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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站在今天人类的立场，想象一下我们与两千五百年后人类的关系。我们大约会在两种担忧之间徘徊。第一种担忧，是彼时的人类几乎忘记了我们，尽管他们仍然是我们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直系后代（但愿如此，然而谁能保证不出现其他情况呢？而且这需要进化论在那时仍然有效），但在社会意义上，文化或哲学上，甚至在科学史中，他们对我们的光荣成就弃若敝屣：我们日常念诵的伟大名字，“如泪水消失在雨水中”，只有最显赫的几个，尚保存在历史教材中，却只是在几本最为厚重、只有学者才会光顾的历史书中；我们的连绵战争以及伴随的血汗和歌谣，给缩写为书中的一页，我们引以为豪的科技成就，被形容为粗糙的工具；我们自以为相当成熟的世界观，哲学或物理学的，挤入历史书的首章首节，给漫不经心地贴上“原始”标签；还令我们伤心的，是他们明明继承着我们的经验，却对我们辛辛苦苦总结及传递的生活制度，我们视如瑰宝的格言，我们的教训、禁忌和伦理，以及把一切融合起来的风俗，或者一无所知，或者满不在乎，或者当作猎奇的对象，只留在追求奇异风格的酒吧的墙饰上（假设酒吧这一伟大事物会流传到那个时候）。
第二种担忧与此相反。哪一种未来更可怕，是前面形容的，还是另一种对我们来说亲切然而绝望的景象？设想两千五百年之后的人，在拥有我们无法想象的先进技术的同时，仍然保留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愚蠢和偏见；仍然歧视或仇恨与己不同的人；仍然用火把和石头对付让他们恐惧的先知；仍然同我们一样绞尽脑汁，把珍贵的智力用于如何在队列中占些便宜；仍然头脑薄弱而意志坚决，无视明明可以依赖的知识与教训。这不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我们之前，世界上曾有许多区域，两千年里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进步。我们甚至不知道，停滞与进步，哪一种更是人类的常态。
比如说，我和嬴政在地狱相遇，如果不考虑语言，特别是语音的障碍，我们一定能够交流，不需要很长时间，我就能知晓他的宫殿，他就能理解我的笔记本电脑，因为在这些工具的后面，我们熟悉的风俗制度，相差不远。那么，与两千五百年之后的人呢？但愿不会这么容易交流。
我绝不是在暗示孔子时代与今天的距离不像想象的那么远，实际上，两千五百年对现在的人来说，是个相当大的跨度。两千五百年前，整个地球上的人口大概不到一亿，而且在欧亚大陆和撒哈拉以北的非洲之外的地方，人类互相隔离，互不知道其存在。无论是在地理还是在非地理意义上，孔子的世界只是我们世界的一小部分，作为一个总结者，他的教谕，即使是曾经有效的那一部分，是否仍然有效，在什么范围里有效，肯定不是自明的。
假设我们知道今天某个人的著作，某些规定性的解释，在一千年或两千五百年后，仍被奉为金科玉律，我们是应该欢喜还是应该悲哀？这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人类的社会生活，确实有一些是难以（如果不是永不）变化的，那么，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将长期有效。不过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方面的智慧，并不是人类智慧中最精华的部分，实际上，任何时代的人都能够独立地产生这样一批经验，在这些地方，我们之所以使用古典的格言，主要的原因不是我们必须经由前人的教导，而是我们乐于采用现成的表述。
第一批集中解释孔子的儒者出现在西汉前期，去孔子大约有三四百年。他们的时代与孔子时代的差别是相当大的，不过为了将孔子学说建立为普适的，特别是适用于汉代的教义，一些差别被抹杀了，而自汉代以降的两千年里，中国社会的演化异常缓慢，如果不是佛教的传入，作为读者，我们大概更难感受到明显的精神变迁。孔子的时代问题，便一直给确定为一件不存在的事情，他的形象，超越时代，像每个人的邻家老人。
然而他不是。他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活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登过的最高的山是泰山，欣赏过的最美音乐是名为“韶”的宫廷乐舞，喜欢精致的食物，讨厌粗野的人。他是一个智者、有德行的人、搜集书籍的人、长寿的人。他是时代的教师、君主的宾客，由于不谙权术，没有成为他想成为的政治家。他关心的中心问题也是春秋时代很多人的共同理想，即建成一种很少纷争、秩序井然的合理社会。他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目标，用伦理语言予以形容，至于如何实现，他也想不出办法（复古主义本身就证明着没有办法）；所以《论语》的精华不是政治，而是合理的个人生活、德行的个人实践，如何与世风对抗又不陷入激烈危险的情绪。
《论语》这本小册子，是他的弟子所记录、回忆的孔子言论集（附有另几位高足的言论）。我们这样的普通读者，却很难保持对这些基本事实的注意。《论语》的显赫地位，它的流传史，它对汉语的渗透，都使我们倾向于忘记这是一本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的一个人的日常谈论的零星记录。
儒家在战国至汉初的胜利，不在于他们在辩论中处于上风（可以参考好辩的孟子对竞争者的批判，那大多是浅薄的），不在于他们的政治理论更深刻完善（特别是相比法家而言），而在于他们比其他派别更广博、包容，善于改造他人的理论，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人多。孔子无意中建立了最大的门派，在政治上，这一派别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清晰的面目和明显的参与，但继承着孔子的风格，也由于他们的出身，他们几乎垄断了对既有的礼乐制度的解释（而另一些激进的派别不屑于此），民间的图书，也大半在他们手中；君主转过头去时，战国的儒者转而向失意的同行传播自己的声音，蛰伏在战火中，等待机会。当天下厌倦了纷争，君主寻求一种有威严的平静时，他们的保守特征便闪闪发光了。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儒家需要孔子来充当精神上的王，没有这样一位教主，儒家不过是图书馆员和保守派官吏的混合体，很难在王朝的频繁更替中维持自己。两千年来，国灭了又兴，人生了又死，唯孔子不朽。孔子的政治目标是乌托邦式的，甚至可以说是非政治的，至于途径，他并没有给出可能会令后世的尊奉者为难的具体建议，作为日常语录的《论语》，因为语境往往不明，更是易于引用，易于解释。这些都使孔子成为友好的工具，孔子的地位高，大家都欢喜。
阅读《论语》，对当代读者便成为一件两难的事。我们往往不知道我们在读什么，是《论语》本身，还是一部《论语》的接受史。用个粗俗的比方，像从沸腾的火锅里取食一粒诱人的肉丸，它沾满辣椒和牛油，纠缠着蔬菜，饱浸香料的味道。我们吃到的是什么？而且，即使能够去掉这些附加之物，我们真的会喜欢本来之味吗？
也许最好的读本只有简要的语义解释。然而，我们希望简要，同时又希望解释能帮我们理解孔子的问题和苦恼，总之建立起他的环境（没有这个，《论语》就像《名贤集》了），这是彼此冲突的。更不用说《论语》里那些暧昧、引争议的语句和未得充分表达的学理，怎么可能有纯语义的训诂呢？
对当代读者来说，幸运的事情不是发生在《论语》阐释上的进步，甚至不是因为新鲜出土的文本可以映照《论语》以前一些模糊之处，而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进步。我们有机会训练出新的阅读方式，既不追求形而上的原始语义，也不将《论语》当作跨越之作。我们完全可能用个人的方式来阅读，同时保持在传统的轨道上，这种伴随着历史感的个人阅读，对我们不应该是很难的事。
做一个可怕的假设。假设《论语》这本书，在下个星期的什么时候突然消失了，我们会怎么样？我的猜想是，几无感觉。原因之一，是《论语》已经渗入我们的文化，特别是语言，它的影响早已不依赖独立的文本；原因之二，是《论语》与现代生活的距离是遥远的，有时我们觉得《论语》中的命题和论断常读常新，如在谈论我们眼前的事，那不过是因为人类生活状态的延续造成了《论语》的这种适用特征，这并不是它的精彩之处，反倒是里面一些平淡无奇的部分。在人类永远不可能解决也不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如对人要不要和气，和气到什么程度），《论语》有一些很好的处理建议，但对一些人类必须解决以获得进步的问题，遥远的孔子没有回答的责任。
所以，对于要不要读《论语》，如何阅读《论语》，我个人的最后回答是：不妨读之，最好是用轻松闲适的态度读之。这听着是把《论语》归到消遣读物，大不敬，有人会生气的。我认为孔子是伟大的人，《论语》是严肃的作品，但还是松开眉头，读来消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