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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金晶： 您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考到安徽大学外语系的，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在1977年之前，将近30年的人生历程呢？
莫砺锋： 从1966年讲起吧，因为那年我高中毕业。我的母校现在叫苏州中学，那个时候叫苏州高中，没有初中部，校名就是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我们那届大概是最倒霉的一届，学校里已经让我们填高考志愿的草表了。我们先填一个草表，班主任看了以后修改修改，再填正式的表。草表都填好了，忽然中央通知废除高考，因为开始闹“文革”了。“停课闹革命”一闹两年，当然也有人真正地在闹革命，我们学校还有同学闹成烈士的，他在进攻另外一派据守的医学院时中枪丧命了。到了1968年秋天，我们全部下乡当知青去了。
恢复高考已是1977年冬天。我先在苏州的太仓县插队六年整，之后自愿迁到更艰苦的安徽泗县去了，恢复高考时我正在泗县农村。1977年高考是分省组织的，因为来不及组织全国统考。1977年12月，我穿着大棉衣，走进泗县第一中学的考场，那时我已经虚岁29岁，然后就考进安徽大学了。我在农村待了整整10年，已经人穷志短了。原来在苏高中填志愿草表的时候，我野心勃勃，前面三个志愿全填了清华，到1977年我只敢填安徽大学了。我连宿县师范专科学校都填了，第一志愿是安徽大学，最后是宿县师范保底，心想考上个师专也好，读两年后可以做中学老师。因为当时像我这种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所有的出路全被切断了，只有走高考这条路才能离开农村。所以我前30年的人生历程很简单，就是小学、初中、高中，然后就当农民。要说有什么能耐？就是种地，我种庄稼已经很内行了。
许金晶： 我看了一些资料，您当时还是想报清华，想学工科的，为什么经过这十年“文革”，反而对文科感兴趣了呢？
莫砺锋： 苏州中学有一个特点，好像现在还在，整个学校有重理轻文的倾向。我前几年回母校去看看，校史展览馆里展览的杰出校友全是院士，文科很少，大概就有作家陆文夫等少数几个人，基本上全是理工科的，那个时候学校的传统就是这样。1966年我们班里不光男生，连女生都想考理工科，首选是工科，要当工程师。我们苏高中的同学还是比较喜欢读书的，所以刚下乡的时候大家还带了一些书，想自学。但是那个年代的农村，你要想自学理科的知识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一没有人指导你，第二你也找不到合适的书，因为大学教材那时候是搞不到的，你想买也没有。我们想尽办法借，就搞到可怜的几本，也不系统，断断续续的。自学理科的知识，完全没有人指点，非常困难。因为你碰到一道坎，没人指点你，你就是不懂。要是换了牛顿、爱因斯坦，当然是没问题的，我们普通人则不行。苏高中有同学一直坚持到五六年的，也有人下去不久就放弃了。我坚持了一年多，后来觉得不行，就放弃了，以后在务农之余胡乱读点书，就偏向于文科了。
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1977年恢复高考，安徽省教育厅出了一个报考条件的文件，明确规定考生不得超过25周岁。25周岁以上的考生必须学有专长，要不就不许你报名。我那时候照户口本上的年龄已经28周岁了，再过一个月就29周岁了，那我就没法报名。那时全公社像我这种1966年高中毕业的知青基本上都离开了，有的招工了，有的当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了，最不济的也在当地当上民办教师了。下乡快10年了还在当农民，只有我一个人了。公社里连续两年把我评为“扎根农村积极分子”，不是我想要扎根，我是没路离开啊。公社的干部都认识我，我去报名时遇到困难，他们就帮我想主意，说你说自己学有专长就行了。我那个时候很老实，说我哪有什么专长？因为我在苏高中的各科成绩很平均，一点都不偏科。那时候我正在公社农具厂当“亦工亦农”的农民工，有的干部到厂里来看到我老在看英语书，他们把它叫作“曲曲弯弯”的洋字。他们说你不是经常看曲曲弯弯的洋字吗？你就说特长是英语好了。于是我在表里填写了特长英语，前面三个志愿都填了外语系，然后就考进了安徽大学外语系。如果没有这个插曲，我也许还是报数学系或者物理系，当然不是想当数学家、物理学家，就是想大学毕业后当个中学数学老师或物理老师。但是当时不让我报，只能报英语。所以我觉得这一辈子走的路都不是我自己做主的，而是别人替我决定的。
许金晶： 北岛、李陀他们编过《七十年代》那本书，他们就讲他们那些北方的知青在内蒙、山西那些地方，也偷偷地读很多文学名著，包括还偷听一些古典乐电台之类的节目。
莫砺锋： 我看过他们的书，他们跟我们情况不一样，他们还是属于社会上层的孩子，具体说就是京城里的孩子。因为“文革”期间，北京还是出了一些所谓的黄皮书、白皮书，主要是外国名著，不是公开出版，要达到一定级别的人才能看。那些人的父母大概都是高干，我们平民家的子弟绝对看不到。所以我们在农村基本上处于无书可读的境地，他们读的那些书，我是进入大学后才看到的，那时在农村里想都不敢想，根本不可能接触到。
许金晶： 那您这十年有限地读的一些书，现在还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吗？
莫砺锋： 我离开苏高中以前从学校图书馆偷了几本书，那时候图书馆的门都被撬掉了，我们实际上就是去拿书，还从苏州其他的学校扫了几本书来。我大概带了二三十本书下乡，很快就看完了。后来就是千方百计地到处去借书，零零星星，很不系统。假如那十年有一个图书馆供我用，也许我现在会比较有学问。那时年轻，记忆力好，看了书能记住，但就是没书看。我自己的知识构成，都是零零星星的材料拼起来的。比如说《论语》，这里看到了一条，那里看到了一条，后来自己把它拼起来，也没拼全，直到最后才看到全文的。
那十年我还不算完全荒废，因为我一直想看书。有一些比我境遇好一点的同学，知青当到第三年以后就招工进工厂了。有两个同学招工回了苏州，进了街道工厂，过两年就成家了，那时没计划生育，等到恢复高考时家里已有仨孩子了，就不参加高考了，又过了几年就下岗了，命运很悲惨。因为我一直没能离开农村，当然也不可能成家，高考对我来说是唯一可以离开农村的机会。
许金晶： 那十年里面有没有一些反复读了几遍的书。
莫砺锋： 有啊，有几本书属于我的，《宋词选》《古文观止》等，我从图书馆拿来的。凡是古典文学的书，因为反复看，基本上就从头到尾背下来了。这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做梦也没想到日后到中文系来当老师，那时候没这个可能性。
许金晶： 当时您读完了书有没有写一点读书笔记之类的东西呢？
莫砺锋： 那时候不敢写，写这类东西会招来祸害的。那时候叫作“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你写这种东西被人家看见了，就觉得你思想不好。那时候大学的英语教材，三年级的俗称《许国璋英语》，我是从头到尾抄的，恭恭敬敬地全用印刷体抄了一遍。我只抄书，没有写任何东西。自学了诗词格律也不敢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