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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青铜礼器群的出现。青铜时代意味着王朝礼制时代的到来，因此青铜礼器可以作为二里头是否是最早的中国政治实体的重要证据。
冶金史专家都认为，二里头和二里岗虽然分属夏和商，但在铸造青铜礼器的工艺上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例子是落后者打败了文明程度较高的族群，但最后他们在文化上却被战败者同化了。二里头和郑州商城的铸铜作坊，可能就有这样的承继关系。二里头最初铸造的青铜爵和鼎等礼器都不太大，后来整个青铜文明加速往前发展，直到殷墟和西周时期臻于鼎盛。相应地，青铜文化也有大幅度的扩散。
我们先看看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它的东面是岳石文化。岳石文化是在山东龙山文化之后，分布于山东沿海地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它与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相同。由于岳石文化的存在，二里头文化没能进入山东地区。在西北方向，二里头文化跨过了黄河，分布或者影响到山西的南部，当时当地的陶寺文化已退出历史舞台。二里头文化向西则突破了函谷关，进入了关中地区的东部，并与同时存在的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发生了交流关系。
二里头文化向南的突进最令人瞩目，到达了长江中游的武汉一带，有学者认为这与早期王朝对青铜原料的攫取有密切关系。到了二里岗时期，中原文明就进一步向外扩张了。在长江中游，从二里头时期开始到商、西周、东周时期，都有大量采矿遗存被发现。青铜并不是一种单一的金属，青铜器的制造运用的是金属冶炼史上最早的合金技术。要冶炼青铜，必须以大量的铜矿为基础，加入锡或者铅，冶炼过程中还要精准地把握温度，最后才能制造出青铜熔液。所以，要生产出青铜器，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需要非常复杂的工艺。
在整个东亚大陆，北方青铜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是连接欧亚草原和中亚地区的非常繁盛的一种文化。再向南是中原青铜文化，就是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这套东西。至于四川的三星堆文化，在当时的中原人看来应该属于“非我族类”，完全不见于中国古典文献。对于这种说法，著名历史学家王明珂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不同寻常、非常例外的例子，即所谓的“异例”，让我们反省为什么我们认为它们是不同寻常的。显然，是所谓的“常识”在束缚着我们的头脑。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及金沙文化明显具有中原文化因素，但同时又有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东西。有学者认为它们是从北方来的，还有学者认为是从云南甚至缅甸过来的，但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确切的考古学证据。从总体上看，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出现的时间偏晚，在殷墟和西周时期才兴盛起来。
殷墟时期比较复杂，好多地方的势力范围向回收缩了，我们称之为土著化。各个区域的土著势力开始增强，其实也是殷商文明影响的结果。虽然殷墟都邑文明高度发达，但是它直接控制的地方缩小了，青铜礼器铸造技术外流，等于“泄密”了，四川的三星堆文化所在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关中地区也可以独立制造青铜礼器了。
东亚大陆的国际局势被改变，中原青铜文化独霸一方的局面被打破，实际上青铜文明也通过这种模仿使用得以扩散，可以说是“跟风”导致了文明的扩散，这与现在我们吃肯德基、麦当劳和穿西服是一个道理。从以上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以二里头为先导的青铜时代使得整个中国的文明形态发生了突变，核心文化开始形成。这是二里头成为最早中国的最有力的证据。
接下来我们讲讲青铜之路，从中可知二里头是中国与世界联结的关键。
从龙山时代到殷墟时代，也就是二里头前后100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意识到大量的外来因素开始进入中原腹地及周边地区。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前后，以地中海东岸为中心，现在的土耳其到伊拉克这一带就有比较丰富的冶铜遗存，而后向外扩散。大致在公元前三千纪，欧亚草原进入青铜器初始期，而后以时间换空间，青铜潮到了东亚，就已经是公元前2000年之后了。
公元前2000年左右，青铜器在新疆地区出现。而甘青地区、北方地区、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都是在大约公元前1700年。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潮还没有到达山东，而到了二里岗时期也即商前期，中原青铜文明进入山东地区，这是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
在东亚大陆以东，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青铜文明更是次生文明，青铜潮从西向东一点一点地推进，而中原是其中最重要的链条。
朝鲜半岛是什么时候进入青铜时代的？日本列岛呢？日本的铜器和铁器是同时出现的，这就是非原生文明的特点，日本根本没有青铜时代，都是从中国、朝鲜半岛传过去，一点点挤压过去的。山东地区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进入青铜时代，到了朝鲜半岛就晚于公元前1000年了，到日本就更晚了，青铜潮由西向东推进的趋势非常明显。
从中国最早的金镶玉艺术品——二里头出土的嵌绿松石铜牌饰及同类器物可以看出，出土这类金镶玉艺术品的考古学文化之间是有交流的，最初大家都认为二里头的铜牌饰是最早的，由此向外散播，影响到三星堆以及甘肃地区，但最近有学者认为新疆地区的牌饰可能是最早的，从新疆传到了西北和西南地区，二里头是接收端。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种假说，但它提示的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在这类问题上，我们的思维必须复杂化，不能说在中国出土了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就一定是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明的。二里头出土的中国最早的青铜战斧，一看就是北方草原风格。尤其是倒钩式的铜矛，在河南淅川下王岗等地有出土，青海、陕西、山西、辽宁也有出土，全是西北和北方地区。这些东西的源头在哪儿？在欧亚草原地区，这类兵器已经非常发达了，之后传到中国西北和北方地区，然后向中原地区传播，这是一种可能的传播路线。
在安阳殷墟发现了带有四条斜坡墓道的大墓，有大规模杀殉的习俗，而这些从来不见于温文尔雅的中原土著居民中。我们把商王朝引为我们的祖先，但商人是极其野蛮的，他们把羌人抓过来像牛羊一样圈养，就是为了杀殉。他们是从哪儿来的，还是一个谜。但殷商文化有浓厚的北方文化因素，则是可以肯定的。
另一个例子是海贝。传统上认为海贝应该是东南沿海的东西，但是在整个长江流域没有发现一枚海贝，最早是在甘青地区的马家窑遗址发现的，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海贝只产于台湾以南的南海和印度洋一带，很可能是从印度洋沿岸通过高加索传到了中国的新疆、甘肃地区，再向中原输入，物以稀为贵，最初是珍贵的装饰品，到了东周时代就成了货币。
除此之外，有学者对整个欧亚大陆青铜文明的发展态势做了梳理。西北地区的马家窑遗址出土了青铜刀，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而那时欧亚草原的青铜文化已经进入初始期的前段了。到了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初始期的后段，在公元前两千纪初，欧亚草原的青铜文化已经呈星火燎原的态势了。二里头开始出现的时候，欧亚草原已经进入了青铜文化发达期的前段。在那个时候，拥有前面讲到的倒钩式铜矛等文化因素的塞伊马-图尔宾诺现象已经大范围地在欧亚大陆内陆地区形成了。所以，整个东亚大陆青铜文化的缘起与发展动向应该是与内亚地区密切相关的。
吉林大学著名教授林沄先生有一个比喻，整个欧亚大陆内陆的青铜文化就像一个大漩涡，向外飞溅着飞沫，因此外围一些青铜文化的产生与这种向外飞溅的飞沫是有关系的，当然大量细节还有待进一步探究。但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只懂中国历史已经无法搞清中国的问题了。从青铜时代开始，一直到500年前的大航海时代之前，中国西北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这里就属于“一带一路”的组成部分。我们读西方学者编写的全球文明史，他们已经敢于在欧亚大陆偏西的部分比较明确地画出文化因素传播的线路了。可以肯定，东亚这一大片绝不是空白，有待中国学者通过自己的努力，提供最新的材料，参与最新的研究。我们也相信中国考古学提供的这些素材能够贡献于人类文明史的建构，甚至是哲学、社会科学一般法则的建构。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还存在一条连通中国与外部的青铜之路。二里头都邑与二里头文化及东亚大陆相关文化所显现的各种证据，提示了这样一个结论：青铜催生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