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7日，邓小平和傅钟、邓绍圣等人受党的指派，乘火车离开法国，前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故乡——苏联。

邓小平前往苏联莫斯科学习，是早在1925年5月中共旅欧支部就决定了的。5月29日中共旅欧支部执委会在给中共旅莫地方执委会的信中就拟定了一批人到莫斯科学习，邓小平就在其中。他当时的名字还叫邓希贤。

1925年11月18日，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参加中国共产党、1923年赴莫斯科的袁庆云给傅钟等人写信说：“准备在最近的期间，候我们有信到，叫你们动身，便马上动身。”20天以后，莫斯科方面又给傅钟等人来信说：“11月18日寄你们的信想已收到，关于邓希贤、刘明俨、傅钟、宗锡钧、徐树屏五人接到信后尽可能的速度动身前来。如宗锡钧不能来，即以李俊杰补充之。必须来此的理由前函已说明，站在CP及革命的利益上必须即刻来此学习。”

1926年1月7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执行委员会发出通告：“赴俄同志二十人，已决定今晚（1月7日）由巴黎起程，名单如下：傅钟、邓希贤、李俊哲、萧鸣、傅继英、欧阳泰、孙发力、岳注文、汪泽巍、邓绍圣、傅纶、季苏、滕功成、宋法明、傅霖、陈家齐、何嗣昌、戴坤忠、覃仲霖、周介琏。他们大约不久可回到中国。同志们！当我们底战士一队队赶赴前敌时，我们更当紧记着那‘从早归国’的口号。”1月23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负责人刘明俨写道：“1月7日，此间有21个同志起程赴俄。”名单中就有“傅钟、邓希贤、邓绍圣”等人。

邓小平在前往苏联途中曾在德国作过停留。据他后来讲，在德国停留时住在一个老工人的家里，受到了德国工人阶级的热情接待。这位老工人把床铺让给他们，自己一家则睡在地板上。真是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几十年以后，邓小平仍不忘这件事，称那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同志式的热情接待。

1926年1月中旬，邓小平来到了苏联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不久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又称“东方大学”），创办于1921年，既为苏联东部地区民族训练班培训干部，也为东方国家培训班培训干部。1923年中共旅欧支部就曾派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佘立亚、高风、陈九鼎、王凌汉、郑超麟、袁庆云、王圭、熊雄等12人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国共双方都迫切需要干部，这样原来东方大学的培训已不能适应中国国内的需要。于是在1925年苏联又创办了“中山劳动大学”（又称“中山大学”），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用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邓小平一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便精神饱满地投入到学习当中。

莫斯科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注重对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讲授，注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总结。必修课是俄语、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语言学等。具体课程有：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革命运动部分）、社会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主）、经济地理、列宁主义以及军事课。军事课主要学习军事理论，进行军事训练。除此之外，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都经常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就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讲演，使学生们受到许多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进一步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

学生进校以后，首先要学习俄语，第一学期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周六天，每天四小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学方法也别具一格，注重对学生的启发式教育，注重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在教学中，由教授先讲课（用俄语，但有中文翻译）；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再由学生开讨论会，自由讨论；最后由教授作总结发言。教学基本单位是班（亦有人称为小组）。1926年初约有学生300余人，设有11个班，每班30人到40人不等。到1927年初，学生已超过500人。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中，既有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著名的学者、教授，也有已在国内上过高中、大学的青年，还有从基层推荐来的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工农干部。针对这一情况，学校根据学生知识水平的差异，按照学生具体情况来分班。对文化较低的学生设有预备班，进行初级教育。对俄语程度较高的，设有翻译速成班。

邓小平开始被分在第九班，后来又先后被分到第一班、第二班、第十一班和第七班。

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的组织是支部局，相当于校党委。第一期学员入校后曾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简称“旅莫支部”。旅莫支部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内中国共产党的独立组织，不归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支部局领导。1926年夏中共旅莫支部解散后，全体中共党员都转为联共（布）候补党员，归联共（布）支部局领导。

邓小平他们来后，中共旅莫支部进行了改选，傅钟担任书记。

中共旅莫支部规定，每一个共产党员学生都要在党组织内过严格的组织生活。党、团员每周有一次党小组会。通常每个小组20人至25人，由一名指导员主持。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徐君虎后来回忆说：“第一期学员共有600多人。我和蒋经国同班，而且分在同一个团小组，我们的团小组长就是邓小平。邓小平、蒋经国个头都不高，站队时常肩并着肩。邓小平比我们都大，经验也远比我们丰富。1920年12月，邓小平刚16岁就去法国勤工俭学，1925年即已成为中共旅法支部负责人，因遭法国政府迫害，于1926年1月与傅钟、任卓宣从巴黎到柏林，又从柏林来到莫斯科。在学校里，他们三人脖子上都围着蓝白道的大围巾，但个性各异：邓小平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傅钟老成持重，不爱言谈；任卓宣像个书呆子。我、左权、赵可夫等初到莫斯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尽管天寒地冻，饭后总爱到学校对面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去散步，领略异国风光，边散步边聊天，尤其是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更是别有情趣。有一次，蒋经国和我问邓小平：你干吗老围着一条大围巾呢？邓小平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搞足一个星期的开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我和蒋经国这才明白：邓小平他们为当过清洁工而自豪。”

邓小平刚到莫斯科不久被分到了第九班，担任中共党小组长。这个党小组是1926年2月组成的，共有党员14人，其中正式党员4人，其余10人候补期已满，尚未转正。青年团员6人。

据1926年6月13日邓小平填写的党小组工作调查表记载：这个党小组从成立到6月上旬，一共开了9次会议。其中三次是讨论“工作大纲”；两次讨论“第三国际扩大会议对于中国支部的决议”；一次讨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一次报告“处罚三同志的理由”；两次是关于批评的会。这份调查表还记载：本组讨论的问题百分之九十都解决了，仅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即“马克思主义与孙文主义”。每次会议，除党员参加外，青年团员也都全体参加，“缺席者少极”，“到会者约有百分之九十八”。本组同志能够遵守纪律。每次讨论都很热烈，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三国际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国时事”等问题的讨论很感兴趣。这份调查表还反映出，党小组内党员与青年团员关系很密切，并注意积极发展他们入党。

作为党小组组长的邓小平工作如何呢？调查表中记载，“对于党组的工作都还热心，很少迟到”。

在党小组活动中，邓小平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态度鲜明，坚持原则。有一次，在党小组会议上，班指导员苏联人瓦克思说“共产党对国民党不必有秘密”。邓小平和一些同学不同意这个观点，同他争论。后来，邓小平一直坚持，直到瓦克思承认自己的观点错误为止。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的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中也记载了1926年6月16日中共党组织对邓小平的评价：

组次：九。

姓名：邓希贤。

俄文名：多佐罗夫。

学生证号码： 233。

党的工作：本班党组组长。

一切行动是否合于党员的身份：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

守纪律否：守纪律。

对于党的实际问题及其他一般政治问题的了解和兴趣如何，在组会中是否积极或是消极地提议各种问题讨论，能否激动同志们讨论一切问题：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动同志讨论各种问题。

出席党的大会和组会与否：从无缺席。

党指定的工作是否执行：能切实执行。

对同志们的关系如何：密切。

对功课有无兴趣：很有兴趣。

能否为别人的榜样：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

党的进步方面：对党的认识很有进步。无非党的倾向。能在团员中树立党的影响。

在国民党中是否消灭党的面目：未。

在国民党中是否能适合实行党的意见：能。

做什么工作是最适合的：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这份党组织的鉴定是研究邓小平早年思想和工作情况的一份重要文献，反映了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基本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莫斯科中山大学内部存在着复杂的情况。当时，苏联共产党内路线斗争十分激烈，各方面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发表演讲，介绍自己一方的主张，并争取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的支持。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中，原来有一批是国民党方面派来的，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国民党竭力破坏国内的革命统一战线，随时有可能背叛革命。此时由国民党派来的学生也产生了严重的分化。有的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有的站在国民党右派一边。共产党员学生和国民党右派学生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辩论和斗争。

由于邓小平文化水平属于中上，又有革命斗争的经历，后来被编到了人称“理论家班”的第七班。这个班里云集了当时在校的国共两党的重要学员，中共方面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左权、朱瑞等。国民党方面则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还有汪精卫的侄儿和秘书、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按邓小平的说法，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尖子人物都在一个班，因此这个班很有名。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的问题，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邓小平是经常同国民党右派学生激烈辩论的人之一，他雄辩的口才是出了名的，有“小钢炮”之称。

邓小平在法国期间就曾经认真阅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所在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极为重视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每周都要组织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会，以加深团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些学习和讨论奠定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他在1月29日填写的一份调查表中“读过何种对于社会科学的书籍”一栏中写：“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孙文：《建国方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演讲录》《国民党演讲集》二集，《陈独秀先生演讲录》。”在“过去常看的书报和杂志”一栏填写：“《新建设》《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广州民国日报》。”在“来俄志愿”一栏填写：“学习革命工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小平得以有机会认真地、全面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并了解了许多国际共运、联共党内和中国国内的基本情况，他的理论水平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都大大提高了一步。

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写的一份自传中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现在我来此了，便要开始学习活动能力的工作。

“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要有革命的行动，才能证验出革命的理论。’由此可知革命的理论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是必须。所以，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

“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为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亦难系统化，这实于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

“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1926年11月5日，邓小平在将要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给他的鉴定书上写道：“多佐罗夫同志是一个十分积极、精力充沛的党员和共青团员（联共（布）预备党员）。他是该大学共青团委员会的一名优秀组织工作者，组织纪律性强，有克制能力，学习能力强，在团委会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其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单独开展工作，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被指派做这项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他具有在法国无产阶级组织的工作经验。”

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一年。他专心读书，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他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得到了很大锻炼和提高。这一年的学习，奠定了他以后从事革命领导工作所必需的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使他受益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