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78年，国家实行新的学位制度，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我有幸跻身任门，成为任继愈先生的众多弟子之一。我的学术研究之路，也许从这个时候才正式开始。
记得在报考研究生时，曾征求了一位老师的意见，他很诚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任先生是大家，能考上他的研究生，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但正因为他是大家，要考上难度相对会大一些，这一点要有精神准备；第二，听说任先生眼睛不太好，加之，事务十分繁忙，考取之后可以得到先生多少的具体指导不太好说。我非常感谢这位老师的意见，但我还是坚持了原先的想法，报考了。也许是命运之神的关照，我有幸被录取了。
在读三年，先生为我们开设了“佛教概论”“佛经选读”“史料学”等多门课程。也许是长期形成的习惯，先生上课之认真、谨严，非常出乎意料。我们这些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听了不少天马行空的课，刚开始听先生那样有板有眼的课，还有点不太习惯。先生讲课，不但有完整的讲义，而且有些课（如“佛经选读”等），还预先把所读经典印发给我们，让我们首先预习。而“佛教概论”一课之系统、深入，更让我们这些初学者如醍醐灌顶，大至思想之剖析，小至佛教名相之阐述，既细致入微，又深入浅出；既有哲学家的高屋建瓴，又有学问家的严谨和缜密。我后来走上佛教研究之路，完全得益于先生的启蒙、点化。
俗话说：“师父带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师父是如何带进门的，事实上却千差万别。毛主席曾称赞任先生是“凤毛麟角”“人才难得”，应该说主要是称赞其具有较科学的研究方法。先生之指导研究生，也很注重对学生进行思路和方法的训练。他经常对我们说：要进行中国哲学和佛学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的准备是不可或缺的，一是理论的训练，二是资料的准备。理论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好的工具，出不了高品位的产品；而资料有如原材料，没有充足、上乘的原材料，“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而不管是理论的训练还是资料的准备，都得下硬功夫、苦功夫，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
如果说硕士生阶段我对先生的传道授业还停留在一般性的感受，那么，到了博士生阶段，特别是博士论文的写作，我的感受真的从一般上升到了具体。我是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中国佛性论》，全文近30万字。当时（1985年）还没用电脑写作，我的论文是用每页300字的稿纸写的，全篇近一千页。先生的眼睛本来就不太好，当我把这近一千页的文稿交给先生时，我的内心真的有点忐忑不安，担心这真的太为难乃至折磨先生了。可是，当先生把审读后的论文还给我时，我真的是被震撼了！近一千页的稿纸上，几乎每页都留下了先生的印记，大至文句的修润，小至标点符号的改正，可以想象，先生为我的这篇论文所付出的劳动是何等的艰辛！他对学生的极端负责任的态度和精神，确是我们今天指导研究生的楷模。论文付梓时，先生又亲自为论文赐序，说了许多褒奖和鼓励后学的话，作为一名学生，能遇到这样的老师，夫复何求！
任先生的学生很多，当今大陆从事宗教学和中国哲学研究的中年学者，相当一部分人出自任门。学生一多，通常很容易出现“放羊”现象，但先生指导学生之认真负责和无微不至，如果不是当事人，有些事是难以置信的。前几年我把先生生前给我的信件做了一番整理，发现仅手头留存下来的，就有62封之多。信中所谈，大至做人、研究方法，小至饮食起居、身体调养，乃至标点符号的应用，几乎涉及学习、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我粗粗地浏览了一遍，真是感慨万端。现谨录几件，聊以佐证：
得来信，知道您的病情，这是长期营养跟不上，工作累，入不敷出，营运不良引起的。希望①加强营养；②饮用药酒（辅助运营）。同仁堂出产的“国公酒”为明代秘方，清代宫廷采用，加以完善，可以试服一瓶（我的孩子任重服用有效）。如南京买不到，我可以在北京买了给您带去。（任继愈，1991.12.18）
江苏古籍出版社寄来《禅学研究》第一期。您的文章我首先看了遍，第17页有两处标点符号不大准确，一处印错了字，均在该刊第17页上。……最末一行，洞山良價，是排字工人认为价是简体字，改为繁体，改错了。价（读jie）不是“價”的简体，校对没有校出来。（任继愈，1993.1.30）
新书收到，很为你高兴。对你，我不怕你写不出来，我担心你经不起称赞，怕你安于小成，成不了大器。（任继愈，1988.5.14）
先生待人，非常的真诚实在，不喜欢表面文章，刚接触时，会有一些拘谨，时间久了，你会慢慢体会到他那颗慈父般的心。其教学生，尤重人品，中国自古就有“道德文章”一说，先生也常常强调“人品即学问，学问即人品”，“不管干哪一行的，首先得做个堂堂正正的人”。他说话不多，更不喜欢当面说好话，但他在背后为人所说的好话和所做的好事，大概有许多当事人至今仍不知晓。他长期奉行的“四不”原则（即“不赴宴”“不过生日”“不出全集”和“不当挂名主编”），更是常人所难做到的。对于“不过生日”，我亲历其事。他80大寿前夕，我与几个同学商量如何为先生开一个学术研讨会，出一个集子，以志纪念。没想到几次与先生语及此事，先生都断然拒绝。他半开玩笑地说，等90岁再说吧。到了临近90岁时，我们几个学生重提此事，他还是那种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至于“不当挂名主编”，许多参与先生编书的学者都有切身的体会。我曾参加了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第四卷）的编撰工作，先生一丝不苟的精神着实让人赞叹。从总体的编写思路到具体的篇章结构，先生都事必躬亲自不待言，文稿交上去后，他都要逐章逐字进行审读和修改，处处体现了一个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本色。
我的另一位老师就是季羡林先生。
我不是季先生的入室弟子，但季老绝对是一位让我永志难忘的恩师。
20年前，我同许多中青年学者一样，对季先生其人其学，除了景仰、崇敬之外，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认识季先生，缘于我的一本小书——《佛道诗禅》。书是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潘平是该书的责任编辑。1990年底，我到北京开会，正好该书刚印出来。有一天我俩到北京大学办件事，潘平说他知道季老的家庭地址，就提议一起去看看季老，顺便送他一本《佛道诗禅》。我说那太好啦。我俩就这样贸然登门造访了。当我们轻轻敲开先生的门后，先生不但没有责怪我们的冒失，而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两位不速之客。进门坐定后，我们向先生自报家门和说明来意：主要是来看看他，并送他一本最近刚出版的小书，请他指教。先生听后，说了一句令我十分吃惊的话，他说：“我正在读你写的《中国佛性论》。”并指着放在桌上的一本已经看了大半且书中夹着许多纸条的书。老人家说：“你的书写得很不错，我正在拜读，是刚从街上买来的。”听了季老这一番话，我一时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季老何许人也？我何许人也？他正在读我的书，书中还夹了那么多纸条，而且书是街上买的，不难想象，我当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同季老聊了一会儿，老人家又带我俩去参观他的书房，从书房出来后，我们请他老人家回屋去休息，他说要陪我们在校园里走走，而且走得很远很远。
我第二次去见季老，是想向他老人家要一篇文章，为我主编的《禅学研究》撑门面。这个想法确实有点过于大胆，但人往往有“得寸进尺”的天性——当时我这么想，季老人这么好，说不定他老人家慈悲为怀，真的能遂了我们心愿。结果怎么样呢？下面是季老特地为《禅学研究》撰写的《所谓中天音旨》一文的开头语：
月前，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赖永海教授来舍下，看到了一篇文章（指季老原来“应韩国东国大学吴亨根教授之邀，为当时校长李智冠教授祝寿”所写的《梵语佛典及汉译佛典中四流音问题》一文），产生了兴趣，撺掇我把文章交给他，在他们新创办的《禅学研究》杂志上发表。我动了心，觉得应该对他们这一樁在荒漠上开辟绿洲的盛举呐喊两声，尽上绵薄，聊示随喜之微意。但是继而一想，又觉不妥，此文版权已交台湾，一女两嫁，似有违碍。我之进退，实为狼狈。经我再三考虑，忽然灵机一动，豁然开朗，似有天助，此文虽已长达两万余言，实为一“未完成之杰作”。
原来的写作计划中尚有“关于中天音旨”一章。……现在永海兄索稿，使我身处夹道之内，何不补成此章，了此夙愿，又不辜负《禅学研究》之期望。（载于1994年出版的《禅学研究》第2辑）
看了这一段话，对于季先生淳厚慈悲的为人和乐于奖掖提携后学的长者风范，大概无须我再说什么了。
还有一件小事，也着实让我大大地感动了一番。大约在90年代末，南京大学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学卞孝萱先生到广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回南京后，卞先生特地到我家，说他在广州开会时碰到了季先生，季先生托他回南京后向我问好。作为晚辈后学，我几次碰到季先生的弟子王邦维教授时，倒是很想托他带个口信代我向老先生问好，但又怕他遇到尴尬，万一先生记不得我了，反问“是哪个赖永海”，岂不让邦维兄难堪，因此，几次都欲言又止。没想到老先生倒托口信向我问好，而且几次遇到南大学者时，季老都要问及我的情况，这使我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更让我感动的是，先生长时期地对我的《中国佛性论》的关注和褒奖，有几次我都是从第三者口里得到这个信息的。江西人民出版社要组织一套丛书，他们要请我写其中的一本，说是季先生向他们推荐的；我的一个学生叫圣凯，有一次他同湛如法师一起到301医院去看季先生，先生听说圣凯是我的学生，就对圣凯说：“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写得非常不错。”我有时在这么想：先生如此待我，真不知道是我的运气好，还是先生的为人好。实际上，与我有着相同境遇与感受的年轻学者应该还有许多，也许先生自己不知道，他对晚辈后学的这种慈父般的关爱和呵护，给了这些年轻学者们多大的激励、鼓舞和精神力量！
我的第三位老师，是南京大学的孙叔平先生。
孙先生1949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接管南京，当年9月兼任南京大学军代表，后担任南京大学首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8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博士生导师，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创建了国内第一批中国哲学博士点，并担任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我第一次拜望孙老，是在1983年春天。当时因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并寄了两篇文章给他，故趁返宁探亲之机，到他府上去探望一下他老人家。当时孙老在学界名气很大，加之自己刚报考了他的博士生，故去时很有点怯怯不安，但经过近一个小时的交谈后，自己不但轻松了许多，而且似乎有一种亲切感，他老人家一点也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气势，始终十分平静、随和，尤其一涉及学术问题时，他顿时会变得十分投入，忘记坐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前去求师问道的后辈末学，其在学术问题上的既坦诚直率又认真执着的态度，给人一种既对于自己的学术观点自信又十分尊重对方的感觉，他老人家能在我第一次探访他时那样认真地同我一起探讨学术问题，这使我多少有点意外。当问及我寄给他的文章收到没有时，他的回答更出乎我的意料，他不但非常认真地看了我所写的两篇文章，而且还颇认同我文章中的观点，这一下子把我同他的距离拉近了，好像已经是他的学生了。
第二次拜访孙老，是在入学后半个月左右。当时孙老通过系办公室给了我一张纸条，要我抽空去他家一次。那次见面，孙老主要同我谈专业学习的事。
孙老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中国哲学史大家。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方面，造诣非常深，尤其注重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像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样的历史巨著，从现象上看，它谈的是经济学问题，实际上，《资本论》的方法论意义丝毫不比其经济学意义逊色；马恩的其他著作也有这个特点，具体的结论有时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方法，例如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它是贯穿于马恩许多著作中的方法论基础，这个方法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孙老对佛教哲学研究非常重视，而且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认为，佛教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前学界对于佛教哲学重视不够，是很不应该的。他说，对于佛教哲学，比他们更老一点的学者，如冯友兰、汤用彤、范文澜、侯外庐等多少涉及一些，他们这一代人，涉足佛学的很少，比他年轻一些的任继愈先生算是研究佛学的专家。他说，佛教哲学可以说是一只酸果，他由于撰写《中国哲学史稿》的需要，曾阅读了一些佛家哲学的原著（主要是隋唐佛教几大宗派创始人的原著），但没能对佛教哲学做系统、深入的研究，这是一大憾事——因为对于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学者而言，如果完全不懂得佛教哲学，那么他就不可能全面地了解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又何从谈起编撰中国哲学之通史呢？他希望我们年轻一代能下决心啃一啃这只酸果。
有一次我因学习的事去请教孙老时，他关于佛教辩证思维的一番话让我很受触动。他说：西方有些哲学家看不起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缺乏思辨性，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这是一种偏见。实际上，撇开《老子》《庄子》《周易》不论，单就中国佛学而言，其理论思辨程度不见得比西方哲学家差。他说，同样是西方哲学家，马恩对佛教哲学就持肯定态度，认为佛教哲学的思辨性很强，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对这种佛教哲学的辩证思维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对中国哲学的系统、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对我说：你毕业于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又是出自任继愈先生门下，这方面有基础，有优势，要下决心钻进去，做出点成绩来。孙老的这一番话，使我明白了他老人家为什么会在招生目录中单独列出了“中国佛学”这一研究方向。临离开时，孙老给了我一份阅读书目，其中除了传统儒家的经典外，还罗列了一批佛教原著，从《金刚经》《维摩诘经》到慧能、玄奘的著述，总共好几十部，他要我静下心来，一部一部地读，认真做好笔记。说实在话，我虽然在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待了三年，但当时主攻方向是“船山哲学”，故对于佛教经典，也只是零敲碎打读了一些，并不系统，更不深入，真正系统去研读佛教经典、走上中国佛学研究之路，是从孙老手里领回这张阅读书目后开始的。
我还有一位“特殊”的“老师”，他是我的一位“方外”“忘年交”星云大师。
我认识星云大师，始于20世纪80年代。自攻读硕士学位起，就较多地接触了佛教。1983年考上博士生后，因为研究方向是“中国佛学”，因此就更多致力于佛教方面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间佛教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而台湾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理论和实践，是现当代中国佛教的其中一个重要代表。由于专业研究的原因，开始接触到星云大师的一些讲演和著述，第一印象是他所说的佛法，与传统佛教不太一样，非常贴近现实人生，很生活化，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机缘巧合，1989年星云大师率“国际佛教促进会”代表团回大陆探亲、访问，路过南京时，有缘邀请大师在省政协礼堂做了一场题为《禅与人生》的讲座。大师的讲演，经常用一些通俗易懂的小故事来阐发佛理，深入浅出，既形象生动，又让人在听故事过程中，体会到“舍”与“得”的关系、“放下”与“提起”的关系、“前进”与“后退”的关系，等等，使人深受启发、回味无穷。
20世纪90年代，我与大师的接触与交往多在佛教典籍的整理与佛教文化的研究方面。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王志远先生，曾与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合作，在星云大师的倡导和主持下，编纂了总132册的《中国佛教经典宝藏》。这部经典宝藏的编纂，对于当时及后来的佛教文化研究乃至海峡两岸的佛教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曾经发挥过很大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大师到大陆的次数不是很多，但每次到大陆都会通知我，我也都会去拜会大师。每次都相谈甚欢，获益良多。1995年，我去美国波士顿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会议结束后，应大师之约，到位于洛杉矶的西来寺看望大师。第二天，同大师一起度过十分难忘的一天。大师虽然前段时间刚做过“开心”手术，但精神很好，且十分健谈，还带我们在社区里转了一圈。那一次同大师谈得很多，其中有一段谈话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段话非常能体现大师对于两岸关系的一贯态度。在谈及当时台湾有些人企图搞“台独”时，大师说：“欧洲那么多国家，他们都要联合起来，成立欧盟。台湾和大陆本来就是同宗同源，都是亲兄弟，一家人，干吗要闹分家呢？”大师的这番话，让我从心底里叹服大师那颗赤诚的、始终不改的“中国心”和炽热的“台湾情”！
进入21世纪后，大师到大陆来的次数日渐增多。为了用文化回馈家乡，大师捐资数千万在扬州大明寺旁建造了鉴真图书馆。鉴真图书馆不但是一个佛教图书收藏量最多的图书馆，而且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设在图书馆报告厅的“扬州讲坛”，历时十载，大师亲自邀请海内外100多位名家大师担任主讲，讲座内容涵盖文史哲乃至军事、艺术、养生等诸多领域，在海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坊间甚至有“北有百家讲坛，南有扬州讲坛”一说。蒙大师抬爱，大约在八九年前，让我担任了鉴真图书馆馆长。担任馆长期间，有机会较多地接触到星云大师，他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视角和看法，颇能给人以启迪。给我最强烈的一个感觉，星云大师是一个具有大智慧的长者，是以其超乎常人之大智慧，成就了超乎寻常的大事业。
星云大师的这种大智慧，就我的理解，主要表现在其思维方法上。这种思维方法经常体现在大师的讲演、谈话，尤其是很多著述当中。包括像《菜根谭》那样的格言、偈语汇编，都非常富有人生哲理和人生智慧，诸如“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何等清闲”“改变外在的环境，不如改变我们内在的心境。就如一池落花，两样心情。有人怜惜好花飘零，有人却喜花果将熟”，凡此等等，无一不闪耀着佛法智慧和人生哲理之光。
我与星云大师的关系，可以说是亦师亦友。在佛教研究，特别是人间佛教研究方面，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曾经给过我很多的启发。我有时同大师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席间他经常语出惊人，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但他又经常在公开场合称“赖永海教授跟我有很深的历史感情”，“是20多年的老朋友”，让我深感大师确实是一个性情中人，其注重情义确实超乎常人。
星云大师对我的佛教研究曾给予许多的关爱和支持：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蒙大师的关照，我的好几部著作相继在佛光出版社出了繁体字版，其中包括由我主编的总11卷、共300万字的《中国佛教百科丛书》，以及我的个人专著《中国佛性论》《佛道诗禅》等。
还有两件事更一直让我感铭在心：一是大师曾经在佛光山为我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举行了隆重的台湾地区的首发式，并赐墨宝《光明藏》；二是在2010年大师慷慨捐资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助建中华文化研究院大楼。在大楼落成仪式上，大师的一番讲话，更让人赞叹不已。大师说：“布施无相，度生无我，整个《金刚经》的精华就是这两句话。布施要无我、无相；度生也要无我、无相。”大师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在大楼落成仪式上，大师的发言尤其令人感动。他说：“我自己一向都没有忘记我是一个中国人”，教育对于一个国家比什么都重要，教育“能变化人的气质，增加人的品德”，“我们这么一点点布施，与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的功德相比，真的算不了什么”。这也许就是大师一生之所以一直十分热衷于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