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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发展方面，过去十多年来的政策重点是通过转移资源的方式来追求平衡，其拐点是在2003年前后。如果我们对于行政配置资源的效率损失的担忧是正确的，那么，可以预期的是，效率损失的体现也应该在2003年前后出现拐点。这一节，我们将利用1999—2007年间制造业企业的数据来展现生产效率恶化的一些事实。
一个国家或者部门的整体效率可以分为组织效率和配置效率两个方面。组织效率主要指一个具体的生产单位内部的效率，而配置效率则是指资源是否配置给了最有组织效率的部门或者企业。组织效率的直接度量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
，它的影响因素又可以分为技术和制度两个方面。通常，给定制度因素（包括企业治理结构和政策环境），企业的技术进步会持续提高TFP。相比之下，制度因素却可能出现改进或恶化。简单地计算TFP无法区分是技术还是制度的影响，但是，如果TFP的增长出现较为明显的拐点，则大致可以推断是制度的因素造成的，尤其是当这样的拐点与政策的拐点相吻合的时候。我们的数据分析显示
，2003年后，按就业份额加权平均的总体TFP的增长率的确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如图3.5所示，虽然TFP增长率在年和年之间有波动，但是在2003年以前，其主要趋势是上升的，但是2003年到2007年之间，TFP的增长趋势却中止了。
这一时间的拐点刚好和前文中描述的政策拐点的时间吻合。
注：此处的TFP是以就业份额为权重的加权平均TFP；增长率的计算方法为相邻两年加权平均的ln TFP相减。
图3.5 TFP增长率的变化趋势
不同地区TFP水平的变化也是使得总体TFP增长率出现拐点的重要原因。如图3.6所示，东部、中部和西部企业之间，TFP的平均水平在2003年以后整体差距变小，然而，这种收敛趋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东部地区的增长放缓所致。而东部的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占了样本中的绝大多数，其数量比重在各个年份都超过了70％。这样一来，企业占比最高的东部地区，其平均TFP增长放缓可能会导致全国总体TFP增长率的下降。
图3.6 地区间企业TFP的收敛
而东部地区TFP增长放缓和政府的政策有关，其中非常重要的政策因素是2003年开始的开发区清理整顿。图3.7显示，如果剔除企业生产率变化的总体时间趋势，2003年之后，那些由于开发区被关闭而不再享受相关政策优惠的企业
经历了生产率的下降。这说明之前的开发区政策提高了开发区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但是，如果把样本按企业所在城市到三大港口——上海、香港和天津——的距离是否超过500公里分成两组，会发现原来享受开发区优惠政策的企业由于开发区被撤销而经历的生产率下降主要出现在距离大港口500公里以内，图3.8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意味着清理整顿使得开发区起着正向作用的东部沿海地区受到了抑制。而在内地，清理整顿中由于开发区被撤销而不再享受开发区政策的企业，和没受到这一政策直接影响的企业相比，TFP变化趋势没有明显的差异。
图3.7 开发区清理整顿对企业效率的影响
注：这里的距离是指企业所在城市到最近的大港口（上海、香港、天津）的距离，下图同。
图3.8 清理整顿对沿海地区（500公里以内）的影响
之所以开发区的关闭对不同地理位置的企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不同地区的市场潜力不一样。在东部，企业接近市场，如果能够得到优惠政策，那么，借助于规模经济效应，可以得到“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效果，产出增长得比投入快，于是TFP提高。而同样的政策如果是放在距离大港口较远的地区，那么，产出增长得不如投入快，TFP将下降。对此，我们在一篇工作论文中进行了更为仔细的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开发区的关闭大约使企业的TFP下降6.5％，而在距离大港口500公里范围之内，这一损失达到9.62％（Chen，Lu and Xiang，2016）。
值得注意的是，开发区撤销对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企业作用的差异对平均TFP的影响，还会因为沿海地区受到政策冲击的企业更多而被放大。工业企业数据库中，2003年到2004年间由于开发区撤销而从开发区退出的13040家企业，有11433家位于到大港口距离在500公里以内的地区，占全国受清理整顿影响企业的87.7％；同时，这11433家企业在到港口距离500公里以内地区全部企业中的比重也达到了约11.7％，而对于到港口距离在500公里以外的地区，这一比例仅为4.1％。
这说明2003—2004年这一轮的清理整顿对沿海地区的制约作用不仅仅在于有利的政策被取消，还在于清理整顿过程中的地区偏向使得沿海地区有更多的企业蒙受了损失。因此，宏观上的TFP增速放缓，从区域政策角度来看是由开发区的压缩抑制了距离大港口500公里的地区的企业效率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