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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城市还是都邑，生活在其中的主体还是人。对人来说，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生死。古代中国人“事死如事生”，有相当久远的厚葬的习俗，安置死者的墓葬非常讲究，从中也可窥见当时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
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对遗体的处理上，采用某些仪式将遗体埋入地下，是人类处理遗体的主要方式。
夏商周时期，源自石器时代的灵魂不灭的观念仍然盛行不衰。在当时的人看来，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而仅仅是肉体的消灭，灵魂将继续存活。因此，墓葬就是死者将来的居所，人死后，灵魂必定要按照生前的生活方式延续。当时的社会盛行以亲缘关系聚族而葬的制度，也就是说，某一族的人希望安葬在一起，死后继续生活。而墓葬的形制，一般是将遗体置于木棺中，木棺外套以木椁，再安葬于长方形的竖穴土坑中。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社会阶层的分化也日渐成熟，国家出现了上下不同的等级，上有王室贵族，下有黎民百姓，他们的墓葬的规模、大小肯定是不同的。这个时候的墓葬产生了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墓葬规模的差距空前拉大，贵族的墓葬和平民的墓葬产生了特别大的差异；二是墓葬的等级秩序进一步明显，形成了比较规范的丧葬礼制。我们能看出墓葬产生了很多“讲究”，孝道观念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一时期，兴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厚葬高潮。
在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中，还没有发现作为社会金字塔塔尖的王陵级大墓。到了与安阳殷墟同时的商代晚期，墓葬等级与墓主身份、地位的关系已经十分明显。不同等级的墓葬，其形制、墓室规模、棺椁配置、随葬品种类及数量等方面都有显著的不同。
简单从大小来区分，墓葬可以分为有木椁的大墓和没有木椁的小墓两种。而大墓依据形状结构和台阶数，也有大小之别。大墓照例有大量的陪葬品，还常见人殉现象。这既可以保证墓主身后的奢华，又可以炫耀他所拥有的财富。小墓的主人一般属于下层阶级，也可以分为有差别的几等。通过观察墓葬中的细节，我们可以了解社会和政治分层的状况。
墓葬的大小直接体现的是等级。晚商时期等级非常高的墓葬，现在已经发现了九座，其中八座分布在安阳殷墟，另一座发现于山东青州。这类等级非常高的墓葬，一般在墓室前都修建有四条甬道，这种甬道也称为墓道。在安阳殷墟的王陵区，有四条墓道的大墓很可能是王陵。
此类墓葬不仅规模宏大、结构复杂，而且随葬品丰富，殉人较多。在殷商时期，贵族生前身边有许多随从、侍卫和仆人，他们希望自己死后，这些随从和仆人能继续为他们服务，于是主人去世后，往往需要大量的人来陪葬。这就是人殉。
以殷墟的1001号大墓为例，该墓的面积接近260平方米，四条墓道长宽不一，其中最长的南墓道长达30.7米。墓内发现人殉、人牲160多人。由此可知，到了商代晚期，惨无人道的人殉、人牲制度达到了顶峰。殉人的墓葬中有的带有墓坑，有的还有棺，有的身旁还陪葬着青铜礼器、兵器或玉石配饰。
在晚商时期的大墓中，除了四条墓道的大墓外，也有不少两条墓道的大墓、一条墓道的大墓以及规模较大的竖穴土坑墓。推测墓主人应该是王室成员或与王室有关的地位极高的贵族，墓主人的地位应该仅次于商王。而殷墟以外的此类墓葬的墓主人很可能是商代方国的首领和贵族。
这些墓葬大多有制作精美的棺椁，随葬有大量青铜礼器以及玉石器、白陶器、漆器等，墓道可见马坑、殉葬坑，墓室有大量殉人、殉牲。
为什么我要详细介绍墓葬的细节呢？这是因为考古学家通常喜欢通过观察建筑和墓葬来分辨人们社会地位的差别，据此还原当时的社会结构。这也是我们在前面关注二里头都邑建筑特征的原因。在具体的考古工作中，地上的宫殿、房屋的原址很难保存，因此埋藏于地下的墓葬的具体细节和特征就成为考古工作者判定当时的社会特征的重要依据。
在殷墟出土的墓葬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妇好墓。1976年，妇好墓被考古工作者发掘，这是当时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该墓建有享堂，据说是商王武丁为祭祀妻子妇好而修建的宗庙建筑。这是迄今发现的没有墓道的大型竖穴土坑墓中规格最高的一座墓葬。墓室内有木椁和木棺，棺木上有红黑相间的“彩绘”。墓内发现人殉16人，有的人殉被砍头或腰斩。该墓的随葬品十分丰富，共有各类器物1928件。在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半数以上有铭文，其中“妇好”铭最多。经器物研究和铭文考释，学术界多认为此墓墓主为武丁之妻。
上面讲到的墓葬都是有墓穴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没有墓穴的墓葬。这类墓葬数量不多，通常见于居址近旁的文化层或灰坑中，没有棺椁，没有随葬品。
一般认为这类死者可能是奴隶或非商族的俘虏，或者是凶死者。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商周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等级鸿沟是非常巨大并且难以逾越的。你处于什么样的等级，不仅代表着你生前能享受到多少社会资源，更决定了你死后的地位。而如果你不幸成为仆人或奴隶，那么你的生命或许就要随着主人的死去而结束。
妇好墓模型
接下来我们谈谈商代晚期墓葬的“族墓地”特征。
除了最高等级的王陵和最低等级的非正常埋葬之外，在商代晚期，墓葬一般在分布上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墓区，这些墓区之间有空地隔开。各墓区有的有族徽，不同的墓区，族徽也不同。据此，有学者认为这些不同墓区的墓葬应该是以血缘和亲属关系为纽带的商代同一族系下不同族的“族墓地”。值得注意的是，族墓地内部的等级关系十分明显，在同一墓地中，不仅有贵族墓和平民墓，而且贵族墓有不同的等级，平民墓也有贫富和地位高低的不同。
研究族墓地的意义在于，可以比较直接地了解当时人们之间的血亲关系，特别是人们之间的亲属组织结构。例如，通过殷墟的族墓地中夫妇合葬方式的考察，我们可以知道商周时期贵族和平民的婚姻形态。另外，同族而葬符合《周礼》中“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的原则。这是说，同宗的族人，在世时居住得较为接近，互相帮助，死后也相邻而葬，继续互相扶持。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殷墟的晚商文化已经对周代的礼仪和礼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商周文化的异同是学术界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具体到考古学而言，商和周的墓葬比较对认识商周的社会、文化、礼制也具有意义。在西周王朝的都城丰镐（也就是今天的西安近郊），发现了许多中小型墓葬，但周王墓至今尚无任何线索可寻，所以西周墓葬的等级序列并不完善。
就墓道数量而言，除了北京房山琉璃河燕侯墓外，还没有发现四条墓道的大型墓。其他两条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墓，基本上与商代墓葬相同。但是，就墓葬规模而言，西周相同墓类的规模也无法与商代墓葬相比，要小得多。这说明在商代，“尚鬼”“尊神”、重视人神相通、重视厚葬的观念要比周代更为突出。
而在棺椁礼制上，西周与商代有明显的不同。从保存较好的西周墓葬可以看出，西周时外椁是用加工规整的方木围砌而成的，这种形制应当就是文献记载的“题凑”葬制，也就是指方木的头一律向内排列。这种礼制到了东周时期非常流行。而内棺在西周以前均为单棺，也即一重木棺，西周时期出现了二重或三重内棺，表明用棺椁的重数来规范墓主人等级秩序的一套制度正在孕育中，而这套丧葬礼制到东周时期基本形成。
到了西周时期，墓内以人殉葬远不及商代墓葬流行，但流行随葬拆解的车马。墓外也有附葬车马的风习，并且附葬车马的数量开始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发生一定的对应关系，为以后作为丧葬礼制的组成部分的车马随葬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到了东周末期，孔子那句很有名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就是在破口大骂人殉制度，而批判人殉、反对人殉的文化土壤，起码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
从墓内随葬品的内容来看，商人尚酒，墓内常见青铜酒器。周人重食，墓内流行随葬鼎、簋等盛食器，并开始酝酿、形成一套用于规范墓主等级的使用礼器的列鼎制度，从而构成周代丧葬礼制的又一重要内容。
此外，墓内随葬品的种类更丰富，数量更多。墓葬中所使用的专门给死者做的各类明器，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有了显著的增加，人们似乎更加相信死后到另一个世界的需求，死后有灵的观念更加根深蒂固了。
西周兽耳龙纹簋
在商周时期，人们开始在墓上兴建建筑，但并不高大。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墓上竖立的高大坟丘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最早见于春秋末年的江淮一带，到战国时期流行起来。高坟丘墓的出现，是社会深刻变化的结果，是春秋战国之际旧礼制崩坏、新礼制创出的结果。高大坟丘一出现，很快就在各诸侯国之间流行开来，成为各国强化政治秩序、炫耀国力的工具。在一些诸侯国，形成了一套以坟丘为中心的地面设施，包括坟丘、陵园、陵寝建筑、陪葬坑和陪葬墓等，此后秦汉时代墓葬地面建制的内涵已基本具备。
在商周墓葬中，墓内的椁室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无论是作为葬具的棺椁，还是作为随葬品的鼎、簋和车马，一旦深埋于地下，除非迁葬或被盗，否则墓葬将不再打开，它们将永不示人。西周和东周时期注重埋葬的过程，墓葬形制和墓葬规模可以反映墓葬的等级，所以周代墓葬等级制度的核心是棺椁制度、青铜列鼎制度以及车马随葬制度。墓主人的身份等级通过这些埋葬的细节得以体现。
椁室
通过对商周时期墓葬礼制的了解，我们可以知道，每一个朝代都有它特定的文化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当时人们的墓葬中，而商周时代的文化特征也不可避免地对此后的时代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商周墓葬礼制的沿袭和演变，中国传统的儒家礼仪到了东周时代已经基本形成。这种儒家丧葬礼仪不仅隆重、烦琐，而且还有等级森严的礼制规定，在当时人们的墓葬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反映。这是儒家文化中特别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能够真正了解古人思想世界的一个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