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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金晶： 昨天还是前天我忘了，我的微信上很多人在转您的一篇文章，就是中国文史研究的典范是如何从郭沫若转移到陈寅恪的。
莫砺锋： 那个我也看到了，其实是2008年的一个讲话。
许金晶： 这两天正好在微信上流传。
莫砺锋：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又翻出来了，都快十年了。
许金晶： 您能不能以这个文章为一个契机谈谈，其实像古代文学，应该还是离政治比较远的学术，它跟时代氛围、政治氛围之间是不是也有关系？
莫砺锋： 按照正常情况，古代文学应该是离政治比较远的，它的纯学术研究也是跟现代没有关系的，一定要回到那个背景中去解读作品。但是近现代中国有某些特殊的机遇，那就变得不一样了。比如毛泽东比较喜欢读古书，毛泽东的政治运动有很多都跟古代的文化有关系。像批水浒、批儒、评《红楼梦》，所以古代文学的研究跟政治关系就变得很紧密了，有的时候甚至是一种风向标。特殊情况之下，好多古代文学的话题成为社会的热点，其实这是不正常的。古代文学不应该被大家忘记，但也不应该成为热点，成为热点就不正常。
胡福明是我们南大的老师，是哲学系的，他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南大觉得也蛮光荣的。2008年是他的文章发表30周年，学校开了一个大会，文科院系分派任务，哲学系让张异宾去讲的，历史系是现在到北大去的钱乘旦去讲的，外语系是王守仁去讲的，都是每个系比较会讲课的老师。中文系就派我去讲，我想我讲些什么呢？我从事的古代文学研究好像与真理标准讨论连不上。后来我想了这样一个角度，我认为这标识着一种学风的转变，就是从郭沫若到陈寅恪。我当时到会上去讲的时候，只带着一个提纲，但现场有录音。后来我把记录稿整理了一下，在我的一本书里登出来了。没想到九年以后还有人能把它翻出来。
许金晶： 您能不能谈谈对您这么多年的学术影响比较大的几本书呢？
莫砺锋： 学术影响大的书就是学术著作，第一本可能是闻一多的《唐诗杂论》，然后是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还有就是我们程千帆先生的《古诗考索》。
许金晶： 为什么是这几本呢？
莫砺锋： 首先这些著作以古代诗文为主要对象，它们的特点都是首先找出问题，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方法论上特别有启发性。有些具体的结论我并不同意，但是他们运用的方法很好，人家看着没有问题的地方他发现问题了，人家没法解决的问题他们找到方法了。我们程先生那本书里面的几篇论文也是这样子的。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你说有什么好研究的？但是他就写出一篇文章，研究这首诗既然这么好，为什么在古代很长时间内不被重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怎么会由低到高地转移的，这个观察问题的角度非常好。
许金晶： 我们看到资料，您好像1986年前后的时候就曾经去美国访问过，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么多年里面您跟海外学界的接触和交流的情况。
莫砺锋： 接触交流不多。哈佛燕京学社每年都资助一些东亚的学者到那里去做一年研究，1986年我被选中了，就去待了一年。我在哈佛认识了一个现在在中国很有名的宇文所安，他那时候就在东亚系。我具体做的事情就是选了一本《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选了十几篇论文，回来以后请同事帮我一起翻译，宇文所安还帮我写了序言。我不是很崇拜海外的汉学研究，包括宇文所安，后来还写了一篇书评评他的书，既有肯定，也有批评。宇文所安前不久还到南大来了。
许金晶： 对，那个讲座我没去听成，但我找人录音了。
莫砺锋： 我也没去，本来约在晚上跟他吃饭，结果我出差去了。总体上，我觉得他们的东西对我们是有启发性的，角度不一样，观点也不一样。他们最大的好处在于哪里？就是我们中国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地方，他们要追问为什么。有的东西我们熟视无睹，他们说为什么？这样一问恰恰把长期掩盖着的问题发现了。
许金晶： 老师您这一句话正好说到点子上了，因为包括现在很多国外的记者写的书在中国很流行，也是因为我们比如看到一些标语很正常，他写出来就让人反思这种东西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您除了在学术研究上取得这么多的成绩之外，在南大课堂上也开讲了一些唐诗宋词的解读课，包括您也在《百家讲坛》上讲唐诗，都分别受到南大学生和社会公众的广泛欢迎。您是如何做到既能够在学术研究上进得去，同时又能在学术的大众化、普及化上出得来的呢？
莫砺锋： 转向普及完全是一些偶然条件促成的。有一个客观的条件就是做老师做得长了，讲课的技巧提高了一点。当年好多知青都去当代课老师，我出身不好不许我做，一直没给别人上过课。刚毕业留校试讲的时候，程先生说你讲得太快了。他说同学来不及反应的，你要把速度放慢一半。我后来就压着自己要讲得慢、慢、慢，后来就适应了。我最早做普及工作可能是2000年以后了。我1984年就留校了，十六七年过去了。正好也是偶然的机遇，有两个。一个是2004年我出任南大中文系主任，我连教研室主任都没做过，一下子叫我当系主任，我说我不能当。结果好多校领导轮番地来找我谈。后来我爱人说你有两条路，要么调走，要么就接受。她说校领导都出面了，你坚决不做，会伤和气。后来我想想，算了我就做吧。做了以后才发现，现在这个体制下系主任忙得不得了、烦得不得了，一天到晚开会、填表。我本来那一年正好有一个论文题目，很好的，想得也差不多了，结果一当系主任就没法写了。我就想了一个主意，论文写不成了，就写随笔。随笔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时间零碎也没关系，就在那年写了一本《莫砺锋诗话》，主要是谈古典诗词跟现代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比如我在日常生活的某种具体境况下想到哪首诗了，想到哪首词了。出版后反响还可以，好多读者来信，我以前出了专著有谁给我来信？这本书出了有读者来信，来跟我交流，我觉得好像还蛮有意义的，这是一个机遇。
第二个机遇就是上《百家讲坛》。南大这个学校比较低调，她的影响就比较小。到了2003年，我们校庆一百周年，校庆办的老师说我们也要宣传宣传，现在宣传媒体最好的就是电视，他们就请央视到南大来录老师的讲座，录了以后在《百家讲坛》播，这样南大就会有点影响。结果央视同意了，派人到我们学校的逸夫馆来录像的。学校给中文系派三个名额，中文系就把比较会讲课的老师派出去了。董健、周宪，还有我，三个人每人讲一节课，央视的编导来录，录了以后在《百家讲坛》播出了。那次讲座的听众是我们的研究生，我讲的题目是《杜甫的文化意义》，稍有一点学术化。但是央视要求通俗一点，我就尽量往通俗化靠。
到了2006年，《百家讲坛》就来找我了，可能他们觉得我讲得比较通俗，符合他们的要求。2003年南大有六个老师讲了，这次就来找我一个人。我说我这个人不能上电视的，同学说我很严肃，不苟言笑。他们非要让我去讲。讲什么呢？我说讲苏东坡吧，那时我正在写《漫话东坡》，我觉得内容蛮生动的，有很多故事。结果他们说你不要讲东坡，要讲唐诗。我说唐诗怎么讲，因为《百家讲坛》我也看过几集，都是讲人物故事。他们说随你怎么讲，并允许我不需要写讲稿送审，直接去讲。讲完以后就出了一本书，《莫砺锋说唐诗》。那是我的书第一次印数达到十万册，以前我的学术著作，比如《江西诗派研究》，只印了2000本。《莫砺锋说唐诗》出版以后我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有跟我来商榷的，还有说他们那里买不到叫我帮他买书的。我后来又到《百家讲坛》去讲了白居易，也出了一本书，同样印了十万本。我一直觉得古典文学的作品如果没有让现代的普通读者感到有意义，没有让大家都来接受，我们的研究工作从根本上说价值不大，是象牙塔里的研究。我觉得应该要做好普及工作，让大家都知道唐诗好在什么地方，让大家相信唐诗的价值。
从那两个事件开始，我愿意做一点普及工作，这两年越做越多了，经常去给图书馆做公益性讲座。南京的高校大概只有一两所没去讲过。南大以外东大是我讲得最多的，因为东大的学生反应热烈，我就讲得有劲。前几年有一个学期，我讲得比较起劲，东大也不停邀请，一个学期连讲了十讲。
许金晶： 那您觉得像您这种学术著作，比如说像《江西诗派研究》这样的学术著作，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漫话东坡》《莫砺锋说唐诗》这样一些随笔等等，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写作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莫砺锋： 那肯定不一样，学术著作就是正规的论文的写法，你必须要有新观点。后者就是写老生常谈的，不需要新观点，就是把常识告诉大家就行了。当然后者必须要文字浅显，可读性强，不能有论文腔。我开始写诗话时自己觉得有论文腔，后来尽量改掉。
许金晶： 那您自己更喜欢哪一种写作？
莫砺锋： 很难说更喜欢哪一种。作为大学老师，你必须要有前者，总要在学校里站住脚吧。但是我觉得真正说得上有点意义的，可能还是后者，你说唐诗研究、杜甫研究，已经有那么多论文了，你再写几篇，又能把水平提高到哪去？无非就是修修补补，有些小问题人家没说，你来拾遗补阙而已。但是后者让杜甫走进千家万户，可能更有意义，当然也可能是更难做好的。很多优秀的学者不太愿意做这个工作，我觉得自己的学术研究水平也就那样了，投入功夫做一点普及工作也蛮好。
许金晶： 我们也看到最近几年对传统文化的关注明显提升，最近这一波传统文化热，跟80年代的文化复兴包括跟90年代的国学热，您觉得有哪些不一样的，现在有什么新的特点？
莫砺锋： 我觉得从好的层面来讲，现在的社会面更广了。以前是少数人在讲这个问题，现在是很多人在讲这个问题，甚至已经深入到幼儿教育了。但是也有坏的层面，有点庸俗化了，特别是有些人可能是从商业的眼光、经济的眼光或者其他不知道什么眼光介入进来的，就把它搞得鱼龙混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