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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我领导的研究团队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系列研究成果的总结。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本书将首先用第2章来评论中国城市化走过的道路以及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并且总结中国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的研究文献。然后，再用第3章系统总结2003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转折点，以及这些政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在第4章到第10章里，本书将分别从个体和城市两个层面展开对于中国城市化和城市体系的研究，每一章将围绕着一个核心的问题展开。其中，第4章将回答“为什么城市间出现人力资本的分化？”的问题。这一章将指出，城市的人力资本外部性、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之间的技能互补性是驱使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关键机制，正因为如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将对城市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既不利于城市自身的发展，也对遇到劳动力流动障碍的人产生歧视。
第5章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限制城市规模将损失就业与公平？”这一章将研究城市规模扩张对于就业和收入的影响，从而论证城市的规模经济。数据显示，城市发展过程中平均受教育水平将同步提高，而且通常是在大城市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更快。城市层面上的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个人的收入水平和就业概率均有所提升，更重要的是，这种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对于相对低技能的劳动者影响更大。基于这一研究发现，再对照当前中国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特别是大城市普遍存在的歧视低学历的落户政策，这一章的含义是，用行政手段限制城市规模既不利于发挥城市提升收入、促进就业的作用，又不利于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平等地享受城市发展的好处。
第6至8章将在城市层面上研究地理与城市发展、城市体系之间的关系。在这三章里，我将中国的城市体系分为两个层次。在国家层面，我将定义分别以香港、上海、天津为最大港口的三大都市圈，即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都市圈及其辐射范围。在地区层面，我将定义以14个大城市为核心城市的都市圈。从全国层面来说，因为中国经济高度开放，并且沿海地区的大港口是中国经济开展国际贸易的门户，因此，接近大港口就接近了国际市场，也接近了大港口本身及其周边的国内市场。从地区层面来说，接近大城市则接近了区域性的市场。我用一个城市到三大港口的直线距离的最短一个表示其在国家层面处在哪个都市圈及其辐射范围之内，以及它对于国际市场的接近度。同时，本书用到最近的大城市的距离来度量一个城市与区域性的国内市场的接近度。
第6章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限制大城市不利于中小城市？”这一章的实证研究表明，与国际和国内市场的接近度影响了一个城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享受邻近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从而表现出了地理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一章还发现，地理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随着到大港口的距离增加，一个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先下降，再上升，然后再下降。这一实证结果与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理论的预测是高度一致的。通过三大都市圈的比较，这一章发现，长三角都市圈比珠三角都市圈具有更强的经济辐射力，而环渤海湾都市圈则未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港口城市。这一章还对比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行业的地理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虽然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更弱，显示出服务业发展具有更强的离散化倾向，但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是高度显著地取决于其到大港口和区域性大城市的距离的。这一研究结论显示，不能认为随着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上升，就将导致地理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下降。经济向沿海地区和区域性大城市集聚发展的趋势不会被改变。
本书的第7章专门研究土地利用效率与地理之间的关系，针对当前建设用地指标配给制度，以及限制农业用地跨地区“占补平衡”的政策，这一章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扭曲土地供应不利于经济竞争力？”这一章的研究发现，在1990至2006年间，距离大港口（香港、上海和天津）的距离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在2006年，距离大港口500公里左右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要比大港口附近地区低大约50％。在距离大港口450公里以内的范围，城市的扩张促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在更远的内地，城市的扩张有降低平均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第7章还专门研究了2003年之后将越来越多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到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如何影响了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研究发现，这一政策造成人口流入东部的同时，东部的土地供应收紧，结果造成东部地区房价快速上升，并进而推升了东部地区的工资上涨。这表明，忽视地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土地资源在区域间的配置，可能对经济发展效率和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跨区域再配置能够为中国经济的下一轮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第8章将直接把地理和政治因素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由于任何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干预最终都体现为政府支出和投资占GDP比重上升，因此，这一章分别在短期、中期、长期内比较了城市的地理位置与政府支出、投资对于城市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这一章发现，虽然地理对于城市经济短期增长的解释力并不大，但在长期模型中，仅到大港口的距离和到大城市的距离两个地理因素便可以解释城市长期经济增长差异的6.9％，相比之下，包括地理在内的全部解释变量可以解释城市经济增长差异的40.4％。这一章还发现，投资推动和政府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可以推动城市的短期增长，但在长期，这些因素却对增长没有显著作用。相比之下，教育却可以缓解一个城市地理位置的劣势，对长期增长有益。因此，兼顾增长与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应该转向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并且加大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投资，而不是片面地用政府政策去扭曲市场机制。
那么，政府干预是否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扭曲作用，并且对居民的福利产生不利影响呢？本书的第9章更为关注当前城市化和区域发展模式的福利后果，从“高增长、低就业”这样一个现象入手，回答“为什么‘扭曲之手’不利于增进福祉？”这一章从地方政府干预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创造就业能力较低的现象。如果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政府推动的基本建设支出，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更具有资本密集型的特征，并不能充分地创造就业，人民的收入和福祉水平也难以提高。基于中国城市级数据，这一章的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单位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即“就业弹性”），但政府干预削弱了外资的就业创造能力。同时，具有生产性的省级政府基本建设支出与GDP的比值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城市就业弹性下降0.089。从趋势上来看，如果政府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支出）与GDP的比值持续上升，那么，就业弹性就将持续下降。如果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必须减少政府对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的干预。
中国的生产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如果说第7章直接地研究了土地市场上存在的扭曲及其后果，那么，第8章则关注到了资金，讨论了投资和政府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第9章实际上也涉及了“钱”的问题，涉及了在政府干预之下，经济发展的资本深化进程。第10章则从另一个角度关注了“钱”的问题，即地方政府的债务。中国地方政府已经拥有巨大规模的存量债务，与此同时，新增债务却仍以较快速度增长，这不利于公共财政的持续性，甚至有可能在未来引发债务危机。这一章以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城投债为样本，研究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地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中央政府的人均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会导致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城投债发行增加人均0.312元，而包括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内的非专项转移支付对城投债的发行并无显著影响。并且，专项转移支付对城投债发行的显著正影响只在中西部省份存在，东部地区并未发现这一机制。债务增长机制的地区间差异在本质上仍然是个“空间”的故事：一方面，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大量被作为经济发展的投入，债务—GDP比率的地区间差异本质上是投入产出效率的空间差异；另一方面，在不同地区，转移支付对地方债务的影响不同，反映出的也是中央—地方关系的地区间差异。
本书所包含的系列研究采取城市化和城市体系的调整这一角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在全球化进程之下，中国借助于经济活动向沿海地区的集聚，发展了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发挥了劳动力较为丰富的比较优势。但是，由于地区间的劳动力没有充分自由流动，又需要中央政府通过倾向于内地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给和财政转移支付追求地区间的平衡发展，结果是经济结构被严重扭曲，最终，平衡的目标也未必得以更好地实现。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读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扭曲因素的严重性，而且，大约是在2003年之后，这种区域间资源配置的扭曲有所加剧，虽然在2003—2008年间经济的高速增长将这些扭曲所产生的后果掩盖住了，但其对之后中国经济逐渐走向增速下滑的局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不能通过改革，改变这种资源配置被严重扭曲的局面，那么，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将受到巨大的挑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将困难重重。反过来说，如果能够通过制度改革达到促进市场整合、实现城乡间和地区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目标，那么，借助于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地区间生产要素回报的均等化，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这两个目标将是能够得以兼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