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篇前言，是在“特殊时期”写下的。城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安静，微信——几乎所有人，包括我在内，使用的信息工具——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喧嚣。画地为牢的人们，记录、评论、传播、争吵、詈骂、哭泣、赞美、抱怨，那些一贯的价值冲突，比平日更加激烈；一些平时潜流在日常议题之下的话题，这些日子，获得了注意；一些本来分散在零星事件中的、本来在生活的丰富细节中柔和了的，也显露为原则性的话题，集中在对特定事件的讨论中。

如果去掉强度的因素，“特殊时期”也不怎么特殊。无论是个人选择还是“时代”选择的核心，处境似新而旧，问题亦如是，我们迎面撞上的仍然是那些事情，那些纠缠国人四十年、一百年、一百五十年的事情。如果有什么不同，也只是那些选择在此刻显得更加明显，就像人们的分歧更加明显一样。多年来，选择早已明显而且持续明显，只是我们总能找到各种借口、各种实际的机会，来回避它们。同样，没有什么事情能够保证几个月后，我们不会重新回到那种状态中；没有什么因素——至少我没有看到——预示风平浪静之后，在这些方面，中国会与以前有什么不同。是的，有些人改变了，有些社会政策调整了，满意的更加满意，不满意的更加不满意，但哪一天不是这样呢，哪一天不是同时发生着进步与倒退，哪一天没有机会，哪一天没有希望，哪一天没有把机会变成代价，把代价埋入越来越深的地穴，哪一天不曾把希望变成幻想，把幻想放在越来越远的天际？一个社会，完全有可能承受每日的新变与偶尔的巨震，而保持它的基本面貌：权力能做到的事情，风俗也能做到；意识形态能达到的成就，日常价值体系也能达到。

这本不像样子的小集，按现在的分类，是讨论“传统文化”的。“文化”“传统”，都是有魔力的字眼，但我们不能仅靠着把这些字眼塞到句子里，就指望这句子因此拥有意义，不能仅靠着把几个字眼放到同一个句子里，便宣称在它们之间建立了什么联系。我们早知道，不能因为一个人满口仁义道德，就推论他一定是个德行可嘉的君子；我们也知道，不能因为看到的“文化”或风俗，里边充斥着高尚的格言——实际上，每一种风俗都有这种特征——便判定我们来到了君子国。每一个人的行动法则，一大部分是在学习如何追求利益的过程中确定的，受制于权力的特征、风俗的性质，只有一小部分是从流行的教条习得的。如果一个社会，追求利益需要背离这些教条，那么大多数人，或大多数场合中的我们，是不会犹豫的；同样，大多数人，也不会承认自己有违伦理的一般原则。于是我们有可能看到，原则仍然盛行，在话语中的地位不受撼动，但只是一具空壳而已，因为伦理最基础的东西被机会主义或别的什么权宜之计侵蚀或干脆替换掉了；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么，越是教条盛行的社会、越是以礼义自命的城邦，这些教条或礼义越是空洞。

以孔子为例。若使用我们今天的定义，他不是哲学家，这并不等于说他没有抽象的思考，只是这种思考如果是不连贯的，很难称得上是哲学工作。然而，孔子并不生活在今天，在他的时代，思想的工具是稀少的，而且那是动荡年代、旧制度失效的年代，新的制度，不但在任何王国里，即便在那个时代最激进者的思想海平线上，也不曾露出一角帆影，所有为后人所知的智者，都把兴趣放到时代本身的问题上，连老子和后来的庄子亦如此，孔子更是如此。是否适合哲学家这一头衔并不重要，孔子的遗产最中心的部分，是讨论一个人如何保持道德的完整，不论是在乐地还是在逆境。他言必称君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做一个高尚的人，“高尚”这个词，现在几乎成了一句讽刺的话，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孔子教导人做一个体面的人。

很少有人不承认，孔子塑造了中国文明的一些文化特征。但是这些特征究竟为何，是否符合孔子的本意，历代对孔子不停地重新解释如何与时代风尚相互作用，权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士大夫的坚守与背叛在何种程度上使孔子的相应教导或者变得模糊，或者变得尖刻，以他们为中介，孔子的伦理又是如何渗入下层，在与日常生活，特别是日常生活中苦难与低贱的碰撞、验证中，发生了哪些变形，都是需要观察的。还有个体，一个个时代里的一个个人，在漫长的嬗变中如何承担后果，如何从孔子的教义（被重新解释过的）中得到安慰（或有时接受压迫），如何被固定在难以撼动的话语体系中，又如何与此同时，通过对利益的追逐一点一点地瓦解孔子，也是需要观察的。

我们看到，孔子的教训，越到后世越是虚弱。有人说孔子是道德的立法者，我同意，只是如果法度高高在上，地上的人一边示以虚伪的敬意，一边各行其是，谁有办法呢？

假如有一个人在这里，言必称孔子，然而孔子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并不能阻止他与此相反，擅长的是文过饰非，便是给捉到手腕，也死不承认。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恶夫佞者”，不能阻止他身段灵活，一样的事，今天则可，明天则否，我施于彼则可，彼施于我则不可，总之但以私利衡之，口里却说公理。孔子说“其争也君子”，不能阻止他一逢小隙，谩骂当先，群殴继之。孔子说“不念旧恶，怨是用希”，不能阻止他日恚夜恨，别人有一点点对不起自己的事，要记上几十代，日夜念诵；自己对不起别人的事，一概不承认。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能阻止他讲究发财才是硬道理，富贵不骄吝如衣锦夜行。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能阻止他斤斤计较，就像收份子钱的，谁给了他多少物事，谁少给了几文，一一比较，前者过后即忘，后者则永铭在心。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不能阻止他升米恩斗米仇，见不贤如得至宝，必百般挤踏以见高明；见贤则嫉恨交加，喧诋以求意平。孔子说“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不能阻止他对于己不利的事实闭目不视，对合胃口的谎言原单照收，不求增长见识以扩展理解力，然后对超过自己理解力的一律斥为无稽，坐井观天以为乐，冥顽不灵以为勇，自己不堪，就觉得天下无非不堪。孔子说“好行小慧，难矣哉”，不能阻止他看了一本三十六计，便以为可运天下于掌，愚昧到自以为聪明的程度——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宣称道德高尚、世无伦比、至圣嫡系、亚圣血亲，您会怎么看他？又会怎么理解孔子的影响力？

这涉及我们挂在嘴边的“继承”，到底是什么意思。按我的理解，传统的核心，是那些我们不会注意到的东西，就像鱼不会注意到水一样，并不是我们感受不到，而是这些感受对我们来说如此习以为常、如此分散，我们不会，也很难将抽象概念施诸其上。而那些我们注意到的部分，赋予概念之后，就方便了所谓的“提倡”和“批判”，尤其方便改造，革新或变乱、利用或滥用，人们把这些概念放到伦理的结构里，更放到权力的结构里，最后失去本来面貌，成为异己的力量。

孔子对中国日用伦理的影响，渗透到每一方面，每一个人，从牙牙学语开始，便浸润在这种影响中。不读书的人，也能随口说出他的教训，或虽不知其详，一举手投足，也逃不出他参与建设的价值体系。只要一与人相接，想不继承也做不到，即使努力背离之，也在继承着他参与设定的出发点。然而，当孔子的学说从背景来到前台，像鱼被从水里捞出，从历史上抽出，在概念中旅行一圈，皇帝定准，经学家诠释，儒官推行，乡下先生教授，最后以新的姿态重新进入历史，这时的继承是什么意思呢？

任何传统的，都是当代的。我的意思是说，任何可以追溯的、历史性清晰可辨的行为和思想、语言与风俗，都通过当代制度而呈现。比如尊师重教，是一项非常好的传统，然而这样一种可贵的风俗，像任何“传统”一样，不能仅通过自身而存在。当然，不管“传统”或对传统的解释多么经常地成为争论的战场，正如“打倒孔家店”无助于解决一百多年前的问题，不应该指望通过改造“传统”来解决当代问题；在讨论当代问题时，这一概念几乎总是一种多余的实体，它所指的东西，已经包含而且无法不包含在其他叙述里，此时再新建额外的抽象，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困惑。

此处也许是适当的地方，来声明一下，这本小册子是以读者而不是讲解者的身份仓促写成。之所以要特别说出，不仅是因为我的学识远不足以有资格充当后者（我已有二十年没认真读过旧籍，即便当年读时也是浅尝辄止），更因为我与拟想的读者一样，都是水中的鱼，没有上岸，都是湿淋淋的，没有达到也没有指望达到那种精神上的干燥。阅读，特别是沉浸的阅读，是美好的事情，一本书，一本旧书，一本从历史中探出本身的书，能让人仿佛挣脱了时间的牢笼（有人可能会争辩说，过于沉浸，会进入另一个时间牢笼），虽然这大概只是幻象，但谁会不同意，即使如此，也是美好的幻象呢？可惜的是，合上书本，无法不回到当前，而我们刚刚从地府召唤起的幽灵，刚刚还在谈笑风生的幽灵，立刻如泥委地，消散在历史中。对于寻求自己的问题或当代问题的答案的读者来说，这未尝不是坏事，因为历史中藏有我们的问题的部分答案，而我不大相信，旧日的创造，能以其原本的身份提供什么。

《老子》是很好的例子。如果我们不将其视为历史的一个细节，而试图将其看作超历史的文本，会发生什么呢？任何一本书的任何听众，都是作者认识的人，这里，所谓“认识”，指的是作者能够想象、能够部分地理解的人——这是个粗糙的表述，也许应该说，你的头脑，对作者来说越遥远，作者的本意，离你越遥远。对此，一个明显的反驳是，语言是公共的、历时的，但如果我们将语言的这种特性，看成是作者不得已的采用，而不是主动的选择，事情也许更清楚一些：我们这些属于遥远后世的不请自来的“读者”，与老子只有非常稀薄的联系。是的，我们使用相近的语言，我们都是人，然而除此之外，似无其他，我们自以为的密切联系，并不发生在我们与老子之间，而是由我们与老子中间的两千多年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虚构的。

老子个人的思维娱乐（“娱乐”这个词在有些人眼里是对老子这样的形而上学家的贬低，但我是在称赞），是如何成为后世不断去依赖的基点的？或者，我们把这个问题简化一下，来问时至今日，为什么还有很多人，或直接或间接，或主张或跟随，相信知识的终点（假设是可能的）不在我们的身后，而发生在我们的生前？为什么近代以来，有些人面前明明摆放着更有效的世界观，而且他们明显地在绝大多数活动中实际遵从着这有效的世界观，执行着从中衍化出来的无数技术性准则，享受着它带来的所有好处，同时又宣称自己信仰的是另一种世界观，另一种与我们的实际生活没有任何可信的牵涉的抽象理论？因为我看不到这另一种哲学能给它的鼓吹者建立任何实际的生活方式，我只好认为这种信心之发生是出于对抗，这种对抗显然不是发生在哲学思维中，而是发生在我们很难说清，因此或称之为“文化”的身份迷雾里；或者，说得简洁痛快一些，因为这自我赋予的身份是由权力发动、自上而下的，这种对抗也可以说是政治的。

说到权力，《庄子》的光辉便出现了。先秦诸子中，我认为《庄子》是最值得阅读的，遗憾的是，它的语言也是最费解的。好在现代有很多不错的注本。我尤其推荐那类着重文本诠释，尽量少地从事哲学解释的注本。

同样一本《庄子》，对有些人是闲适的，对有些人是愤怒的。如果单是一种，它的命运早已不同。拥有文学性的作品，就这样令人苦恼。我的意思是，令有些人苦恼，在他们眼里，《庄子》是可疑的，但如果将禁毁的尺度下探到《庄子》这样的书，世上的书也不多了，何况人们喜爱《庄子》的修辞，喜爱里面的有趣故事，喜爱行文的机智和拙朴。

综上所述，在《论语》《老子》与《庄子》中，我最推荐的是《庄子》，因为它最濒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