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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49年7月出生在福建漳州，1967年高中毕业后回平和县仁山村务农，1971年有幸被选调到位于武夷山下的兵工厂当工人。
兵工厂地处“小三线”的宁化、清流、归化。在那个大山沟里，下班之后，除了与工友们聊聊天，真的不知道可以做什么。百无聊赖中，有时就顺手抓本书翻翻，久而久之成了习惯，读书几乎成了我在兵工厂期间唯一的业余爱好。
习惯对一个人的影响也许是“润物细无声”，但同时又可能是异乎寻常。当某种习惯后来慢慢变成一种兴趣或爱好时，其作用之大往往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就读书而言，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年代，说读书是为了日后有好的前程，很少人有这样的先见之明或大智慧。也许不能说是全部，至少有不少人在那个年代真的是“无聊才读书”。但成了习惯之后，对其往后的人生影响会是十分巨大重大的。例如，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和1978年实行新的学位制度之后考上研究生的，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那个鄙视知识的年代，都有读书的习惯或爱好。结果，“无心插柳柳成荫”，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派上了用场，考上了大学或研究生，开始了一段人生的新征程。
我1971年到兵工厂后，一开始被分配到第一车间当车工，因有腰疾，蒙领导关照，把我调换到工具科工作，那是一个相对轻松的保管和分发工具的部门。工具科有一个煮油工作间，专门对各种入库前的刀具、磨具等进行消毒、煮油、包装。工作间位于库房外的一个半山坡上，是一个独立小房子，设备十分简陋，污染度极高，如果按照现在的环保标准，大概是一项需要穿防化服才能进行的工作，但最大的好处是，一个礼拜大约只要工作4个小时。我主动报名承包了这项工作。虽然工作时穿着工作服、带着大口罩，确实是有点屏住呼吸在干活，但干完活就彻底自由了。我几乎把所有自由时间都交给了书本。这个时期是我读书最多的一个时间段，尽管可以找到的书不多，但举凡能拿到或借到的，不管是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还是经济、政论性著作，特别是哲学类的书，只要能拿到手的，一概通吃！我在工具科的煮油工作间大约待了将近一年，后被调到厂劳工科“以工代干”了。身份变了，待遇也提高了，这对于一个进厂不久且毫无背景的学徒工来说，应该说是件很幸运的事。当然，正如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到劳工科不到半年，有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指标分配到厂里，我也报了名，参加了高考。但当时并非考得好就能上学的，还必须单位推荐、批准。这一关可把我给拦下了，倒不是政审不合格之类的原因，而是因为我刚被提拔“以工代干”，还没干几天，怎么能出去读书呢？好在厂长还比较开明，最后还是放了一马，要不然那半年“以工代干”的代价就有点大了。
在兵工厂先后待了两年，印象最深和受益最多的当是读书，尤其留恋在煮油工作间的那段时光。那一年时间真读了不少书，对我而言，可以说是进行了一次文化乃至理论的扫盲或普及。其中，有两部著作至今仍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一是《毛泽东选集》，二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毛泽东选集》，我连续读了四遍，阅读的起讫日期都写在书的扉页上。也许是对哲学有一种特殊的偏好，在1973年报考“工农兵大学生”时，尽管我所在的是国防科工委系统，能分配到的名额理工科的院校和专业居多，但我所填的三个志愿竟然是，第一志愿哲学，中山大学，第二志愿还是哲学，中山大学，第三志愿仍然是哲学，中山大学。当时我对哲学真的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结：好像除了哲学之外，其他的专业、学科都索然无味！
1973年，我如愿以偿考上了中山大学哲学系。从1973年跨入中山大学校门，到1978年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院研究生院，我在中山大学整整待了五年。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读书的量最大，同时又是最系统的五年。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工农兵学员”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不怎么读书的，实际并不尽然！
在中山大学的读书与在兵工厂期间的读书，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在兵工厂期间，那个环境下所能见到的书，一是数量极其有限，二是内容非常杂乱。因此，两年时间所读的书，能留下印象的只有《毛泽东选集》和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在中山大学的五年时间，给我留下的却是几十本读书笔记。
上面我曾提及在报考“工农兵学员”时所填写的三个志愿都是“哲学，中山大学”，这除了说明我特别喜欢哲学外，对中山大学也是情有独钟。这个情结得从1966年的“大串联”说起。“大串联”让我有机会去了一趟中山大学。当时中山大学的校园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我萌生的第一念头就是，如果今后有机会到中山大学去读书，那该多好呀！没想到天遂人愿，1973年夏天，我真的到中山大学念书了。
在中山大学那五年，应该说是我一生中最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时期。通常情况下，我都是一大早起来，在校园内跑一圈，回去冲把澡，然后去食堂排队，争取能吃上个炒河粉，之后就上图书馆（逃不掉的课和躲不开的活动除外）。到了下午5点，我一定要去打球。如有球友，就打乒乓球或羽毛球；如果没有球伴，我也会拿着篮球独自一人到球场投篮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回去冲凉、吃饭、上图书馆，千篇一律，雷打不动。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生活有规律得近乎刻板，一生至今，生物钟准点得误差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因此，一直到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后，我放弃了许多十分难得的同全系老师共享的参访考察，如敦煌、丽江、北海等。不是我不想去或没有时间去，是因为我无法适应每天一大早起来，匆匆吃过饭后，立刻得上大巴出发的那个环节，因之失去了许多难得的与同事们打闹、起哄的快乐时光。
如果说在兵工厂的读书，多是随机性的，有什么读什么，那么到中山大学后，基本上是按既定计划读书。入学以后，也不知道是什么缘由，让我当了个学习班长。虽然这个头衔也许会推动着我必须带头好好学习，但据实而论，这个动力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把学习（读书）太当回事，因此，“工农兵学员”期间的读书，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出于爱好或喜欢。当然，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那几年的读书相对而言，会比较系统，而且大多做了笔记。内容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是德国古典哲学。
中国传统文化，这是统而言之，细分的话，我有点拙于文，而比较喜欢史、论。读的较多的是诸子百家和宋儒的著作，用力最巨者当推张载、朱熹、阳明学和王船山。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是我整个学思历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一环，好像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加以解释的，如果一定要做出说明，就两个字：喜欢！
我是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开始阅读马恩著作的。读过一遍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又重新读了一遍，并开始做笔记。之后我决心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连续读了两遍《资本论》。接下来，我开始整理笔记，并对笔记做了索引。马克思思想之深刻，逻辑之严密，在人类历史上，恐很难有几个思想家能望其项背！其唯物史观对我影响之深、之巨，在我往后的学术成果中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痕！而恩格斯之文思泉涌、文采飞扬，尤其是他的“情义人生”，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列宁的哲学思想，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他对于“真理是全体”和“真理是过程”的论述。此外就是他在《哲学笔记》中关于“对立统一的论述”，那才是真的抓住了辩证法的核心（毛泽东的《矛盾论》与列宁的《谈谈辩证法》在这个问题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能抓住辩证法的内核而又通俗易懂，这一点非常值得今天的哲学工作者借鉴与参考。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诱使我回过头去追寻黑格尔、康德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其中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圆圈的圆圈”），以及他在《哲学史讲学录》中关于“对于哲学史的研究和叙述应该采用抽象——具体的方法”的研究方法，直接影响到我后来的硕士论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硕士论文就是黑格尔关于“对于辩证法的研究与叙述应该采取抽象——具体”的方法，以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商品为细胞，推导出剩余价值的逻辑思路，在王夫之辩证法思想体系研究中的沙盘推演。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子此语的话中之意，与我当年的读书实际，可能还真不尽相同！我那时的读书，几乎完全是因为爱好，或喜欢——这与一个人喜欢旅游、摄影或足球一样，它本身有时就是目的——而不是另有所图——在那个时代，谁能企盼靠读书读出名堂来呢？——至少我是没有这种大智慧或先见之明的！如果说当时的读书后来还真的派上了一些用场，那只能说明养成一种好的习惯或爱好，对于一个人成长或发展，确实颇有助益——仅此而已！
1976年“工农兵学员”毕业后，我有幸被留在中山大学工作，所在单位是《中山大学学报》。
从1976年夏天到《中山大学学报》报到，至1978年考上研究生离开中大，我在《学报》整整待了两年。这两年时间，与其说是在当编辑，不如说是在读书！
当时的《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环境挺好的，在中山大学行政楼前的一栋别墅里。编辑部主任是后来被称为“中国MPA之父”“中国当代行政学泰斗”的夏书章先生。夏老在哈佛管理学院与肯尼迪是同学，也许与他的“洋经历”有关，他那时已经近60岁了，但我的印象是，他始终西装革履，天天准时上班。
夏老对于编辑部的管理非常严格，包括上下班制度。但那两年我虽然天天上下班，但几乎从不在编辑部坐班。
每天我都会提前半个小时到编辑部，烧水、扫地、抹桌子、整理好报纸，夏老及编辑们都到了，我同夏老说一声，就带着两份稿子到离编辑部大约100多米远的校图书馆去了。下班前十分钟我会回到编辑部。久而久之，大家也习惯了。有什么急事、重活，他们会到图书馆叫我一声。这两年时间，举凡交给我的任务，我都会竭尽全力在最短时间内做好它；有什么重活、脏活，我最年轻，理当自告奋勇。因此，与大家相处得蛮融洽的。更重要的是，我几乎读了整整两年的书——因当时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审读中国哲学方面的稿子，因此，那段时间所读的书以中国古代的史、论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