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历史文化发展的第二条主线,是先秦以来学术思想文化上的分和合的问题。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他的《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轴心时代。所谓“轴心时代”,就是说世界的文明不断积累发展,到了一定的时间便有所突破,从时间上来说,是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
;从空间范围来说,主要是几个有代表性的文明的突破。比如两河流域,也就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一带,出现了犹太教的先知;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哲学家,出现了包括古代古典悲剧的文化思想学术的大繁荣;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出现了乔达摩·悉达多,就是我们所说的佛祖释迦牟尼;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和孙子等。这些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在空间上相隔千里,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他们彼此之间是没有联系的,但文明的积淀、酝酿和发展到这个时候有了突破,这就是所谓的“轴心时代”。
这个“轴心时代”是从世界史的范围来说的,在中国,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中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但起源都是各地独立的,比如在东北地区有红山文化,在山东一带有龙山文化,在陕西、河南一带是仰韶文化,在浙江一带是河姆渡文化,接下来就是良渚文化,在今天的四川盆地有巴蜀文化、三星堆文化。它们是一种分散的状态,但是都创造了非常辉煌的文明。这是分的状态。
三星堆文化标志
有一句老话,叫作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商朝灭亡之后就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整合,也就是西周礼乐文明的建立。周朝实际上是建立在礼乐文明的基础上,它的礼乐文明体现在四根柱子的支撑上:生产方式上是井田制;社会管理秩序上是国野制,“国人”是统治者,“野人”指的是不能住在城里的被征服的劳动者,是没有城市户口的;在统治者阶层内部协调关系的是宗法制,长子、长孙始终是权力的继承者,余子、次子这些人慢慢就边缘化了,但他们也是贵族的组成部分;在统治模式上是分封制。周王朝建立后,搞武装殖民,把自己的子弟分封到各个地方,建立诸侯国,这叫作兄弟之国。当时规定同姓的人不能结婚,周朝的子弟要与异姓的诸侯、贵族结为姻亲,所以他们之间又形成了另一种关系,就是外甥和舅舅的关系,这叫作甥舅之国。在这四种制度的支撑下,出现了礼乐文明,这实际上是当时文化的第一次大整合。这个整合延续了很长时间,到了春秋中期以后,随着井田制的慢慢瓦解,分封制、宗法制受到削弱,国野制慢慢被打破,思想文化就出现了分化的趋势。我们说“学在官府”被打破了,学术下移,私学也就是民间学术起来了,诸子百家就兴起了,出现了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孔子、孟子和后来的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以商鞅、申不害、慎到为代表的法家,以孙子、吴起为代表的兵家,还有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这样一来,百家争鸣的局面就形成了,这就是学术思想文化上的又一次分。这个分延续了一两百年,但是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它慢慢地又要走向合。
战国中后期历史发展的主线,就是由兼并慢慢要走向统一。战国七雄的最高竞争目标已经不是像春秋时期只当个霸主,而是要统一天下,当时有种说法是“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要么秦国来统一天下,要么楚国来统一天下。政治格局上要走向统一,那么学术思想文化上也会走向统一,所以这个时候的学术思想又出现了第二次大的整合,诸子百家在发展中不断地进行借鉴、吸纳,彼此互补,思想开始逐渐走向统一。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荀子。荀子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他不但继承了孔孟儒家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吸收了法家的许多因素,所以在荀子的学术里,礼和法是统一在一起的。荀子的两个著名的学生,一个叫韩非子,一个叫李斯,都是法家的人物,这就说明荀子的学术是儒家和法家的综合。
道家也出现了整合,道家是老子开创的,后来沿着两条路发展:一条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原生态的道家,他坚持了老子的道的基本观念,而且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创新;另一条就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最大特征就是在坚持道家的主体性的同时,充分借鉴吸收了其他学派的一些思想内容,来丰富和发展它的整个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在司马迁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里讲得非常清楚,它的特点就是,“因阴阳之大顺”,借鉴了阴阳家学派的内涵,“采儒墨之善”,把儒家和墨家的优点吸收了过来,“撮名法之要”,把名家和法家最重要的思想内涵也吸收了过来,它的效益是最高的,“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变成了一种政治上的操作方法。这就是道家的次生形态,是一种整合。
兵家也在整合,无论是《司马法》还是《孙子兵法》,都是比较单纯的,到了战国后期,出现了一本书,叫作《六韬》,托名为姜子牙所撰。《孙子兵法》仅仅5000多字,而《六韬》有3万多字,内容丰富了很多。兵权谋、兵阴阳、兵技巧、兵形势,兵家各个类别、各个学派的思想在《六韬》里得到了整合。
在法家,出现了代表人物韩非子,韩非子不仅对法家原来的法、术、势进行了完善,更重要的是做了整合,就是在保持法家这个主体性的同时,借鉴了儒家的三纲,同时还吸收了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所以,历史上第一个为老子做注解的人是法家的韩非子,他的《韩非子》里有两篇重要的文章,一篇叫《解老》,就是解释《老子》;另一篇叫《喻老》,是借《老子》加以发挥,加以阐述。所以,韩非子是当时诸子百家的整合在法家学派里的一种体现。当时还出现了一个综合性的学派,有一部书叫《吕氏春秋》,就是杂家,是把诸子百家都综合在一起创立的一个新的学派。因此,我们说战国中后期出现了学术文化的整合。
这个整合在战国的时候没有完成,秦朝延续的时间太短,也没有最终完成,最终完成是在汉朝。汉朝的著名学者、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向汉武帝上所谓“天人三策”的时候,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就通过国家的力量把学术重新整合了起来。这就是整个先秦的学术思想文化从分到合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分和合的过程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始终,一直延续到今天。
汉朝第二次整合完成以后,到了东汉末年,情况又变了。东汉末年,豪强贵族权力膨胀,土地兼并,外戚专权、宦官专政。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候政治权力由原来的一元向多元分化,学术思想文化同样也走向分化。这个时候的人物,无论是诸葛亮还是曹操,他们的思想都是多元化的。比如诸葛亮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显然是道家的风采,但是他又忠于刘备,勤于职守,励精图治,这就是儒家的立场,而他在治理蜀国的时候,更重视用法律的手段,强调“治乱世用重典”,这就是法家的精神。所以,这就是一种分的体现。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政治分裂的局面又一次形成,学术思想文化也开始走向分。这个分,体现在宗教的崛起上。佛教在西汉末年就进入中国了,东汉明帝的时候建了白马寺。佛教在思想没有分的情况下,是发展不起来的。到了东汉后期,尤其是到了魏晋以后,佛教在社会上迅速流行起来了,成为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种思想文化资源。道教也是这样的情况。实际上,民间的宗教早就出现了,但是只有到了东汉末年,学术思想文化开始走向分的状况下,才能出现太平道、五斗米道。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更有了寇谦之所创的新天师道等教派。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也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这也是分的一种表现。
从分再到合,就要到隋唐时期了。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王通,号文中子,他有一部著名的书叫《中说》,书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三教合一,儒教、道教、佛教是一回事,就是想做一个整合。因为隋唐是统一的王朝,所以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文化也走向整合。隋朝的时间短,整合没有完成,到唐朝的时候完成了。唐朝完成思想整合统一的标志,就是孔颖达等编写的《五经正义》的颁布。
到了宋元明时期,思想又走向分了。这个分,集中反映在儒学内部,有以朱熹、二程为代表的理学,以张载为代表的气学,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还有像邵雍这种讲象数学的,我们给它戴个帽子,叫神秘主义。所以,这又是分。
到了清朝的时候,是中央集权又高度集中的时候,所以学术又走向了合。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学习的是程朱理学,研究的方式是小学和考据学。
到了民国初年,又走向分。当时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学术分化,出现了各种思潮,像无政府主义、军国民主义,包括法西斯主义。当然,这也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提供了一种条件。
最后中国选择的是社会主义,这又是走向合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中思想文化学术分和合的一个演变过程,它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