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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在师范学校的头两年较平淡，他潜心学习以达到他老师所要求的水平和他的朋友所具有的学问，但1915年以后的中国政治引起了他的关注，新建立的共和国走入歧途，全国发生动乱，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开始对中国提出一系列要求。毛开始投身繁忙的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第一个活动是以抗议学校当局开始的，这是一个标志。起因是该校的校长下令，从秋季开始每一个学生都必须交10元学杂费。
学生们都表示强烈反对，一个学生写了一篇宣言，专谈校长的私德如何不好。毛认为不妥，说他们应该批评学校的管理不善而不应指责校长的私生活，学生们于是让毛另写一篇。宣言很快被印好了，但从印刷厂携带回校时，被学监截获了。学监报告了校长，校长大怒，决定开除包括毛在内的17名学生。很幸运的是，一些教员进行干预，毛也就未被开除。
毛泽东在师范期间最有成效的倡仪之一是半夜从宿舍逃睡时想出来的。毛和萧瑜养成了一个习惯，夏天吃完晚饭后他们每天都要沿着江边散步，坐在妙高峰的草坡上休息。1915年的夏天，他们有一次在学校后面的山上待了一整夜，讨论他们通过创办一个新的社团来改变中国的计划。
袁世凯曾是满清时期的一个将军，现在已成为新共和国的总统，毛和萧这两个青年急切地讨论着北京事变，讨论这些事件将如何改变中国的未来。当他们交谈时，山下学校的号角吹响了熄灯号，只有他们两个还没有睡觉的学生，但当时他们都得意忘形地沉浸在交谈中，全然没有考虑熄灯后仍在校外的后果。
他们都认为需要一种新的力量，萧瑜认为，每个公民都需要进行改造。
“我们两个就能够做任何事情！”毛热烈地坚持道。但萧不同意，认为必须有许多人、许多有同样思想的人。“我们两个可以去组织他们。
他们对自己的同学进行考虑，决定一些最有才智、具有崇高理想的人，10个最优秀的人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社团的核心。新社团的目标是在社团成员中鼓励良好的道德行为，交流知识，建立紧密的友谊——其最终目的是拯救国家。
他们商定，毛泽东写一封致长沙各校学生组织的信，阐述他们的行为，以引起他们的兴趣，署名是“二十八画生启事”——“毛澤東”三个字共有二十八画。在毛起草第一个章程时，萧也草草写了一些有关学会的规章
，然后两人互相交换，并作了一些修改。这时天已黎明，突然他们听见了号角声，这是学生早晨起床的号声。毛泽东和萧瑜为制订他们的计划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对于毛泽东来说，通过在他最喜欢的新闻媒介——报纸上登广告来寻求志同道合者是很自然的事。毛后来回忆说：“这时我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的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要求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了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中一共得到了三个半人的回答。”
最终结果是令人沮丧的，那三个响应的人最后都反对或背叛了共产党，只有那“半个”后来部分实现了毛的理想，还在做共产党的领导时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这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毛在1915年秋，广为张贴他那著名的“二十八画生启事”，这封公开信和毛登的广告用词差不多，也是邀请人参加的。这封信的最后一行引用了《诗经》中的一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毛自己动手刻字印刷了这封信，又把它寄到长沙的所有重要学校，信封上写着“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但不是很多人都理解他的曲高之音，毛只收到五六个人的回音。而湖南省女子师范学校第一次收到毛泽东的信时，非常怀疑作者的动机。
一个在学校广告栏里看到这封信的人给毛写了一封肯定信，并收到了毛的回信。回信说：他的来信恰似“空谷足音，跫然色喜”。一个星期天他们在定王台图书馆见了面。没有什么客套寒暄，毛直截了当地询问这个青年读过些什么书。事实上这个青年后来与毛非常接近，参加了毛和他的朋友发起的辩论会。后来，这个思想相同的朋友的联系网正式组织为“新民学会”。
1915年毛当选为第一师范“学友会”干事，他引进了日本学校的一些做法，如组织球赛、游泳、远足和其他体育活动。毛还组织了一个“学生自治会”，并成为“船山学社”的会员（“船山”是17世纪湖南的反清思想家王夫之的晚号）。“船山学社”成立于1915年，是湖南爱国人士不满中国的衰落而创办的一个论坛。毛呼吁他的同学参加这个学社的每周例会。
1915年9月陈独秀在北京开始出版《新青年》杂志，从而揭开了中国新文学复兴的序幕。《新青年》的文章很多是李大钊、鲁迅等撰写的，提倡白话文，强烈呼吁民主和科学。杨昌济教授为他的学生订了几份《新青年》，其中一份给毛泽东。《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写的许多评论，鼓励青年一代打碎旧中国，创造新中国，号召他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 毛被这些文章的语言和内容所打动。
在杨昌济教授的介绍下，毛与全国各地一些进步学者建立了通信联系，讨论国内形势、学习方法、物质文化、哲学和世界形势等问题。他给一个据说准备为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效劳的人去信，告诫说：“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 这是1915年11月，几天之内袁世凯采取了自我毁灭的举动，宣布他要称帝坐龙廷，结果引起了强烈的反对，他再也不能恢复元气，于次年夏天死去。
1917年3月毛第一次和一个外国人进行了联系，他和萧三联名给日本著名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白浪滔天写了一封信，这时白浪滔天正来中国参加一个朋友
的葬礼。信中写道：“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
然后，这封信谈到了实质问题：“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风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我们不知道是否真的实现了会面。
毛确实是在锻炼自己的意志。毛解释说：“我‘身亦不强’。因而他和他的朋友都成为热心的体育锻炼者。
“在寒假当中，”毛回忆说，“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到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毛第一篇发表的文章《体育之研究》登在1917年4月的《新青年》杂志上，认为体育与德育、智育同等重要，忽视体育的学生将“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
毛当时最喜欢的一种锻炼方式是每天洗冷水澡，他从未间断过，冬天也如此。按照他的官方传记的说法，在一师的最后两年，他组织20多人，每天清晨起来就来到井边，大家脱光衣服，各人从井里提起一桶桶冷水从头浇淋全身。自己淋，也彼此对着淋。
即使在下雨、下雪和寒风刺骨的秋冬季节，他们还经常赤着上身，在学校的后山跑动，摩搓……有次学校开运动会，忽然大雨倾盆，大家都急着跑回屋内，唯有他毫不在乎，候大家走尽，才回教室，全身都湿透了。
另一项喜爱的运动是游泳。毛常和蔡和森等几个朋友课后到湘江游泳，暑假他们结伴住在岳麓山时，常常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到湘江中一狭长的沙洲那儿去游泳。游完后，他们“就在沙滩上或坐、或睡、或赛跑，兴之所至，随意漫谈，他们的身体淋浴在流光晚照之中，他们的心却驰骋在人生的战场上”。
他完全是在实践孟子的教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这时毛的才干开始得到承认。1917年6月第一师范进行复杂的“人物互选”，400余名学生投票选举各方面杰出的学生。毛在德育和智育方面得票最多，尤其是在敦品、自治、文学、言语、才具、胆识方面得到的评价最高。
就在这年暑假，毛顺便去看他的朋友萧瑜。他已经毕业，并在长沙楚怡学校教书。毛泽东想问问萧瑜打算怎样过暑假。
萧瑜告诉毛泽东说：“我有一个新计划。我决定做一段时间的乞丐。”
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萧瑜详细地向他解释说，他曾经当过两三天乞丐，觉得很放松，很令人振奋。他现在想再试一次，时间长些，去体验乞丐的生活。
“听起来很有趣。”毛叫了起来，“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
实际上，毛以前就读过《民报》上登载的介绍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直至西藏的文章。“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毛后来回忆说，“我想效法他们这些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听起来这个新奇的暑假旅行建议似乎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而萧瑜则说是他的主意。
最后两人决定一起出去“行乞”。放假后，毛来到萧瑜的学校，他穿着一身旧的裤褂，头剃得像个士兵，带着一把雨伞和一个小布包。包裹里有一套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和墨盒。这次旅行他们都是身无分文。
他们离开长沙，萧瑜走在前面，毛泽东走在后面。萧瑜后来据此画了一幅漫画。不久走到了湘江边上，他们都不想弄湿行装，又没钱雇人摆渡，但又不想去上游乘免费渡船，最后他们上了一条划船。直到船行江中，他们才告诉船夫他们身无分文。他们知道这时船东也不会把船划回去，因为船上还有其他几个乘客。船靠岸后，他们和船夫吵了一架，然后把布鞋脱下换上草鞋，继续上路。
下午，他们饥肠辘辘，于是打听附近是否有读书人家。经人指点，他们找到了一个并不认识的现已告老还家的翰林。为翰林写了一首诗，翰林才接待了他们，并给了他们一点钱，够他们花一两天。
接下来他们又到了以前的老校友何叔衡——何大胡子的家。
“我们在进行一项尝试，”毛对惊讶的何大胡子解释说，“尝试着不带分文地旅游，愈远愈好。我们真像是叫花子一样！”
何震惊了。萧瑜解释说，他们是想看看他们是否也能解决各种困难。
何叹息说：“你们真是两个奇怪的家伙。你们做的事真乃怪哉也！”
这两个青年人继续往前走，但他们行乞的下一家不愿给他们饭吃，他们就坐在门口不走。最后，吝啬的主人塞给他们一把花生，要他们走。
那老头毫无办法，最后只好答应他们。
在游历中，毛泽东和萧瑜谈政治，谈社会。在谈及公元前3世纪的皇帝刘邦时，他们争论起来了。毛认为刘邦是大英雄，因为他是第一个由平民当上皇帝的，萧瑜则认为他是个暴君。
“他并不能算残暴，”毛大声说，“如果你把刘邦放在他那个时代考虑，并把他与其他皇帝相比较的话。
还有一次他们讨论起中国的家族制度。
毛说：“我以为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太重，所以人们缺乏民族感情。”
萧也认为，把儿子完全当做家庭的私产，一定要站在父母一边的做法是错误的。——“但也并不完全属于国家。夸大的国家观念和夸大的家庭观念是一样有害的。”
“你对子女的观念，我觉得有些奇怪。”毛认为国家应当高于一切。毛进而说道：“在未来理想的国家中，儿童们将由国家来抚养和教育……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有一个强有力的好政府！”
游历一个月，走了900多里路，他们回到长沙，然后就分手了。分手前，萧瑜告诉毛泽东，他想回去看看父母，又问毛：“你呢？”
毛告诉他：“我也要回家，他们给我做了两双鞋子，正等着我呢。
毛自己总结这次旅行说：“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在他自己的思想中，他是把这次旅行与公元前2世纪的史家司马迁相比的。司马迁差不多在同样的年龄游历了当时的中华帝国，并记载了帝国内的世俗民情。
在第一师范时，有一年毛和他的朋友蔡和森、张昆弟经常住在江那边岳麓山顶上的爱晚亭里。他们不带早饭、晚饭，主要是以新鲜蚕豆为食。每天早上跑到山顶去沉思，再下到江里或池塘里游泳。他们的另一个喜好是“练声”。萧三回忆说：“他们跑上山顶大嚷大叫，或朗读唐诗。他们还爬上城墙，吸足气向呼啸着的亭风喊叫。”
他们宿在亭里时，三个人每人只有一条毛巾、一把伞和尽可能少的几件换洗衣服。毛通常穿一身灰色长袍，和其他两人不同。即使回校后，他们三人也常在操场上露宿，直至寒冬降临。
后来其他朋友也参加了这个三人小组，逐渐发展成一种夏令营。这些青年心忧国家、关心未来，他们把苦难当做一种训练，为即将到来的改造国家的社会的斗争而“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青年毛泽东最初写的一首很有名的诗句说：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1917年中秋节，他们在一起讨论是政治还是教育才是救国良方，毛坚持必须战斗。
从毛的朋友张昆弟的日记中，可以窥见当时这些身体锻炼和思想辩论的热烈场景。
“1917年9月16日。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作一二小时之旅行。早饭后……三人遂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息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碗五十文，菜每碗二十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浅不及股，止。遂至店拿行具前行，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余以不善水甚不自由。浴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湖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内有和尚三四人，余辈告以来意，时晚，欲在该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作露宿于丛树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暂止。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暖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话，不见山之倒立矣。和尚待于前门，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和尚待余辈至一客房，指旷床为宿处，并借余辈小被一块。房外有小楼一间，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话颇久，甚相得也。
在几周前另外一篇日记中，张昆弟描述了他夜宿蔡和森家的情况，毛也在蔡家度过很多愉快的夜晚。日记中说：“床即就长凳两条，门板一块，架走廊边。蔡君云，自移居此地，未曾进房睡宿。”
毛此时雄心勃勃，要改造中国，要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一个新社会，他的朋友说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然而中国的形势，尤其湖南本省的形势正在日益恶化，帝制推翻后，政治力量两极分化，封建军阀在北京建立政府，占据北方，而孙逸仙领导的共和派则以广州为中心，南方为基地，与北洋军阀分庭抗礼。中国的军阀混战“引狼入室”，军阀各自勾结渴望在中国立足的帝国主义国家。长沙的湘江河里，游弋的是列强的战舰，日本的“太阳旗”，美国的“花旗”，英国的“米字旗”随风招展，河岸上则是“日清”、“太古”、“怡和”等外国公司的洋房。
战火连年又逢自然灾害，民不聊生。1915年有四条江河包括湘江，洪水泛滥，人死无数。土匪趁机烧杀抢掠，强奸妇女，绑票勒索。湖南遭遇了几百年未遇的大劫难，人们看不到一线光明和希望，“中国将亡，中国将亡”的论调随处可以听到。
毛和他的朋友则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对中国的前途仍然抱有信心和责任感。他们在1917年下半年受到了托尔斯泰的巨大鼓舞，他的《俄国的伟大精神》一文以及他对世界和平与博爱的向往激励着毛和他的战友们。张昆弟9月23日的日记说：“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毛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毛在读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后所写的批评中也阐发过这种思想：
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
1917年8月在写给北京学者的信中，毛阐述了中国哲学之必要，这不是简单的西方来取代的问题，因为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也已表明，它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因而东、西方的思想都应利用。“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有一次在第一师范与耶鲁预备学校（由海外华人资助）进行足球比赛时，毛突然从观众中跳起来大喊：“揍这帮洋奴！”
1917年，毛在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干事两年后被选为“学友会”总务兼体育研究部部长，他认为“学友会”应注意学术研究和体格锻炼。为此“学友会”设立了15个部，包括手工、拳术、剑术和竞技等。他甚至还提出设立合作社性质的营业部，但校方不同意。
毛主张各部部长由高年级学生担任，不要像过去那样由教员担任。他认为四五年级的学生就要毕业了，应培养主动和管理的能力，根据毛的建议，“学友会”通过的决议有发表学生成绩，设立学生成绩展览处，设立图书馆，征集资金等。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二排左三为毛泽东
其目的是要求学生在下课之后或在晚上，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或体育活动，以进一步培养他们的品格和技能。这样大的一个学生自治组织在湖南历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显然毛泽东功不可没。“学友会”举办公开的辩论会、学术研讨会和演讲会，并组织体育运动会和旅游，为在雨天提供活动场所，毛还在学校设立了乒乓球桌。
“学友会”的会议通常都由毛泽东主持，他的半官方传记作者评论说：“在大家争辩激烈时，从不轻易表态，等到大家意见发挥已尽，他才从容作出总结。他的总结总是取长舍短，斟酌尽善；对于一个问题，一种争论，总是分析深入，抓住要害。所以大家都心悦诚服。好些争论即因他精切简当的剖析而得到解决。
毛这时与许多城市的学者和学生建立了通信联系。毛后来回忆说：“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1917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学会。”当时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已建立了一些类似的组织，如周恩来在天津创办的“觉悟社”。所有这些组织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新青年》的影响。
新民学会是根据1915年某天晚上毛泽东和萧瑜在山坡上的灵机妙想创办的。1918年在蔡和森家举行了一个会议，正式宣布成立新民学会。那天是星期天，出席会议的13个人，除了毛和蔡外，还有何叔衡、陈昌、罗学瓒等人。他们都推举毛当总干事，但毛推辞了，最后担任副干事
。一年以后新民学会的成员超过70人，大多数是优秀学生和进步教师。
新民学会甚至还有一些女会员，包括蔡畅，即蔡和森的妹妹，这在那个时期相当不寻常。妇女地位是新民学会从一开始就关心的问题。学会每周或每两周开一次会，由毛主持，讨论学术或政治问题。据说，有时候，某个问题的讨论持续一个星期。
毛泽东起草了学会的章程，宣布学会的宗旨是改造中国和世界，同时规定：不狎妓，不赌博，不纳妾，反对其他不良行为。毛在1918年吸收进新民学会的数十名会员，后来多半成为中国共产党中毛派集团的核心成员，包括刘少奇、任弼时和王若飞
。
除此以外，毛还负责开办了一所夜校。夜校是1917年第一师范的教员开办的，但未能坚持下去，学友会后来接替了这一工作。毛把开办夜校视为扩大学校影响，使其越出校园的重要手段，同时创办夜校可以创造某些一师所缺乏的东西，对一师毛常感到厌烦。有天早晨他对一个朋友说：“昨天晚上我差点退学，我三次走到校长办公室门口，准备提出退学申请。”
夜校面向邻近的产业工人招生。招生广告是用白话文写的，这在当时也是新鲜事物。招生广告通过警察所张贴出去，但仅有9人报名，因而毛组织一批同学带了600份广告，深入到住户区进行张贴宣传，结果3天内就有120多人报名，后来又不断地有人来报名，最后不得不截止报名，毛在《夜学日志》上记载当时工人这种迫切要求学习的情形“如嗷嗷之待哺也”。
招生广告是毛泽东写的：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话说，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是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过来的。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
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湖南成为南北各派军阀混战的场所，几乎每年都有各家军队进入大城市招兵买马，烧杀掠夺。毛在1913年、1917年和1918年亲眼目睹了一系列兵祸。来往的军队占学校为军营，因而学校教学常被打断。第一师范有大量的宿舍楼，又紧临铁路，也就成为军队经常驻扎的地方。毛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第一师范就被占过3次。
1915年临时军事当局颁发文告，指责学校的政策，教员和学生都非常愤怒。毛以“学友会”的名义，把以前一些重要学者的文章集成小册子，抨击弊政。同学们都这样赞扬他，“我们只知道暗里骂，就没有想到如何更进一步去做”。军方派警察到学校搜查，连学生的书籍、行李都被搜遍了，但因为毛事先做了准备，结果并没有查到什么。
1917年当军队再度逼近长沙时，毛领导全校学生志愿军“分夜逡巡，警卫非常”。他们用的武器是一些上操时用的木枪。军队即将进城时，毛从地方警察局弄到了一些真枪，领人在校后守卫。有一段文字记载说：
“胆小的同学和教职员都伏在后面寝室的地板上，一动不敢动。学校的办事人员这时都听从‘学友会’总务毛泽东的指挥。待王部
溃军在暮色中慢慢蠕动，距离伏地不远时，他就命令警察在山头鸣枪，其余持木枪的同学便大放爆竹，齐声呼喊：‘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没事！
结果溃军把枪缴了，并由地方商会出钱遣散了。第二年当长沙又被侵入时，毛泽东又领导同学们组织“警备队”，并和其他学校联合，组织学生保安队，巡逻街市，维持秩序，还组织了一个“妇孺救济会”，到街头救济受兵灾的妇女和儿童，毛后来说，这是我第一次搞军事。他感到这不是最后一次。
毛后来回忆说：“我在……1918年毕业。”5月底，他把“学友会”的工作移交给了别人。他认为，在第一师范学校的生活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经验的。
当然，那时他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的著作。在1918年他毕业离校时，“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关于在长沙所受的学校教育，毛一直持严厉的否定态度。在将近50年后，他回忆总结在学校的学习情况时说：
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7年。七六十三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5年师范，2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只用得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
把国家的、社会的问题同教室、走廊和长沙的山水、田野分离开来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毕业后，毛就立刻面临更困难得多的挑战，这就是寻找实现那牢牢扎根于他头脑中的理想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