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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制定兼顾效率与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理论上，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区域平衡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是在人口流动不充分的情况下，给欠发达地区更多资源，即所谓“动钱”的路径；二是消除人口跨地区流动的障碍，来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即所谓“动人”的路径。当人口跨地区流动受到限制，而经济集聚的趋势却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区域发展失衡现象逐步凸显。于是，2003年前后，中国加强了“动钱”的政策来追求区域平衡，这些政策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然而，通过“动钱”的方式来推动区域平衡，也造成了明显的效率损失，并孕育着相当大的风险。本章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角度分析了2003年之后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效率损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整体TFP增长率的下降，而这一下降主要源于区域平衡的政策对东部地区的限制；二是TFP离散程度的上升，这一上升主要源于从要素价格扭曲中受益的中西部地区。除了效率损失之外，欠发达省份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孕育着巨大的风险。
回顾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必须看到在短期内牺牲效率换取平衡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面对效率恶化和地方负债等问题，更要看到，人为地扭曲要素市场来实现区域平衡的做法最终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简单地通过转移资源来追求平衡的道路必须经过全球化和金融市场两道检验。一方面，如果生产要素市场的扭曲削弱了竞争，使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分散化，降低了整体资源配置效率，这最终会危害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受制于自然和地理条件的地方，地方政府债务的迅速累积伴随着政府投资的低效率，已经成为金融市场上不可忽视的隐患。在中国的体制下，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和错误决策所形成的低效率和债务风险，无论是以税收收入还是通货膨胀来消解，最终的代价仍然需要全体人民共同负担。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必须在区域发展中寻求一条可持续的兼顾效率与平衡的道路，即通过消除人口流动的障碍来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区域平衡。如果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能够在城乡和地区间充分流动，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平衡就更加容易实现，这是被理论和国际经验共同证明的（World Bank，2008）。同时，要素流动更加自由时，经济集聚变得更加容易，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规模优势才能充分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平衡和效率并不矛盾，二者是能够同时实现的。而问题的症结在于，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要对其进行改革将面临来自地方利益的阻碍。但是，必须看到，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充分自由地流动是兼顾效率与平等的区域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而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出现的效率损失最终还是要由全体人民来承担，这条道路得不偿失且不可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