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场姚坪里（今协兴镇牌坊村）的邓家老院子。父亲按照邓家的辈分给他取名邓先圣。

1909年，邓小平5岁那年，父母把他送进了本村的私塾读书，教书先生认为“先圣”这个名字对孔圣人有欠恭敬，于是把他的名字改为“邓希贤”。就是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27年。

7岁时，邓小平从私塾转入协兴场的初级小学念书，接受新式教育。他学习的主要科目有国文、体操、图画等。邓小平的国文老师叫邓俊德，他在讲课时常常给学生们讲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民族英雄，讲些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事情，这些都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1年5月，为抗议清政府将川汉、粤汉铁路的修筑权抵押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等省人民掀起保路运动。是年9月，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镇压请愿群众，激起更大的民愤。同盟会会员在各县组织保路同志会，发动武装起义，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广安各界进步人士和群众也参加到运动中。邓小平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演唱了《来日大难歌》等号召参加保路运动的歌曲。武昌起义爆发后，一些革命党人在川东北发动起义，攻占广安，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等一些哥老会成员也参加了起义军的行动。邓小平还曾到父亲驻扎的地方住了两天。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体验军旅生活。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直到晚年他还经常提起。

1915年下半年，邓小平11岁的时候，考入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开始住校生活。学习的科目主要有国文、算术、理科（理化知识）、史地、修身等。根据他的同学回忆，邓小平最爱上理化课和史地课。他经常运用学到的一些理化知识，思考一些自然现象和简单的工业生产问题。也就是从这时开始，邓小平喜欢上读历史书，并且养成了看地图的习惯。以致后来不管走到哪里，他都要看看地图，找到他所在的位置。

这时的中国社会也正值多事之秋。

先是袁世凯复辟称帝，接踵而至的是反袁护国战争，包括四川省在内的许多省都纷纷宣布独立。大大小小的军阀趁机自扯旗号，抢占地盘，自封官位。广安的小军阀整天也是打来打去，你方唱罢我登场。邓小平在广安耳闻目睹了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感受还是比较深切的。他自己后来回忆说，逐渐萌发了一种“简单的爱国思想”。

1918年，邓小平考入了广安县立中学。这期间，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渐渐涌进了广安。《新青年》等宣传新思想、新道德和新文化的刊物对邓小平这样的青年学生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不仅从中了解到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新的情况，还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的一些信息。《新青年》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创办的。邓小平读了陈独秀的许多文章，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或多或少是受了陈独秀的一些思想的影响。

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五四爱国运动。四川各地也积极响应。成都、重庆等地的学生及各界群众纷纷组织游行、集会、演讲，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5月下旬，广安各界也开始行动起来。广安县成立了商业爱国会，并发表宣言。广安县立中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们成立了当地最早的广安学生爱国分会，同时向广安社会各界发出救亡公告。学生爱国分会组织学生们游行、集会，进行街头宣传，接着又组织罢课，并派由学生组成的宣传组到各个集镇进行宣传。邓小平也自觉地投入到这一系列活动中。他开始比较深入地思考一些社会问题，萌生出改造社会的意识，具有了初步的爱国和民主思想。

这年的夏天，由于学校罢课，邓小平回到家里。

这时，他的父亲邓绍昌从重庆捎话回来，让邓小平去重庆，报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邓小平非常愿意去法国勤工俭学。

他想到法国去，可能也是受了陈独秀思想的影响。陈独秀曾在《青年》（后改名《新青年》）第一期上发表了名为《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的文章。文章说：“法兰西人为世界文明之导师，今之巴黎，尤为科学文艺之渊薮。吾国人而欲探讨欧西真正之文明，理应游学彼中，以求真谛。”邓小平早已不满足于在县立中学读书，他希望能走出广安，到更大的城市去读书，去观察和了解中国和世界。法兰西正是他第一想去的地方。

这时的邓小平还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在于自然科学发达、工业先进。他希望去法国学点本领，将来好为国家的强大做点事。邓小平后来说，其实我们当时去法国，也只是抱着一个“工业救国”的思想。中国当时是个弱国，我们要使它强大。我们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使它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所以我们去西方学习。

邓小平当时还或多或少地受到青年学生中“工读主义”思潮的影响。

另外，邓小平认为，到法国去勤工俭学，自己能够谋生，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一则可以求学，再则可以找钱。”

但是，他的母亲极力反对他离开家，因为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又长期不在家，母亲希望邓小平长大后能支撑这个家。他极力说服母亲，最后甚至采取绝食的办法与母亲抗争，母亲只好让步，勉强同意。

1919年9月下旬，邓小平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和他一起考取的还有他的叔父邓绍圣、同乡胡伦。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达到高潮。

四川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由同盟会会员、革命家吴玉章倡导的。1918年春，成都开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并于1919年6月派出了第一批留法学生。与此同时，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人也在重庆筹建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19年9月，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正式开学。

学校的招生分为公费生（或称贷费生）和自费生两种，入学时均要经过考试。邓小平考的是自费生。邓小平后来说，这个预备学校当时在重庆已算是最高的学校，所以考进去是很不容易的。

邓小平进入这所学校时，刚满15岁。据他当时的同学回忆：邓小平是稍晚才进入这所预备学校的。他那时就是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总是非常刻苦认真。

在这里，邓小平学习了将近一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外，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还参加了川东师范、重庆联中、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生抵制日货，反对重庆警察厅长郑贤书挪用公款、套购并拍卖日货行径的斗争。

1919年11月中旬，2000多名学生到重庆警察厅示威，抗议警察厅长郑贤书挪用公款套购并拍卖日货。学生们将部分日货运到朝天门当场焚毁，回到学校后又焚烧、毁坏带有日本商标的牙粉、脸盆等日用品。这场斗争最终以郑贤书被迫交出日货，四川当局被迫撤销郑贤书职务而告终。这场斗争也使邓小平开阔了眼界，爱国救国的思想认知有所提高。他自己后来说，这时的所谓救国思想，无非是当时在同学中流行的所谓工业救国思想。在那时我的幼稚的脑筋中，只是满怀希望地到法国去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学点本事回国。如此而已。

1920年7月19日，经过考试，邓小平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并参加了学校在重庆商会举行的毕业典礼。

毕业之后，经过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及体格检查，邓小平取得了赴法勤工俭学资格。取得资格的有83人，邓小平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8月27日，刚满16岁的邓小平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其他82名学生，乘法商吉利洋行的“吉庆”号轮船沿江东下，途经宜昌、汉口、九江，经过八天的航行，抵达上海。在上海为办理赴法的各项事宜逗留了一周，9月11日乘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赴法，走上了探索人生的道路。

留洋的路是父亲为他选择的，以后的路则是他自己走出来的。

1920年10月19日，邓小平乘坐的“盎特莱蓬”号邮轮抵达法国南部重要的港口和工业城市——马赛。历经39天的海上航行，行程三万余里，途经亚洲、非洲一些国家，邓小平和同学们目睹了帝国主义掠夺、奴役亚洲、非洲人民的情景，产生了极大的义愤。

10月20日，邓小平等来到位于巴黎西郊的华法教育会所在地华侨协社，受到了先期到来的勤工俭学生们的欢迎。随后大家参观了巴黎市容，邓小平等人受到了极大触动。与邓小平同行的一个同学在给国内亲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巴黎的王宫陈列所，还仍然将我们的戈矛、盔甲呀、烟枪呀、红顶花领（翎）呀、红绿绣鞋呀……一件一件的陈列在那里。更有一些雕刻碑文，把中国甲午之战、庚子之战……种种失败丑史，逐一记载出来。老兄！这不是一件侮辱国体的事情？是不是一件我们应当痛自警惕的事情？”

两天后，在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邓小平和他的叔父邓绍圣以及20名中国学生一起到法国西部诺曼底的巴耶中学学习。在这所中学里，中国学生单独开班，主要是提高法语水平，过的是正规的中学学生生活。邓小平后来曾说：那是一家私人开的学校，才上了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得却很坏。

尽管邓小平尽量节俭用度，但学校的食宿费、生活费等学杂费用对于自费生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开支。1921年的3月13日，因无力支付学校的各项费用，邓小平与其他十几名同学一起被迫离开了巴耶中学。

这时法国的经济也遭遇了困难，一些工厂被迫停工，大批工人失业。勤工俭学生们找工作也十分不易。

邓小平等人还算是幸运的。4月2日，邓小平和邓绍圣等几名四川学生，经华法教育会的介绍到克鲁梭市施奈德钢铁厂做工。邓小平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当散工，每天的工资只有10法郎。从此，他便开始了作为一个劳动者、一个外籍工人，长达四年多的“勤工”生活。

本来，邓小平等到工厂做工，是想以勤工达到俭学的目的。可是，繁重的苦工压榨得他们精疲力竭，低廉的工资更使他们连日常生活都不能支持。资本家的压榨、工头的辱骂、生活的痛苦，使他本来十分单纯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震撼。邓小平后来曾经说过：一到法国，听先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的介绍，知道那时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所需劳动力已不似大战期间那样紧张，找工作已不大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大可能。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幻想变成了泡影。

邓小平做的所谓“散工”，实际上就是他后来说的“拉红铁”，劳动强度很大，而且很危险。这对于17岁的邓小平来说确实不堪重负。4月23日，邓小平辞去施奈德工厂的工作，离开了克鲁梭，来到巴黎。厂方在他登记表的辞职原因一栏上填写的是：体力不支，自愿离开。后来，他不止一次地对人说，他个子不高的原因就是在法国做工时干的活太累，吃不饱饭。

20多天的工作，使邓小平尝到了劳动和生活的艰辛。由于劳动强度大，工资微薄，所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了100多法郎。但是，钢铁厂的这段经历使邓小平初步了解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对工人阶级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地位有了切身的感受。正是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勤工俭学生赵世炎、李立三等，对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4月下旬至10月，邓小平回到巴黎西郊的华侨协社，靠向华法教育会领取每天6个法郎的救济金生活，同时等待做工的机会。他每天只能吃两顿饭，主要是面包加自来水。在此期间，他曾去饭馆当过招待，到火车站码头当过搬运工，还当过清洁工。他后来说过，这时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略有感觉”。

5月20日，他在王若飞等人发起的给蔡元培的信上签了名。他们要求将里昂中法大学和中比大学改办为工学院以解决勤工俭学生求学问题。

10月22日，邓小平进入位于巴黎第十区的香布朗工厂当扎纸花的工人。11月4日，他被香布朗工厂解雇。此后三个多月，他四处寻找工作，处于工作和生活上的不稳定状态。邓小平的一个常住的地点是哥伦布市德拉普安特街9号。

1922年春，法国的经济开始好转。一些工厂逐渐恢复开工。2月13日，邓小平来到位于巴黎以南的蒙塔尔纪，在夏莱特市政府的外国人登记处登记，重新找到了一份工作。第二天，他成为当地哈金森橡胶厂的一名制鞋工人，制作防雨用的套鞋。每周工作54小时，一天可挣十几个法郎。在这里，他度过了一段较为稳定的做工生活。

蒙塔尔纪是中国勤工俭学生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自1920年以来，差不多有近百名勤工俭学生先后在这里工作和学习。他们中有蔡和森、蔡畅、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王若飞等。

邓小平在这里做工有了点积蓄，加上又收到了家里卖粮寄给他的一点钱，便又萌生了求学的念头。11月，邓小平离开哈金森橡胶厂前往塞纳-夏狄戎，希望能在那里继续读中学，但最终还是因钱不够，没能入学。他的求学之梦彻底破灭了。

1923年2月，邓小平又再次进入哈金森橡胶厂做工，一个多月后，离开工厂。这次工卡上注明的离开原因是“拒绝工作”。而且厂方对他突然离厂表示不满，在他的工卡上写道：“永不录用。”

从这时起，邓小平已不再是为了求学而工作了，而是为了追求新的人生目标而奔波。

1985年4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说：“我在法国呆了五年半，其中在工厂劳动了四年，干重体力劳动。我的个子小，就是因为年轻时干了重劳动。当时工资很低。但也有个好处，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几个月后，他对来访的法国对外关系部部长也说道：“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创始人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在法国受过教育。我曾在法国呆过五年半，在工厂做工近四年。我同工人关系很好，但你们的资本家也教训了我，使我和我们这批人受到教育，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信仰马列主义。”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一批中国的优秀分子和进步青年率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开始出现了第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开始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新的可以信赖的政治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的前途有了光明和希望。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的广大青年学生中间掀起了一场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从1919年至1920年，共有17批约1600多名青年学生来到法国，形成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空前规模。这些人中的进步青年在勤工俭学的同时开始研究和探索马克思主义。有的在国内就已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中最著名的有赵世炎和周恩来等。1921年3月，张申府、刘清扬与旅法留学生领袖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秘密成立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海外的中国革命者也积极筹划建立共产主义组织。1922年6月，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三国的18名勤工俭学生齐集法国巴黎郊区的布罗尼森林举行会议，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一座小旅馆内。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其领导机构改称“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

邓小平是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期间逐渐接受革命思想的。这个厂里聚集了一批进步的留法勤工俭学生。赵世炎经常到这个厂来进行革命活动。在这个厂做工的王若飞和邓小平接触比较多，他经常和邓小平一起散步、交谈，向邓小平介绍革命思想。

在赵世炎和王若飞等人的影响下，邓小平开始阅读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如《新青年》《向导》等。几年后，邓小平在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填写的几份表格中这样写道：“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我做工的环境使我益信陈独秀们所说的话是对的。因此，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地受了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智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

1923年6月，邓小平正式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从此，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为之奋斗了一生。

邓小平曾这样回忆道：“那时共产主义的团体在西欧已经成立了，不过因为我的生活太浪漫，不敢向我宣传，及到一九二三年五月我将离开哈金森时”，“舒辉暲才向我宣传加入团体，同时又和汪泽楷同志谈了两次话，到巴黎后又和穆清同志接洽，结果六月便加入了”。“我加入团体是汪泽楷、穆清、舒辉暲三同志介绍的。”

邓小平后来还说过：“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成立后，于8月1日创办了机关刊物《少年》。《少年》每月一期，到1923年7月改为不定期刊，共出了13期。它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共产主义学理”。当时正处在建党建团的初期，因此《少年》用相当的篇幅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宣传建党建团的意义，刊登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译文。赵世炎、周恩来等都曾在上面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来到巴黎后，开始在《少年》编辑部工作，据蔡畅回忆：“《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同志刻蜡版，李富春同志发行。后来该刊物改名《赤光》。有时是三日刊、二日刊、月刊、时间不定。”“邓小平、李富春同志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同志则全部脱产。”

邓小平负责《赤光》杂志的刻蜡版和油印工作。他经常是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赶到《赤光》编辑部。在那狭小的房间里，周恩来将写好或修改好的稿件交给他，邓小平把它一笔一画地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好，再装订起来。为了能保证每半月出一期，每期12页左右的内容，周恩来、邓小平一同忘我地工作着。经常是深夜工作完成后，邓小平就在这小房间里打上地铺和周恩来住在一起。这段时间，邓小平和长他六岁的周恩来十分接近，邓小平很敬重这位兄长式的同志和领导，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邓小平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工作成绩给他的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留法勤工俭学生施益生回忆说：“邓小平同志负责《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几乎我每次到书记局去，都亲眼看见他正在搞刻蜡版、油印、装订工作，他的字既工整又美观，印刷清晰。”邓小平因此得到“油印博士”的称号。

从这时开始，邓小平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他们建立起深厚友谊。50多年后，邓小平对外国记者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

1924年2月《赤光》正式出版后，邓小平和周恩来、李富春等人在《赤光》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进行革命宣传。

《赤光》是半月刊，16开本，每期十多页。到1925年止，一共出版了33期，在勤工俭学生、华工、华人影响很大。邓小平以希贤的本名发表的文章有：《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人之大肆其捏造》（1924年11月1日第18期）、《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1924年12月15日、1925年1月1日第21、22期合刊）。他还用化名写过一些文章。后来他自己这样说过：“我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好几个名字发表。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

以曾琦、李璜为首的中国青年党，在旅欧留学生中标榜信仰国家主义，人们习惯称他们为“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派以法国为中心，以《先声》周报为阵地，标榜“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

面对国家主义派的攻击和挑衅，旅欧党团组织给予了严厉的驳斥，同他们在理论上、政治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等曾在《赤光》上连续发表了《革命救国论》《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等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对国家主义派进行批驳。

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回忆说：“他去法国的时候，写过长信回家，其中有一条，就是他从事革命活动，不能回家了。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家里。当然，家里嘛，父母特别是我母亲很着急的，就盼望着他回家来，旧社会，老太婆嘛，希望他回家，这一下不能回家了。”“他在法国参加革命后，曾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办一份杂志《赤光》。他经常往家里邮寄，寄了七八期。我当时才十几岁，还在念小学，只看到封面上有光身子的小孩，里面内容看不太懂，到我念中学后，逐步看懂了，什么帝国主义侵略、劳苦大众、劳农政府、翻身解放、苏维埃、人人平等，为穷人谋利益等等，我后来去上海找他，参加革命，最早受的影响就是大哥寄来的《赤光》。”

1924年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邓小平当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执委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和周唯真、余增生三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书记局，邓小平具体负责抄写油印及财务管理，根据党的规定，当时担任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支部）的领导，就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党员。

邓小平后来说：“那个时候能够加入共产党就不容易。在那个年代，加入共产党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做把一切交给党了，什么东西都交了！”

这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时他还不满20岁。

1924年12月，邓小平参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决议支部下设监察处，邓小平当选为监察处成员之一。会后，被委托为工人运动的负责人之一。第二年春，他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的特派员，被派到里昂地区工作，任宣传部副主任、青年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并兼任党的里昂小组书记。邓小平成为那里的党团地方组织的领导人，同时在里昂做工。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在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下，掀起了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斗争。

6月7日，由中共旅欧支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联合发起的赤光社、留法勤工俭学生总会、旅法华工总会等28个团体代表参加的旅法华人大会在巴黎布朗街94号社会厅召开。大会声讨了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声援了中国工人、学生和商人的正义反抗斗争。大会还成立了“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会议决定6月14日旅法华人在巴黎举行游行，向欧洲帝国主义示威抗议。

原定的游行示威由于法国当局横加制止和重重阻挠，以致最后因武力破坏而未能成功。于是“行委”决定变更方式，改在中国驻法公使馆内示威。6月21日下午1时，几百名旅欧华人到巴黎社会厅集合，举行了“临时紧急大会”，通过了几项要求后，即分乘20多辆汽车向位于巴比伦街57号的中国驻法公使馆进发。

一到使馆，大家立即分头行动，有的把守大门，有的占领电话机，有的负责切断对外交通。在公使馆外面担负援助侦察的人把事先准备好的旗帜、标语悬挂在公使馆大门和围墙上，上面写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是中国人民的”等口号，并向行人和围观者散发法文传单。

公使馆内的群众将公使陈箓团团围住，并质问道：“自从上海爆发反帝运动以来，几乎一个月，你丝毫无所表示，今天就是来质问你的，并叫你做一点事情。我们代表28个团体，3000多名旅法华人叫你签几个文件，援助国内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你应尽的责任！”说着，便把事先印好的电报、通知等文件放在他面前，叫他签字盖章。陈箓起初拒绝，继而不敢开腔，最后不得不在所有的文件上签字盖章，并保证旅法华人今后有行动自由和示威安全。至此，预定的全部工作都已完成。

这时，公使馆外的同志报告说，大批警察正在向这里开来。于是大家一起撤出公使馆，分散行动。就这样，一场漂亮的斗争不到一小时就胜利结束了。这是旅法华人在欧洲中心——巴黎所取得的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重大胜利。

旅法华人的这场斗争震动了法国，也几乎震动了整个欧洲。法国当局惶恐不安，派出大批警察，四处检查搜索，掀起了一场逮捕和遣返的浪潮。6月22日，法国政府命令警察大肆搜捕旅法的中国共产党人。几天之内，中共旅欧领导人任卓宣、李大章以及中共党员、青年团员20多人相继被捕入狱，随后，法国当局又将47名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驱逐出境。

面对法国当局的迫害，有些留法勤工俭学生退出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据留法勤工俭学生杨堃回忆：“邓小平那时年青、活跃，才华横溢，是职业革命家，而我是官费生，立场不坚定。参加革命后，我改名叫杨赤民，但心里还是想着读书，拿学位，靠科学救国。我记得1925年时我退出旅欧支部，一心去做学问。邓希贤一次见到我，拍着我的肩膀大声说，杨赤民，你那条科学救国的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当时我没有听他的忠告，这是我一生的惭愧和内疚。”

6月24日，中共旅欧支部决定：今后革命活动均以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的名义进行。

邓小平回忆说：“因在巴黎的负责同志为反帝国主义运动而被驱逐，党的书记萧朴生同志曾来急信通告，并指定我为里昂—克鲁梭一带的特别委员，负责指导里昂—克鲁梭一带的一切工作。当时，我们与巴黎的消息异常隔绝，只知道团体已无中央组织了，进行必甚困难。同时，又因其他同志的催促，我便决然辞工到巴黎为团体努力工作了。到巴黎后，朴生同志尚未被逐，于是商议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不久便又改为非常执行委员会，我均被任为委员。”

邓小平回到巴黎，自动参加了党团组织的领导工作。1925年6月30日，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邓小平为委员，和傅钟、毛遇顺三人组成书记局，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邓小平等人的活动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尽管他没有被捕或驱逐，但同样受到了法国巴黎警察局的跟踪和监视。巴黎警察局派出情报员、密探监视邓小平等人的住地和聚会的场所，并掌握了一些情况，这使我们今天能够根据法国有关部门的一些档案中的监视跟踪记录来了解邓小平在法国最后一段时间工作斗争情况。这是难能可贵的历史资料。我们从法国国家档案中看到了关于邓小平活动的不少记载：“1925年7月1日，在比扬古尔市特拉维西尔街14号召开一次会议，共有三十三人参加。会议主席首先讲话，说，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均已被逮捕，所以有重新组建的必要。此外，最近将要用法文和中文印刷抗议声明，以便在巴黎散发。会上，反欧洲资本主义的激进分子表示，坚决反对法方驱逐中国同胞的行径，尤其是对本星期六还要驱逐十名中国人表示强烈愤慨。当饭店的老板进来说警方来了时，会议就结束了。”

“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昨天（7月2日——编者注）下午在布瓦耶街23号召开会议，抗议国际帝国主义，共有七十多人参加。该委员会主席说，我们成立了行动办公室，其人员组成尚未上报代表大会，待小组选举。会上共有八人发言，其中邓希贤的主张为反对帝国主义，应同苏联政府联合。”

8月17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执委会，由傅钟、邓希贤、施去病三人组成书记局。

此间，傅钟、邓希贤、邓绍圣等人还在党团刊物上担任投稿人。

8月20日，法国警方查明邓小平此时住在比昂古尔市卡斯特亚街3号。

法国国家档案中1925年9月9日记录：“9月6日，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23号召开了一次会议，有四十多人参加。自从中国公使馆事件发生后，部分中国共产主义者居住在巴黎地区，并采取了紧急措施。以防被人发现。此会的目的，是为纪念廖仲恺先生。调查待继续进行，以便进一步摸清会议的组织者和与会者。”

10月24日，邓小平主持了一个有25人参加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会议，讨论重建旅法中共组织机构问题。这件事在法国国家档案中也有记载：“昨天（即10月24日）二十点至二十一点三十分，在伊希—莫利诺市夏尔洛街一家咖啡餐馆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者会议，共有二十五人参加，会议由邓希贤主持。吴琪宣读了共产主义教育课，并指出，重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和创办刊物的必要性。”

11月15日，邓小平在巴黎主持举行了一次国民党的群众大会，纪念国民党旅欧负责人王京岐，并揭露国际帝国主义和法国帝国主义对进步人士的迫害。第二天，法国情报员即报告说：“国民党于11月15日十五时至十七时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23号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共有四十七人，会议由邓希贤主持。此会为纪念被法国驱逐，并死于回国船上的王京岐，会上陈希（音）等十一名代表发了言，发言者抗议法国警察逮捕中国人。最后，邓希贤总结说：我们希望与会者永远牢记王京岐同志，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邓小平在法国共担任了一届半的支部领导，他的活动已引起了法国警方的特别注意。法国警方开始秘密监视他，跟踪他的行踪。

邓小平自己说：“因为我比较活跃。我们的行动法国警察都是清清楚楚的！”

1926年1月3日，在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向与会的70多人发表演说。他主张努力促进并支持冯玉祥将军与苏联和解，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大力推进反对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他特别提出，应“团结苏联开展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会议对邓小平的发言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后投票通过了一份致中国驻法公使陈箓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一、向法国政府和巴黎的外交使团抗议他们所奉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二、致电中国驻各国的使节，敦促他们向所驻国政府提出抗议，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抗议派军舰和军队到中国屠杀中国人民。”显然，这次会议是几次声援五卅运动游行示威的继续，它说明，旅法华人的反帝斗争，在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下仍在继续着。

1月7日，法国警方弄到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这个报告说：“据本月5日获得的情报，旅法中国人小组行动委员会曾于1月3日下午，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23号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好几个讲演的人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并要求在法国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支持冯玉祥的亲共产党、反对北京政府的政策。

“行动委员会在会上还决定要求中国驻巴黎的公使先生对中国的南北冲突表明立场，并起来反对任何国际干涉。

“由于行动委员会的组织非常审慎，虽对其进行了调查，但未能发现这个委员会的所在地及其组成人员。然而，在1月3日会议上发言的几个中国人已被辨认出来了。

“他们中的一个人叫邓希贤，1904年7月12日出生于中国四川省邓文明和淡氏夫妇家。他从1925年8月20日起就住在布洛涅—比扬古尔市的卡斯德亚街3号。他符合有关外国人的法律和政令的规定。他于1920年来到法国。开始，他在马赛做工，后又到巴耶、巴黎和里昂。1925年他重新回到巴黎后，在比扬古尔的雷诺厂当工人，直到本月3日。他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特别主张亲近苏联政府。

“此外，邓希贤还拥有许多共产党的小册子和报纸，并收到过许多寄自中国和苏联的来信。

“有两个中国同胞与邓希贤住在一起，好像他们也都赞成邓希贤的政治观点。外出时，他们总是陪伴着邓希贤。傅钟，1903年6月出生于中国（实应为1900年出生——作者注），Ping-Suen-Yang，20岁，生于上海。他们符合外国人在法国的法律，声称是学生，没有从事任何工作。

“由于在巴黎的中国人很封闭，了解他们的情况很难。为了弄清情况，看来有必要通过警察总局局长先生的允许，对他们在比扬古尔的几个住地进行访问调查。可以通过房主搞清一些情况，这样就有可能通过检查身份证了解他们中间的被通缉的共产党人。

“有三家旅馆应密切监视：卡斯德亚街3号，特亚维西尔街14号，朱勒费里街8号。”

1995年，当中国记者为拍摄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前往法国拍摄采访时，在法国国家档案局查到了一些留存了70年的档案材料，从这些档案中可以看出从1925年6月起邓希贤就成为法国警方监视的对象，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档案当中。法国警方根据掌握的邓希贤活动的详细情报，决定于1月8日对邓希贤等人的住所进行搜查，并决定驱逐邓希贤等3人出境。这个命令是1926年1月8日签署的。在保留至今的这份命令上还注明了“面交”三字。但是，他们晚了一步，搜查扑空，邓希贤等人已于7日晚上离开法国。

据警方的搜查报告说，执行警察局长的命令，8日早晨5时45分至7时，在布洛涅—比扬古尔对朱勒费里街8号、特拉维西尔街14号、卡斯德亚街3号三家旅馆进行了搜查。“搜查这三家旅馆的目的，是为了查找从事共产主义宣传中的中国人。这些旅馆的全部房间已被搜查过，上百份中文文件都被查看过。”“在卡斯德亚街3号旅馆的5号房间里，发现了大量的法文和中文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A.B.C.》等），中文报纸，特别是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报纸《进步报》，以及两件油印机的必需品并带有印刷金属板、滚筒和好几包印刷纸。”“名叫邓希贤、傅钟和Ping Suen Yang的三个人在这个房间里一直住到本月7日。他们昨天突然离去。而住朱勒费里街8号的名叫Mon Fi Fian和Tchen Kouy的人，也同时匆匆离去。这些中国人看来是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看来这些人由于发现自己受到怀疑，因此，就急忙销声匿迹了。他们的同胞采取了预防措施，丢弃了一切会引起麻烦的文件。”

这时的邓小平已经踏上了奔赴莫斯科的征程。 QUw3EFTSHJNMDweM2bCJWEfGAtEmf/VM44zYhv5ynbIO0slbI9Z2rsstzXWMp1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