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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甲骨文是商朝时期留下来的重要文字资料，它是商王占卜的记录。但是，这种说法本身是不全面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甲骨，包括龟甲和兽骨，龟甲当然就是乌龟壳了。商朝所用的龟甲，既有殷墟附近当地的龟，也有从远方运来的龟，甚至有从马来西亚那一带运来的龟，可见商朝和海外之间的商业往来是非常频繁的。兽骨一般是牛的肩胛骨，还有其他动物的骨头，比如鹿的骨头，甚至大象的骨头，也可以作为刻写的材料。
龟甲卜文
周公庙甲骨
目前我们一般都认为甲骨文是商朝的，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我们不仅发现了商朝的甲骨文，还发现了西周时期的甲骨文，甚至有个别的可能是西周中期的。20世纪50年代，在山西洪洞就发现了西周的甲骨文。除此之外，在陕西的岐山和凤雏一带发现了周原甲骨，周原甲骨都是周人的占卜记录。周原甲骨虽然数量很多，但大量的甲骨上是没有文字的，只有几百片甲骨刻写了文字。前些年在陕西岐山的周公庙又发现了大批甲骨，也是西周时期的。可见从时代来说，甲骨文并不都是商朝时期的，西周时期也有。
商朝的甲骨不仅在殷墟有发现，在其他地区也有发现，比如在郑州，还有山东济南的大辛庄。21世纪初，在济南的大辛庄发现了一些甲骨，大辛庄那一带是商朝在东方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
按照传统的说法，甲骨文是商王占卜的资料，这个说法也不全面，当然主要是商王占卜的资料，但也有很多不是。比如商朝的一些贵族，他们也可以用甲骨来进行占卜，所以有学者说，甲骨文可以分为王卜辞和非王卜辞，就是除了王占卜的资料之外，还有贵族占卜的资料。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因此，虽然大家都听说过甲骨文，但是实际分析起来，它是非常复杂的：从时代来说，既有商朝的，也有西周的；从分布的范围来说，既有殷墟的，也有其他地区的；从内容来说，既有商王的占卜记录，也有其他贵族的占卜记录。所以，我们对甲骨的认识应该更全面一些。
甲骨文的发现值得我们大说特说，最早发现可以追溯到1898年，就是19世纪末。当时河南安阳小屯这个地方的农民在地里种庄稼的时候，会在地里发现一些乌龟壳或者动物的骨头，当地人把它们称为“龙骨”。农民觉得“龙骨”在地里很碍事，经常把它们扔到一边的废井里，或者拿回家，卖给一些做刀疮药的。当时有个姓李的剃头匠，经常把这些骨头磨成粉，做成刀疮药。所以，很多甲骨在这个过程中被毁掉了。转机发生在1898年，当时有一些古董商到安阳这一带来收购古董，他们看到农民手里这些甲骨以后，就试着收购了一些，然后去向一些学者请教。其中有一个姓范的古董商，拿着甲骨到北京找到了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的校长），名叫王懿荣。王懿荣是非常著名的金石学家，他看到这些材料之后，非常吃惊，问这些材料是从哪里获得的。古董商为了隐瞒真实的出土地点，就说是河南汤阴，汤阴就是岳飞的老家。王懿荣非常兴奋，让古董商再去大量收购这些甲骨，他愿意全部购买。在他的鼓动下，这个古董商又去安阳买了很多甲骨卖给他。
但是王懿荣还没来得及进行细致的研究，在1900年就发生了义和团事件，王懿荣支持义和团，所以他在北京城被八国联军攻破的时候投井自杀了。他所收购的这些甲骨就流散了，其中大部分被他的一个朋友刘鹗，就是《老残游记》的作者买去了。后来刘鹗选取了其中的一些甲骨出了一本书，叫作《铁云藏龟》。《铁云藏龟》出版以后，当时很有名的学者孙诒让就开始对甲骨文进行研究，写了一本书，叫《契文举例》。此后甲骨文就逐渐为世人所认识了。后来很多收藏家，比如罗振玉，还有其他很多人，都纷纷到安阳去收购甲骨。1928年，国民党在北伐胜利后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里面设了一个考古组，考古组就立即组织考古队员到安阳进行大规模的发掘。经过十几次的发掘，收获了很多甲骨和其他材料，使殷墟作为商朝都城的观点得到进一步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人员对安阳进行了长期的发掘，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这个地方还有大批的甲骨资料被发现，对甲骨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19世纪末开始，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掀起了一股怀疑中国历史的思潮。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上古历史靠不住，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说“东周以上无信史”，就是说春秋战国以前的历史都是不可靠的，都是假的。比如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白鸟库吉，他提出了“尧舜禹抹杀论”，否认尧、舜、禹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认为这都是中国人编出来的上古神话。中国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发起了“古史辨”运动，对中国的上古历史、典籍予以严格的审查，认为中国的上古史都是靠不住的，很多上古文献也是后人伪造的。“古史辨派”本身对突破封建因素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们完全否定了上古历史，导致了大家对上古历史的迷茫。而甲骨文的发现，从另外一个层面印证了中国上古历史的可靠性。
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就是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王国维先生对甲骨文进行研究之后，撰写了一些非常经典的著作，其中有两篇著名的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在这两篇论文中，王国维把一些碎了的甲骨拼接好之后，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他发现甲骨上有非常完整的商朝各王的世系，他把这个商王的世系与《史记·殷本纪》进行对照，发现这两者基本是吻合的，这就说明《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是非常可靠的。这样，一方面他印证了甲骨文就是商朝的文字资料，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对甲骨的研究，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是准确可靠的商代历史资料。所以，这个研究把过去大家都怀疑和否定的上古历史往前推了很长时间，从过去认为东周以上无信史，推到了商朝武丁时代。如此一来，中国的信史，也就是可靠的历史，大大地往前推进了。所以，今天的所有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谁也不能否认商朝的存在，不能否认商朝所达到的文明高度。
但是我们要知道，甲骨文不是商朝所有文字资料的总和，它只是商王的占卜记录，而占卜活动在当时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当时社会上通行的书写材料是用竹子或木头加工成的竹简和木简，但是这些材料容易朽烂，没能保存下来。所以，从来源来说，甲骨资料是很有限的，但是在这些有限的资料里，竟然保存了5000多个汉字，而且这些汉字里有大量的形声字。而形声字是文字很成熟以后才会大量出现的，所以甲骨文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文字。既然武丁时期已经有这么成熟的文字，那么在这之前一定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程，所以我们说夏朝的历史和商朝早期的历史一定是可靠的，而且一定有文字资料，其原因也在于此。
我们发现了这么多甲骨文，对商朝历史的研究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可以说，甲骨文除了印证了商朝历史的可信之外，还对商朝历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周易》里有一句话叫“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过去大家都认为“鬼方”是“远方”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国君去讨伐远方的敌人，用了三年时间才取得胜利。但是结合甲骨文和其他资料之后，大家认识到“高宗”就是商王武丁，而“鬼方”正好在甲骨文里有记载，是武丁多次对鬼方发动战争。所以这样看起来，“高宗伐鬼方”的意思就是武丁当时对鬼方这个部落发动了长期的战争。这些都是我们发现甲骨文以后所获得的新知识。
那么，有没有一些与甲骨文里的记载相吻合的考古发现呢？我们说是有的，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妇好墓。妇好墓是安阳的考古工作者在1976年发现的一座很重要的墓葬，墓葬的规模并不是特别大，但里面埋葬的是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妇好。妇好在史书里并没有记载，但是在甲骨文里有关于她的大量记载。她就是殷高宗武丁的妻子。甲骨文里提到妇好的地方有200多处，从这些甲骨文的记载可以看出，武丁对妇好是非常关心的，妇好生病的时候，武丁就要进行占卜，看她什么时候能好。妇好有一次怀孕生产，武丁也是非常焦急，一再卜问她是不是能够顺利产子。“妇好”这个名字在所有文献里都没有提到，只有甲骨文里提到了，正好我们在1976年又发现了妇好的墓葬，这样就产生了甲骨文的内容和地下的考古发现完美对照的一个成功范例。所以，一方面妇好墓的发现可以印证甲骨文的记载真实可靠，另一方面甲骨文也为我们对妇好墓的断代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证据。
妇好墓里出土了大批精美的玉器、青铜器，还有象牙器等文物。刚出土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时代的，商朝有早期、中期、晚期，到底是什么时期的呢？很多人就认为，这么精美的文物，肯定是到了商朝后期才能制作，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但是，铜器上的一些文字提到了妇好，而这个妇好正好在甲骨文里有记载，她就是武丁的妻子。通过这一点，大家就可以确定妇好墓的年代。过去学者们认为甲骨文中提到的妇好有两个人，一个是武丁时期的妇好，另一个妇好是稍晚期的。妇好墓发现之后，学者们经过反思，认为晚期的妇好和武丁时期的妇好是同一个人，过去认为甲骨文中提到的妇好是两个人，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对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的理论有缺陷。所以，妇好墓的发现使得甲骨文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甲骨文在2017年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是对甲骨文价值的又一次充分肯定。通过对出土的甲骨文、金文以及其他一些材料的研究，我们对商朝的了解要远远比司马迁那个时候丰富得多。但是，对甲骨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甲骨很容易破碎，而且甲骨文里还有很多我们不认识的字，所以对甲骨的研究和认识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