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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文学观是什么？简单却不易说清。
春秋时代，文学未如后世发达，就已知而言，明显的作品，只是一批诗歌，在此之上，自觉的观念还没有形成，圣如孔子，也不可能凭空构想出没有对象可以依附的理论来，何况孔子从不擅长搭建概念体系。另外，在可信的范围内，孔子传下的言论非常少，涉及文艺的更少，从只言片语中可以归纳或谨慎推论出的观念，不太可能是丰富的。作品稀少，形式简单，不属于时代的中心焦虑，未引起过足够规模的辩论，亦未因其在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引发哲人独特而深入的思考，在这样的文学时代，简单的文学观才是合情合理的。
但后人，包括我们，越来越认为简单以及不连贯的精神活动是难以接受的。何况什么是“文学”，意见从不统一，从最广意义上的一切写作，到修辞性强的写作，再到想象性的写作（我所使用的定义），范围可宽可窄。文学作品并非只接受“文学批评”，绘画可以拿来糊窗户，诗歌也可以派作许多用途，比如求婚，比如颂圣。对诗歌的观念，自然也可以有多种角度，比如可以以颂圣为纲、以皇上开心程度为标尺写一部文学史。这样的文学史读来一定很奇怪，但并不是不合法的。我们提到“文学观”时，总是想到那类关注使文学区别于其他人类活动之特征的思维。但我们知道，在人类的观念史里，这反倒是稀少的，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的观念史，厚度和版税都可忧。我们见到最多的，还是混合的思考与考察，这类文学思想史，只要作者心存着将文学当文学看的一点气概，并不会因为其不够“纯”而减少价值，因为纯粹的文学进程只存在于想象或抽象的层面。在实际中，既然文学活动如此广泛地与其他活动掺和在一起，接受哪怕是目不识丁之人的吹嘘与刺击自是命运中的应有之义——只是这样一来，当考察孔子的文学观时，所需注意的事情就多了，话也难讲了。
现代汉语中的“文学”一词，出处便在《论语·先进》篇，为孔门四科之一，但原意只是多读书，善于润饰，言行都很精致。所谓“文学游夏”，用现在的口语说，就是这二人“有文化”，是“讲究人儿”。
文者，纹也，似乎是表面功夫，而孔子特重之。孔子批评子路，说他“喭”——这个字的意思和“质胜文则野”的“野”相近，指一种粗糙的作风。孔子又曾对子路细细地讲：“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这几种弊病，即“不文”的表征。“文”“学”连用，因为在孔子看来，“文”作为一种修养，来自学习，如孔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便说他配得上谥“文”。
所谓学，就是取得对事物的广泛知识，“博我以文”，不博无以成文。文质之辨，是中国的一个古典命题。我的感觉是，从《论语》来看，孔子对“文”这一概念背后的一些特质有所感觉，然而没有机会充分阐述，也许，文质相对，并不是探讨这一精神现象的最好门径。孔子确已意识到“文”与博学，不只是表面功夫，对意识来说，事物的细节，不一定只是局部或过渡，甚至迷障，而简单性法则，更未必适宜拿来引导人的精神进步。下文将要提到，孔子的文学观是实用的，但孔子重文，强调对事物本身的兴趣，已经为进步留下了一扇门，至于这扇门是如何被他的所谓后学陆续关闭，则是另一件事了。
谈论孔子的文学观，人们最注意的是他议论《诗经》（这里《诗经》是省事的说法，在孔子时代，诗虽有结集，但多半不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诗经》的面貌）的两句话。第一段是《阳货》篇中的：“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在一些实用功能之外，谢天谢地，孔子说到了“兴”。什么是“兴”？各家所解不同，但大致上同意“兴”涉及情感活动。而情感是最难规范的，特别是对帝王及其御用哲学家来说。古代的帝师或“自干帝师”所从事过的最凶险的理论工作，便是研究如何统御人的情感——之所以说它凶险，是这一工作在理论上危险（难于成立），在实际中凶恶。他们或引孔子为同道，其实孔子只是想用礼义约束情感，还没想过要从源头上把它统一到什么上来。孔子甚至倾向于将道德视为“个人激情的自然表达”（麦金太尔语），而非视为憎恨激情的一种发明。
从《论语》看，孔子对诗歌的主要态度是实用的，评价尺度非政治即道德，这也许与当时诗的地位有关，但我倾向于相信孔子对诗的力量不会没有感觉，只是诗没有像音乐那样感染过他。
孔子对音乐，自然也持实用的态度，以之为教化的手段（顺便说一下，孔子评论诗，应是连相配的音乐一同谈着），所以他要“放郑声”，所以他到武城听到弦歌之声便莞尔而笑，但他确实曾被感染，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感慨说没想到音乐感人之深，竟到如此地步。
孔子的常用词之一是“礼乐”。他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前两句相当于“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而音乐的地位如此重要，至于放在礼的后面，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如果可以胡乱猜想的话，我会说，也许音乐中有他老人家自己也不理解的力量，故崇拜之。
再看孔子的另一句话，来自《为政篇》：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思无邪”这三个字争议很大。第一，《诗经》中“邪”诗不少，所谓郑卫之音，何得谓无邪？第二，“思无邪”是孔子引自鲁颂中的《駉》，而在原诗中“思”是语气词，那么，孔子是仍旧将它做虚词用，还是转义为实词？
且不管它，只注意“无邪”二字。这既是道德的，又是政治的，说到底，是权力的评判尺度。孔子删诗之说，流传两千多年了，而今天看，恐怕只是传说，而后世之人，删诗、禁诗，那可是风起云涌。删而不净，禁而不绝，该怎么办，则是古老的重点研究课题。让所有诗歌语句，一归于纯正，自然好，如若做不到，还有更好的，是让读诗的人无邪，如朱子所说，“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文化大革命”中出版过一点封资修大洋古，特别注明供批判用，便是此意。朱子毕竟是书生，有点迂腐，试想如果邪诗满地跑，读者“思无邪”也有点难，看来还是删之禁之，方为上策。
孔子为什么说诗三百都无邪呢？我想有几种可能：第一，原因不明；第二，只是跟弟子聊天时的即兴之语，不必较真；第三，他所说的三百篇与今本《诗经》的篇目不同；第四，他确实认为无邪；第五，他喜欢诗，虽然觉得有点杂音，还是选择用“无邪”来给说不清道不明的美好打掩护。
文学的价值或力量何在？在我看来，在人类的多种叙述方式中，它是最难使之“纯正”的一种，它天生需要细节，需要变化，需要异常，虽然不断受到观念，特别是政治及哲学观念的侵入，然而不堪造就，滑不溜手，总能挣脱束缚。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若干个精神黑暗时期，文学往往为越狱之先锋。从人类的共同经历，到个人精神的变异，甚至当历史叙述都屈服于权力或抽象概念的统治时，文学总能偷偷摸摸、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杂驳的记录。它可以是王公的花园，也可以是孤臣孽子的自我流放之地，人类之进步或与文学无关，进步而仍为人类则与文学（以及其他若干种活动）有关了。
《乐记》里有这样一个故事。魏文侯问孔子的弟子子夏：我正襟危坐，聆听古乐，立刻就想睡觉，可一听通俗点儿的，毫无倦意，这是为什么呢？
子夏的回答了无新意。不过也怪不得子夏，这是个千古难题。假如我来设计一种完美的社会管理制度，王权与哲学的完美合作是不难实现的。但在拥有了抽象概念与皮鞭这两种最强大的教化工具之后，我会发现还有些东西，实难驾驭，文学、艺术、音乐，都是如此。固然可以推广纯正文学，但世界上还没有一种纯正文学是“好看”的，而好看的，又没有纯正的。而人们又偏要好看，实难矫正，看来只有请出生物学来共治天下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有句名言：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是冤枉了小说家，特别是五十年代的小说家。只是小说这东西，天性顽劣，说不定还是禁绝的好，或者用计算机来写，再让计算机来读。
回到《论语》。《子路》篇中，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句很有意思的话，却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也许是孔子太爱讲君子小人，以致注释家也只向人心上说解。如果《国语》的相应记录是可靠的（看来像是经过后人的增益修饰），这一思想出自西周末年的史伯。《郑语》中，郑桓公问周朝是不是不行了，史伯说肯定不行啊，一大原因是“去和而取同”。
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是不同事物的调和，“同”则是纯正无二。“和”的思想并不像听起来那么有趣，“同则不继”，则是相当高明的认识。史伯又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无讲。”翻译过来就是：如果只有一种声调，肯定不好听；只有一种颜色，没什么看头；只有一种味道，不会好吃；只有一种事物，无从知其高下精劣。这道理很简单，又很深刻。
孔子的文学观似是实用的，但既然他讲“和而不同”“博学于文”“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我便相信，起孔子于地下，看到当今的纷繁之象，他多半会喜欢的，甚至会天天守着电视看，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