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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加强了产品和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也加强了地理因素对于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显著加速了，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区域格局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基本上是处于前现代经济，农业比重仍然很高，改革开放之初，农业人口占80％左右。再加上当时经济不开放，大量的经济资源通过政府力量往内地布局，其中还有一部分布局在内地的工业是出于战备的考虑，选址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在“一五”时期，特别是后来的“大三线”建设时期，很多人被政府从东部迁移到中西部支援内地建设。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要加入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客观需要是节省运输成本和发挥集聚效应，于是，在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下，生产要素重新集聚到接近港口的地方。
全球化到底对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体系演化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在现代经济中，国际贸易将加强地理在决定城市布局中的重要性。现代经济发展首先经历的是工业化过程，通常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于制造业的发展。如果要促进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很重要的手段就是打开国门，面对全球竞争的挑战和全球分工体系的整合。在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上，历史上曾经有过所谓“出口导向型”还是“进口替代型”的争论。一些国家通过政府干预生产自己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替代国外产品的进口，这种“进口替代型”战略的结果是出现大量低效率和政府负担，结果以失败告终。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曾经走过一条“进口替代型”的发展道路，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利用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走了一条“出口导向型”的发展道路（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4）。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体系演化是这一发展战略调整的体现。
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有三个机制导致地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第一，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布局在靠近港口的地区能够节省运输成本。中国是个单面临海的大国，而且海岸线相对于整个国土和国境线来讲并不长，以港口条件而论，只有东部才有大港口。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首先发展起来的是沿海地区，还有沿长江的城市。沿海地区和靠近大港口的地方开放程度更高，这也促进了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参见陆铭、陈钊，2006；陆铭、陈钊、朱希伟、徐现祥，2011）。
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是由于它获得了优惠政策。我们不妨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思想实验，如果当年没有在沿海沿江开发过程当中实施优惠政策，今天中国经济的区域布局会有根本性不同吗？我的答案是不会，先发展起来的仍然是东部。也就是说，当年所实施的优先发展东部的政策只是适应了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从根本上影响区域经济格局的，实际上还是市场机制和全球化进程。另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是，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四个城市同样获得了经济特区的政策，其中，深圳的发展远远好于其他城市，珠三角的一些非特区城市也发展得远比其他城市好，这说明决定发展状况的因素中，政策的作用也并不重要。同样道理，为鼓励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1984年5月曾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城市定为沿海开放城市；随后，营口市（1985）、威海市（1988）获批为沿海开放城市，此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以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又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在基本一样的开放条件下，发展的好坏仍然取决于到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距离，这也同样说明地理比政策重要得多（对于地理和政策的作用，本书在后面的章节还将给出基于数据分析的详细讨论）。
第二个使得地理更为重要的机制就是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开放，90年代中期经济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再加上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强化了沿海地区在发展制造业过程中的优势，是其他地区甚至东南亚一些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难以比拟的。读者可能会说，沿海地区有港口，西部因临近俄罗斯，也有它的地理优势。请注意，在全球贸易中，至今为止份额最大的仍然是美国、日本和欧洲三大市场。尽管西部是离俄罗斯很近，但是对于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来讲，这个市场却相对次要。由于集聚效应能够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即使是出口到俄罗斯的产品，在浙江生产，再加上运费，仍然可能比在西部生产更为便宜。所以，只要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是海运，沿海地区拥有港口，并且形成了集聚和规模效应，其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优势就特别明显。这就是经济规律。
第三个使得地理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是服务业，随着服务业的比重提高，地理也越来越重要。制造业虽然需要集聚，但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业的生产和消费是可以分离的，比如说，可以在安徽芜湖造奇瑞汽车，然后卖到上海来，甚至可以卖到菲律宾去。但是，绝大多数的服务业必须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完成生产和消费，所以它对于集聚的要求就更强了。中国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实施了“送家电下乡”和“送汽车下乡”的政策，这还是因为家电和汽车的生产和消费是可以分离的。如果随着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村居民要消费更多服务了，就难以送服务下乡了。发展服务业最终还是要发展城市，而大城市的服务业更多样，更能满足人们对服务业多样性的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