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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进入工业化阶段之后，是否能够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就要看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式是否遵循了地理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
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经济在空间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全球生产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发达省份和富裕国家，其中，全球土地面积1.5％的区域囊括了世界一半的生产活动。占埃及国土面积0.5％的开罗，其GDP超过了埃及的一半。同样，只占巴西总面积15％的中南部三州，贡献了全国总产值的一半以上（世界银行，2009）。另一个现象是，在很多国家，最主要的城市都是在港口。以亚洲为例（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很大一部分的人口和产业都集中在少数的几个港口城市（Fujita and Mori，1996）。在铁路还没有大规模发展起来之前，贸易高度依赖于水运，国际贸易更是以海运为主，于是，港口的交通枢纽作用使得生产活动聚集在港口周围，形成了港口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圈（Mills，1972，Ch.5；Goldstein and Moses，1975；Schweizer and Varaiya，1976，1977）。后来，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服务业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历史上形成的城市发展优势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持续了下去。
对于本书的主题而言，我们所说的“地理”因素主要还不是港口、气候、地形这样一些城市先天的差异。要理解地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必须首先理解“规模经济”和“收益递增”这两个词。假设有A、B两个城市在任何先天条件方面都完全一样，而A市首先发展了工业，这时，就将有以下三个机制会使工业和相应的服务业集聚在A市，成为经济活动和人口相对密集的“中心”（core）地带，而B市则成为经济活动和人口相对稀疏的“外围”（periphery）地带，于是经济活动出现了集中在A市这样的地理分布特征。
马歇尔早在19世纪末期就指出，投入品的分享、劳动力市场群聚（labormarket pooling）以及知识的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是导致集聚的三个根本原因（Marshall，1890）。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中，这三个导致集聚的原因天天都在发生，但人们却往往熟视无睹。具体来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将上述三个方面的规模经济机制做了这样的总结（参见Gill and Kharas，2007）：
第一，分享（sharing）。在城市里，生产者可以从更大的范围获得广泛的投入品供给，从而发挥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在生产规模提高时降低平均的生产成本。对于投入品的分享也使得供应商能够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提供高度专业化的产品与服务。举例来说，一个印刷企业既可以为制造业企业生产包装袋和宣传册，又可以为媒体印刷报纸和广告，布局在客户多的地方，就可以通过增加业务量来分摊机器设备的固定投资。同样道理，在服务业里，大城市能够举办大型的高水平演出和会展，这是因为大城市有足够的观众来共同分担成本。
第二，匹配（matching）。在更大的市场范围里，各种生产要素可以更好地匹配。企业可以更好地选择所需要的投入品和特殊技能的劳动力，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同时，在一个有众多企业的地方，劳动力也更可能找到合适的雇主。有了规模的保证，就可以使生产更为专业化，在大城市，生活丰富多彩，来自天南海北的各式菜肴都吃得到，这是因为大城市的规模经济使得饭店可以专业化，从而使得消费者能够获得服务消费的多样性。劳动者专业化水平提高后，就可以使生产者更容易在大城市招聘到专业人才，这就是为什么高规格的演出和会展更适宜在大城市举办的另一个原因。大学生毕业后，之所以愿意留在大城市，是因为“机会多”，能够找到与自己技能更匹配的工作。
第三，学习（learning）。空间集聚可以加速知识的传播，方便职工和企业家之间，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相互学习。
生活在大城市的人“见多识广”，因为很多创意和思想是在面对面交流中产生的，很多信息和知识是在人与人的直接互动中传播的，越是知识、信息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越是会集聚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这样的产业往往属于“现代服务业”，比如金融、教育、医疗。越大的城市，人口密度越高，信息越密集越多样，人跟人的交流越频繁，从而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Ciccone and Hall，1996）。从事艺术或学术的人之所以愿意聚集在大城市，一大好处就是方便与同行交流。同时，人口规模大的地方，一项专业化的服务需求较多，从业者就可以通过更多地提供这种服务来积累经验，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比如说，看疑难杂症的医生往往在大城市的医院里，就是因为他可以在不断地重复中“边干边学”，积累经验。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全世界范围内现代服务业的竞争力最强的还是纽约、伦敦、东京这些所谓“国际大都市”。
当然，经济活动的集聚并不是无止境的。经济集聚在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会使城市的土地和住房价格上涨，这时，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均会有所上升。此外，城市的拥挤、污染和犯罪问题都会抵消城市扩张所带来的好处，其中，相对重要的是城市扩张所带来的拥挤，如果给定交通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条件，城市扩张会增加人均的通勤时间，这会使得劳动者的人均净产出有所下降。比如说，当一个人上班路上要花两个小时的时候，他实际投入到工作中的时间就少了，人均产出就会下降，更不用说通勤时间太长会影响服务业的精神面貌了。最终，只有当留在一个城市所带来的正效应超过其生产或生活成本时，企业和居民才会留在这个城市。相应地，城市的最优规模就是最大化劳动生产率的规模。而随着现代服务业中知识和信息的价值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对于知识的生产和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时，城市的最优规模也将变得越来越大（Au and Henderson，2006a）。
上述城市发展的原因决定了城市的规模和城市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有效的城市体系。此外，在本书的主题之下，还非常有必要将城市层面的规模经济与国家层面的规模经济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这样面积、人口和经济规模几个维度上的大国，经济的集聚发展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从而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那么，大国的规模经济优势有何体现呢？哪些大国的规模经济优势与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有关呢？
我们都知道，中国在秦朝以前，群雄纷争，严格说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秦始皇以后中国开始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无论从前现代经济，还是从现代经济来说，“大”都有很多好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收税。《诗经·小雅》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基于这一观念，对皇帝而言，国家当然是越大越好。第二个好处是分散风险。比如说，一场自然灾害对于一个小国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能够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分散风险对于古代的中国非常重要。中国古代自然灾害频发，历代王朝都以“海晏河清”为目标，高度重视黄河淮河的治理，久而久之，高效地救灾赈灾就是王朝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除了河工，历代王朝另一个高度重视的就是“漕运”，因为政治中心往往不一定是产粮区，皇帝非常注重粮食储备和调配。大国的好处在于“东方不亮西方亮”，如果有些地方遭受旱灾或者水灾歉收了，还总有些地方是丰收的，所以它能保证皇城的粮食储备足够维持中央政府的运转和地方的赈灾。事实上，最新的研究发现，即使是在现代经济中，大国的经济波动也更小（di Giovanni and Levchenko，2011）。在中国，当一个省面临经济冲击时，省之间的财政转移可以帮助受冲击的省减少消费波动，从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也有助于减少内地省份的消费波动（Du，He and Rui，2011）。第三方面是国家安全。大国在提供国防、保护整个国家的安全方面有规模经济效应，国家大了，在人均军费支出方面就可以被摊薄。更为一般地来说，国防是一种公共品，在前现代时期，公共品提供的主要就是国防。在现代经济，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公共品就更多了，比如说卫星导航系统和高速铁路网。公共品不只是指国内公共品，中国虽然从人均GDP的角度来讲还是发展中国家，但经济规模已经全球第二了，因此，中国已经有能力提供国际公共品，比如说亚丁湾的护航。
在农业社会，人口是分散分布的，国家层面的规模经济还不太需要国家内部的经济集聚。现代经济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这时，规模的重要性不仅没有比前现代时期下降，反而是更加重要了，而这时，大国的规模经济优势就与一国内部的经济活动空间分布联系在了一起。特别是当经济高度开放的时候，经济集聚不仅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有利于提高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现代经济中的规模经济效应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产业政策和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尽管学术界对一国是否可能通过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仍有争论，但在理论上，如果欠发达国家在发展战略性产业时技术进步的速度很快，的确可能在更长的时期里获得该产业的比较优势（Redding，1999）
，并且提升本国分享国际贸易分工利益的谈判地位（陆铭、陈钊、杨真真，2007）。如果一个国家有较大的规模，那么，就可能将战略性产业的单位生产成本降低到足够低的水平，从而能够获得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例如，民用大飞机产业是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中客车两家垄断的，一般的小国如果想进入这样的行业，其国内市场不够大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将其平均生产成本降到足够低来与既有的厂商竞争。而中国能够发展商用大飞机产业，和中国拥有足够大的国内市场有关。
第二，即使是一般的产业内部，规模经济也有利于技术创新。一件新的产品如果在大规模的市场上销售，就可能很快能够收回该产品在研发阶段的初始投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跨国公司都纷纷在中国设置本地的研发中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新的技术（比如在信息产业里的一些技术）将试验场放在中国，一些新的产品（比如微信）能在中国得到领先的发展。同时，中国由于总体市场规模大，很多细小的技术创新都能在这个市场上得以生存，因为即使是一个很小的细分市场在中国也有着足够大的规模。
第三，规模经济有利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服务业比重也越高，而标志着一个国家实力的基本上就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这几个行业。以文化产业为例，一个国家规模大，依托于本土文化的相关产业（比如电影业）就可能有足够多的消费群体。类似地，金融、医疗、教育这些现代服务业也是以服务于本国需求为主的，有大规模的需求为支撑，相关产业就有可能有足够的收入来聘用最为优秀的人才，从而提升其竞争力。
表面上看，上述来自于国家层面的规模经济仅与国家的规模有关，而与一国内部经济活动的分布无关，其实不然。仔细来看世界上各个国家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是高度集聚在以少数几个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里的。其中的道理也非常简单，一方面，相关产业的集聚发展可以减少上下游产业之间的运输成本。另一方面，越是技术、知识和信息密集型的产业，越是需要相关的企业和劳动者相互分享技术、知识和信息，就越是需要相关产业在空间上集聚发展。而一个国家此类产业的比重越高，经济的集聚程度也越高。换句话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使得中国比小国更能够发挥其规模经济的优势，但是，经济的空间集聚发展和国内市场整合却是实现规模经济优势的两大必要条件。如果市场不整合，生产要素不能自由地跨地区配置，生产出的产品不能低成本地跨地区贸易，或者一个行业的上下游企业分散在相距较远的地方，那么，空间集聚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便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