚争霸的历史就是春秋的历史，至少是春秋战争发展的一条主线。晋楚争霸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三场战略会战，第一场战争是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第二场战争是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第三场战争是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后来的吴楚战争、吴越战争，都是当时晋楚争霸战争这条主线的回波余澜。吴国为什么要去打楚国？这个道理很简单，在这三场战略会战中，晋国赢了两次，赢了第一次的城濮之战和第三次的鄢陵之战；楚国赢了一次，就是邲之战。这说明什么情况？就是双方处于一种战略僵持、战略均势的状态，晋国为了打破这种僵持，就要开辟第二战场，拉拢吴国来对付楚国，让楚国的后院着火，陷于两面作战，陷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因为南方地区当时是不发达的地区，所以晋国人派申公巫臣带着战车和军事顾问去了吴国，当时的战车就相当于今天的坦克，说你们吴国要强大，就要打败你们的主要敌人楚国，所以我们今天把军事顾问带来了，告诉你们怎么训练，怎么打仗。你们的军队编阵不行，光靠步兵不够，要加上坦克组成集成军，战力才能提高。吴国正要跟楚国竞争，能有这么一个强大的晋国做自己的后盾，求之不得。双方一拍即合，所以吴国就欣然接受了晋国的帮助，对付楚国，晋国等于是在背后捅了楚国刀子。最后吴国居然把楚国打败了，把他们的国都郢都也打下来了。
楚国当然是很愤怒的，要报仇，但是不敢去找晋国报仇，因为晋国比他们强大，只能去找晋国的马仔报仇。楚国人心想，我对付不了你晋国，难道我还对付不了你的马仔吗？楚国让越国这个更边缘的新兴国家做自己的马仔，对付吴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越王勾践手下的两个重要大臣都是楚国人，范蠡是楚国宛城一带的人，文种是楚国首都郢都人，他们等于是去帮助越国打吴国的。最后，越王勾践赢了。勾践赢了以后，范蠡和文种的利用价值就没有了。当时范蠡比较聪明，带上西施就跑了，勾践就不追究了，文种不跑，只好把他杀掉了。显然，这不是简单的杀功臣的问题，而是功利性的、国与国之间的战略问题。战略同盟之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不变的利益。
所以整个春秋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晋楚争霸的历史，晋楚争霸带动了后面的吴楚战争和吴越战争。吴越战争已经不是简单的争霸战争了，应该说是兼并战争，并且为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开了一个头。这就是整个春秋战争历史的宏观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