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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周武王完成了灭商的大业，但这只是完成了周人统治的第一步，并不意味着周武王彻底完成了对这个国家的管理。周武王灭商之后，一直忧心忡忡，因为他知道接下来的统治工作可能更艰巨。根据《史记》的记载，周武王灭商之后，由于心理负担很重，经常整夜不能睡觉，怎样巩固灭商的成果，完成对国家的治理，种种问题摆在了周武王面前。因为周朝的都城在镐京，就是今天的西安附近，要完成对东方的管理非常不便，所以周武王在灭商返回的途中一再留意，希望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地点来建立新的都城，完成对国家的治理。他在撤军的过程中经过洛邑，就是今天的洛阳一带，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定都地点，所以希望在洛邑一带建立新的都城，为此他曾经与周公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但是，周武王回去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就生病去世了。周武王去世后，周王朝内部的贵族出于不同的目的，对当时周公摄政这个局面表示不满，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就利用这个机会，联合这些贵族发动了三监之乱。
三监之乱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西周刚刚完成灭商，实际上还没有能力控制全国的局面。但是，在周公的有力领导下，周人很快就组织了一次大军东征。按照《尚书大传》的说法，周公居摄以后，“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殷就是殷墟那一带，奄（或称商奄）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当时山东曲阜这一带有另外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是秦人的祖先。秦人的祖先是嬴姓，曲阜这一带是秦人祖先的一个聚居地点。
当时秦人中有一个著名的首领，叫飞廉，据说跑得非常快，他的儿子叫恶来，据说可以和猛兽搏斗。周武王伐纣时，恶来被杀了，飞廉因为被商纣王派去出使北方，所以侥幸逃过了这个劫难。在西周初年的时候，飞廉又回到了山东一带，积极联络他的同族，伺机造反。周武王去世后，商奄这一带嬴姓的民众起来造反，所以周公在平定了三监之乱后，又继续东征，打到了曲阜这一带，平定了奄人的叛乱，而且把飞廉也杀了。
飞廉被杀后，参与叛乱的嬴姓民众就被迁移到西周的西北边境，也就是甘肃一带，实际上是把他们发配到了边疆，让他们在西北地区驻守，防御西北地区的戎人，这些人就是后来的秦人的祖先。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以后，实力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又不断东进，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当然这是后话了。
平定三监之乱使周朝的地位得以巩固，而且正是通过平定三监之乱，周人才真正有能力控制全国。那么，怎么来管理广袤的领土，有效地发展各地的经济呢？周人就想了一套分封诸侯的措施。实际上，在周武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分封诸侯了，但那时候分封的诸侯主要是一些帝王的后人和一些商朝的贤人。
在周公摄政和周成王的时候，分封的诸侯则是一些辅助周武王灭商的功臣，还有一些周王室的亲戚。按照《左传》的记载，当时的这个分封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封建亲戚以蕃屏周”，通过分封这些与周王朝有密切关系的人，给周王朝建立一个很大的屏障。周的分封在当时叫作“授民授疆土”，就是通过举行一定的仪式，把某一块土地和上面的民众都分封给某一个贵族，这个贵族要自己到当地去发展。所以，当时的分封制度只是给这些贵族一定的权利，让他们有条件到当地建立一个国家，然后把这些国家建成周王朝的屏障。
很多贵族都不负众望，逐渐建立起强大的政权。比如齐国，就是姜子牙的封国。姜子牙利用当地的海盐之利，煮盐以后进行贩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燕国封在今天北京房山的琉璃河一带，成了北方的一个很重要的屏障。前些年在湖北随州的叶家山一带发现了南宫适的封国，随州这一带是随枣走廊的一个战略要地，对于周王室控制南方至关重要。
所以，通过分封，周王室就在那些重要的地点建立起了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的建立和发展，使得这些地方的安全形势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另外还有一项重要的行动，就是周公遵从周武王的遗愿，开始在洛邑这一带营建东都成周。在营建过程中，周人调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新都建成之后，周人把一些商王朝的贵族集中到这里进行看管，这样就有效地保障了国家的安全。
周公还采取了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制礼作乐，建立了一套规范的礼乐制度。这个制度的实行，从制度层面为西周政权的巩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保障。
这就是周公为巩固周王朝的统治所做的一系列事情。
按照古书上的说法，周公摄政总共持续了7年，7年期满后，他就把政权还给了周成王。但是在周公摄政的7年间，他自己有没有称王，这就成了一个历史疑点。很多古书说，周公在摄政期间称王了。这个说法现在看起来是不可靠的，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证据可以证明周公称王，而且现在出土了大批的青铜器（有的青铜器上列举了西周各王的世系，但是其中并没有提到周公），还有其他资料，也没有提到周公称王。所以，周公摄政称王不是历史的真相。当时周公只是辅佐周成王治理国家，他自己并没有称王。
周公去世之后，周朝的政权继续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通过分封制、宗法制，还有礼乐制度等，周王朝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到了周康王时期，国家就全面稳固下来了。所以，《史记·周本纪》记载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就是当时有40多年都不需要采取刑罚措施，也就是说当时没有什么犯罪，整个国家政治非常清明，达到了西周时期发展的顶峰。
现在我们发现了很多西周初期，也就是周成王到周康王时期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西周初年的政治。其中最典型的一件青铜器就是何尊，是一个名叫何的人所做的一只尊，尊就是酒器。这只何尊是一件特别重要的青铜器，与周公营建东都洛邑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从何尊的铭文里可以看到，周武王灭商以后，就希望在洛邑建立新的都城。按照铭文的说法，叫“宅兹中国”，就是要在中国，也就是洛邑这个地方安下家，建立新的都城。
何尊
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材料中，“中国”这个词最早就是出自何尊的铭文，所以何尊对研究西周初年的政治和当时朝廷的治理政策有很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发现，比如沫司徒疑簋（与康叔分封到卫国有关），还有在北京房山琉璃河发现的克盉、克罍。在北京琉璃河发现的这些器物的铭文记载的是召公的儿子克被封到燕国，建立燕国的情景。传世文献里没有提到第一任燕国国君的名字，现在我们根据在琉璃河发现的克盉、克罍，知道了召公的儿子名叫克，克就是第一任燕国国君。
克盉
另外，清华简里有一篇文献叫《封许之命》，是周成王对分封到许国的一个贵族的册命。这个分封到许国的国君名叫吕丁，是许国的第一任国君，这也是我们通过这个发现了解到的。
再比如桐叶封唐的故事，当年周成王和他的弟弟唐叔玩耍，成王拿着一片桐叶做象征，说要把唐叔分封为诸侯。周公听说这件事后，就和史官找到周成王，希望他兑现他的分封承诺。后来周成王就把唐叔封到了唐，后来改叫晋。晋国的历代国君的墓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山西的天马—曲村遗址被发现。
上述这些发现，印证了周成王和周康王时期为稳定全国的政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周朝的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等制度的有效结合，保证了西周初年国泰民安、和平安定的格局。这种局面持续了40多年的时间，让西周有了一个安宁的环境，可以很好地发展经济。这就是成康之治的大概情况。
在成康之治中真正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是周公，所以古人对周公的成就予以高度评价。有人说，文王有大德，可是他没有完成功业；武王取得了大功，可是他没有实现对国家的治理。而周公是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所以在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就是周公。这是一个传统的说法。这个说法虽然有点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但是不管怎么说，周公确实对周朝政治的稳定和国家治理的完成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他所制定的这一套措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分析研究西周初年清明的政治环境的时候，不能不看到周公在其中所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