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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决定去大城市上中学时，已快满18岁了。他特别想去离他家约120里的湖南省会——长沙。1911年暑假以后，他请东山小学的一位教员介绍他进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他带着这封宝贵的推荐信和萧三一同步行去长沙。按照毛后来的话说：“当时极其兴奋，一面又担心不让我入学，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
他们在湘潭停下，换乘渡船去长沙，萧三说当他们看见“喧闹的城市，街上拥挤的人流”，他们感到“说不出的激动”。出乎毛的意料，他几乎没费什么周折，便顺利地被湘乡中学录取了。
在这里他见到了第一份报纸《民立报》，它是革命运动的喉舌，刊载着反清起义以及孙逸仙在1911年至1912年革命运动前夕政治活动的激动人心的报道。孙逸仙是广州的一农家孩子，他先进教会学校读书，成为基督教徒，后又去香港学医，最后成为共和运动的领袖。毛回忆说：“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他仍然强烈地钦佩他在东山学堂读书时知道的政治维新派，所以在他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里提出，孙逸仙当共和国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后来他自己承认说：“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
帝制政权垂死挣扎，竭力阻止变革潮流，反满情绪在学生中进一步加强了，一群爱国者在湘乡中学相约把辫子剪掉，以蔑视帝制。毛和另一个同学剪掉了辫子，但其他人最后都不守信用，没有剪辫子。
毛回忆说：“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强剪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个人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但是毛在这所学校里感到不自在。半个世纪之后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小时候，在中学时，只要一听到不合我意的消息，我就火冒三丈……
毛到长沙不久，武汉就爆发了推翻满清统治、实现共和的大起义。起义代表来到毛的学校演讲。这次演讲激励着毛去参加革命军。他和几个朋友决定到武汉去。出发前他们借了一些雨鞋，因为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毛和他的朋友未被录取，他们只好再返回长沙。
这时毛能够亲眼观察政治风云的变幻。1911年10月22日，他亲眼目睹了共和军夺取长沙的经过。起义军沿着铁路线推进，在长沙城外打了一个大仗，同时城里也爆发了大起义。城门被轰开，被中国工人夺取，毛站在一座小山上观察战斗。
起义胜利后，建立了新政府，但新政府的执政时间并不长，几天之后毛看见新都督和副都督横尸街头，他们成为保守派复辟的牺牲品。皇帝仍未退位，毛因而决定参加当地的共和军，为完成这场革命而尽力。
毛所在连的连部设在法院里。在军队里他接受了正规的训练，当然也承担了一些额外的义务，如军队转移时，为长官挑床铺、被褥和衣箱。一些士兵，每天都得到城外的白沙井去为连队、为军官挑水。毛回忆说：“我的军饷是每月7元……每月伙食用去2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毛年轻时很看重劳动的贵贱。
毛剩下的饷银主要用在订报上，他贪读不厌。萧三回忆说：“每张报的四面他一字不漏地看完，报纸上也有新闻，也有政论，也有各种各样的文章，他觉得，真是五花八门，美不胜收！从报纸上可以得到许多的知识。特别从这时起，他就注意研究时事与社会问题。
就是在一张报纸上，他第一次看到了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文章很简略，写得也很糟，但毛受到了启发，他急切地开始和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认为它是迄今为止所提出的拯救世界和人类的最好理论。”萧三回忆说。在他的战友中，只有两个人毛很喜欢，一个是湖南的矿工，一个是铁匠。“其余的都是一些庸碌辈，有一个还是流氓。”毛后来评论说。
在军队里过了六个月灰心丧气、平淡无奇的军营生活后，毛决定退出军队。上层政界达成停战协议，因此“我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上去”。当时毛已很清楚，无论他们怎么动摇君主制，新的共和军队也无法战胜顽固保守的中国地方军阀。孙逸仙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但不久就被一名将军所取代，湖南的革命者被愚弄，他们的领袖被代表地主官僚的军阀谭延闿暗杀。
毛的军队生活给他上了很好的一堂课。他的一个老师后来解释说：“毛在军营中的雇佣兵生活使他懂得，依靠这种军队来达到革命的目的是徒劳的，因为在政治上很难教育他们。毛明白，要成功地进行农村改革运动……就必须武装农民自己。
离开军队后，毛在省城长沙没有明确目的地转游了一年。他试着读几所学校，但没有一所合他的意。他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毛回忆说：“我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学校的优劣，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
一则警察学校的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他去报名投考。但是考试之前，他又改变了主意，交了一元钱去报考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招生广告说学校供给膳食住宿，还给一些津贴，又大吹制皂业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这则广告很吸引人，鼓舞人。”毛说。
这时一个学法政的朋友劝他进他的学校，毛也读到了这所学校娓娓动听的广告。它许诺“在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证毕业后“马上可以当官”。毛听从了他朋友的劝告，向家里写信要求寄学费来。“我把将来当法官的光明图景向他们描述了一番。”
但又一则广告引起了毛的注意，这是一所商业学堂的广告。毛的另外一个朋友劝告他说，国家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在经济方面，最需要经济人才来建设国家。毛又被他的观点打动了，向这个商业学校交了宝贵的一元报名费，并且被录取了。
他在被录取后，还不断受到新广告的诱惑。这一次看到的是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毛又交了钱，进了这个学校，并写信告诉他的父母，他父亲很赞成——这个老头现在很支持他的儿子接受进一步的教育。
但是毛碰到了一个没有想到的难题。“在这所新学校上学的困难是大多数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不懂得什么英语。说实在的，除了字母就不知道什么了。”而且这所学校没有英语教师。“这种情况使我感到很讨厌”，所以到月底他就退学了，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他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他又花了一元钱的报名费。结果考试发榜时，他名列第一。这所学校很大，偏重历史。毛受到了校长的鼓励，他欣赏毛的写作。但是毛在这里并不感到愉快。“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他自己阅读了一本历史书《御批通鉴辑览》，是一个老师借给他的。他感到自学比在校学习更好，他在这个学校待了六个月就退学了，开始尝试一种新的生活。
在1912年至1913年冬这段时期，他每天都去坐落在浏阳门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一直读到关门才出来。“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饭。”
他那时住在新安巷的湘乡会馆里，因为伙食便宜。唯一麻烦的是会馆里还住着湘乡籍的被遣散的士兵，他们没有工作，总是跟学生吵架。一天晚上，这种敌对发展成为武斗，士兵想杀死学生。“我躲到厕所里去，”毛回忆道，“直到殴斗结束以后才出来。”
然而，这是毛的知识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他阅读了在英国受教育的达尔文主义者严复翻译的许多西方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我在那里第一次（18岁的时候）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他读了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赫伯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及赫胥黎的《天演论》。
最后一本书对毛的影响特别大，因为它与中国固有的认为今不如昔的传统思想针锋相对。除了阅读这些重要哲学著作外，毛“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还广泛地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毛沉醉在知识的大海里，自由自在地畅游，毛父却非常恼怒，到最后断了他的生路，拒绝对他的这种自学提供资助。毛不得不离开会馆，另找安身之处。毛回忆说，当时，“我也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差不多已经作出结论，我最适合于教书。”
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毛泽东
毛又开始留意广告了，他看到了一所师范学校的广告，说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毛的两个朋友也想进这所学校，他们请毛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替那两位朋友写了作文，为自己也写了一篇。”毛回忆说。他们两个人都被录取了，所以毛夸口道他实际上是被录取了三次。“那时候我并不认为我为朋友代笔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义气。但正是毛后来要求50年代的年青一代把对国家和国家思想的忠诚放在高于朋友义气和家庭观念之上。
毛将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度过骚动不安而又思想定型的五年。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是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创办的，几个月后就和第一师范学校合并。它坐落在长沙南门外的“书院坪”，前临湘江，长沙一片新兴的工业包括石墨厂、电灯厂和造币厂就在附近。此外，粤汉铁路在1917年以后就日夜啸叫着从附近通过。
这是一所公立学校，学生用不着交学费，其方向是把出身贫苦家庭不能上大学的孩子培养成小学教师。学校的基础是最新式的民本主义教育理论，不仅包括传统的学科，还包括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和道德实践。学校还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教员思想比较开明，提倡自己思考，这是毛所喜欢的。学校很强调爱国主义，表现为使用全国通用的语言而不是本省方言，教师强调要牢记中国的国耻。
毛1913年春进入该校时已19岁了，几乎可以说这是毛真正受教育的开始，毛后来回忆说：“我过了20年甘露般的生活，对世界一无所知。”
毛计算过，他在这所学校共花了160元。“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1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星期天如果学生们起来晚了吃不上饭，他们就把食堂里剩下的冷饭冷菜自己热一下，每当别人热饭、热菜时，毛总是一个人吃冷饭、冷菜，也不知道他是节俭呢，还是不在乎，抑或是太懒了。
这所学校给每个新生发一套蓝色的毛料校服，这件校服毛穿了许多年，直到校服已褪了色，磨出了洞还在穿。此外，毛经常穿一件灰色的布料学生长袍，冬天在长袍里面再加一件旧式的夹克衫，一年四季都穿一条肥大的布裤。夏天他几乎从不穿袜子，布鞋也常常是裂着口子。他经常盖一床很粗糙的蓝色棉被，被里的棉花又旧又硬。
毛每天都起得很早，漱洗完毕就去教室读书。下课后，一般都在读报室看报，或去图书馆借书。别人都上床睡觉了，他还在茶炉室、读报室看一会书，有时就在走廊里通宵不灭的灯光下读书。他的朋友说，毛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他从来不开玩笑，也不闲聊。他还常常独自一个人或邀几个朋友到校后的山上读书。难得几次上街时，他一般也都要去玉泉街或府正街逛逛，因为这两条街上有些旧书摊和新书店，毛常掏空了羞涩的腰包买些他喜欢的书。
他学习中国文学、道德、地理和历史。他的一个同学回忆说，毛特别喜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这两本书分别成于11世纪和17世纪。毛习惯于把读报时看到的外国人名、地名记下来，和地图上、书上的相比较，再查找原文。正确的名称或引文他就记在一张小纸条上，再把小纸条夹在书里，这样他就可以随时浏览和复习。无论什么时候要找他，朋友们都知道他“在阅报室”。
他的古文和新式文章都写得很好，文笔流畅，为学生们所传颂。他读书时很细心，他所喜欢的句子都圈点起来，而对他不赞成的话则批上诸如“荒谬”、“不通”等评语。每读一本书都这样，甚至第二次读书时还对前一次所作的圈点加上新的评语。
他的苏格拉底式的特征也是很突出的，他的中文传记作者说他：“还特别有好问……的习惯，他最懂得学与问是不可分离的。”
但不是每一件事毛都喜欢。特别是该校至少有35种烦人的校规禁令，限制了他的自由，诸如禁止经商、禁止组织政党、禁止唱下流的歌曲、禁止看坏书、禁止非法集会，等等。毛还讨厌必修的自然科学课程，因为他想专修社会科学。他回忆说：“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他的一个老师还记得，毛的数学成绩特别差，有时考试还交白卷。
毛后来说，他尤其讨厌一门静物写生课，他认为这门课“极端无聊”。他往往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算了。有一次他画了一个椭圆说这是蛋，结果考试不及格。“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
但毛的社会科学各科的成绩都非常好，这就弥补了他在自然科学和艺术各科上的低分数。毛后来描绘自己对学校的态度就像是反抗者一样，“我不服从校规，”他承认说，“我的原则是只要不被开除就没关系。就拿考试来说吧，我的分数从50分、60分到80分都有，平均分是70分。”
毛承认他对学校是欠了债的。“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他告诉他的一个朋友说，“也没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就是在这里，毛的组织才能开始显露，萧三回忆说，无论什么时候其他人谈话时，毛都“略低着头或偏着头听别人谈话，而自己只‘嗯’、‘是的’的回答，在倾听对方说完之后，他有条有理地给对谈者分析，提出要点，作出结论。他的话并不多，但每一句都很中肯，都能启发人，再往前进，再往远处大处着想，你有什么疑问他只要一谈，便会迎刃而解，一切都明朗化，都有了办法。
另外一个记述毛这段学校生活的人总结说，毛在会上“从不轻易表态”，无论是主持会议还是一般发言——最突出的是他从不作冗长、离题而混乱的讲话。如果他旁边的其他人开始辩论，甚至吵起来的时候，毛都静静地用心倾听各方面的意见。
他的生活方式是清教徒式的，他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一个人如果过不了金钱与女性这两关，这个人就不值得一谈。他的朋友都说他不轻浮放荡，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对自己的操行和知识从不感到满足。
但所有这一切加起来并不意味着他就有了领导别人的公认的才能。他的老师徐特立后来说：“毛在学校里并没有特别显示出领导才能，他具有一种谦恭的气质……
十年后，当毛被敌人通缉追捕时，他的家人在后院焚烧他留下来的所有书籍和笔记，有人从“灰烬里”救出了毛的一本作了注释的课本和一本他自己的笔记本。这本94面的笔记本写了一万多字，其中有一部分是公元前4世纪两本诗集的手抄本。
另一部分是道德和文学课的课堂笔记，可能是1914年记的，内容有先秦的哲学、楚辞、汉赋、拿破仑、恺撒、福泽谕吉（日本明治维新的倡导者和把西方文化介绍到日本的人）以及自然科学。
从这本笔记本反映的几个主题可以看出毛在那一时期的思想发展状况。一个是他自己的雄心，这是从他无限的自我中心论发展起来的。笔记中说：“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毛指出古代的仁人志士“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毛解释说，这样的人毒蛇螫手，他必断腕。
毛评论说：“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从毛自己写的这些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毛就自己的行为对家庭的影响有一种社会犯罪感，可以看出，他是在为他后来抛弃自己的家庭进行辩护。从笔记中当然也看出毛的使命感。
贯穿笔记的第二个主题是强调刻苦力行的重要性。笔记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又说：“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
他特别痛恨的是懒惰。“懒惰为万恶之渊薮……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此外毛还注重精细。“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忽小败大而可鉴者，恺撒是也。
那本留存下来的加了批语的教科书是弗里德里希·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这门课是毛在第一师范求学的最后两年（1917~1918）由杨昌济教授的。在这本约十万字的书上，毛写了一万二千字的批语，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等符号。毛根据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曾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大加赞赏，给了满分100分，还写上“加5”。毛对此非常骄傲，一个朋友说，毛为此到处向人夸耀。
毛特别反对个人的压抑，他说：“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
杨昌济教授曾一度以“长沙的大儒”闻名，他对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影响最深。毛后来评论，杨“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杨曾在国外留学十年——先在日本，后到伦敦大学，最后到爱丁堡大学，拿了哲学学位。他回国之前在德国一所大学研究康德，成为塞缪尔·斯迈尔恩、T.H.格林和康德的忠实信徒。那些到欧洲“镀金”、到日本“镀银”的留学生回国后大多数钻营从政做官或办实业，而杨先生却选择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当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员，培养青年人才。
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和进化论者，杨特别热衷于将思想付诸个人实践，实事求是。他非常相信意识对物质的操纵作用。他特制了一个澡盆，每天早晨都在澡盆里洗冷水澡，不论春夏秋冬，气候寒热。他解释说：“人必须每天做一件艰苦的事来磨炼自己的意志。冷水不仅磨炼意志，还能增强体质。但杨自己也乘坐符合他身份的三人抬的轿子来来往往。
毛泽东的导师（后成为他岳父）杨昌济
杨的学生都很尊敬他，一些学生，包括毛，在杨的伦理学课后也常到杨的家里与他继续讨论。在这种非正式的讨论中，杨敦促他们要有所作为，要争取留名后世。“凡人欲在社会建功立业者，欲深谋远虑，动之万全……”毛第一次到板仓杨家拜访时，风尘仆仆，一把雨伞，一双草鞋，步行前往。
与此不同的是徐特立。他出身农民家庭，曾留学日本，是学校唯一不坐轿子和人力车而步行去学校上课的两位教员之一。徐先生曾割破手指，在一封血书上签名，向皇帝请愿要求召开国会，这一举动传遍全湖南，妇孺皆知。
徐的坚定信念对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后来对他说：“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在长沙对毛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三个人是袁仲谦，人称袁大胡子，他教古文。毛回忆说，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我只得改变文风……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袁要毛从梁启超的半口语化的文体上改过来，要他改习9世纪韩愈的古文体。
毛开始听他的，但逐渐觉得袁太保守、太专制。有一次他拒绝重写一篇把袁不喜欢的句子删掉的文章，而只是原封不动地重抄一遍，袁气得把它撕了。另有一次毛刚好碰到袁在大声斥责一个工友，毛平静地说：“哪有这样恶，要这样骂人！”
学校里其他教员也都帮助过毛，一个教员借给毛旧版的《民报》，另一个曾让毛暑假在他家住过，第三个和毛一起参加了共产党。毛和他的同学也相处得甚好，特别是有两个朋友不仅和他趣味相同，而且和他一样很有才华。一个是蔡和森，另一个是萧子升，人们都称他为萧瑜——毛在东山小学的老朋友萧三的哥哥。
杨教授曾经说过，他在长沙教过的几千弟子中有三个最为出色，依次是：萧瑜、蔡和森、毛泽东。这三个人并不都是同一年级的，但年龄和兴趣都很接近，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被称为“三杰”。
蔡和森来自湘乡，上学前是放牛娃，他高而瘦，两颗门牙突出，意志坚强，很固执。尽管他缺乏“首创精神”，但他对他的朋友说，他想书写人民大众而非帝王的历史，他想统一中国的书面语和口语。整个20年代，直到1931年就义前，蔡和森在中共党内一直是毛最亲密的盟友。
在1913年第一师范与第四师范合并的第一天，第一师范的萧瑜好奇地打量着从第四师范来的学生。和第一师范不同的是，第四师范没有统一的校服，穿得五花八门。
“有个‘新兵’，”萧瑜后来回忆道，“长得高大，粗手大脚，粗布衣裤，鞋子破旧，这个年轻人就是毛泽东。“他的脸部生得相当大。但眼睛却既不大也不锐利，看起人来也是直愣愣的。毛的鼻子扁平，典型的中国鼻。耳朵长得倒是很匀称，嘴相当小，牙齿白而齐。这一口好白牙使毛笑起来相当有魅力，所以没有人会认为他不真诚，他走起路来很慢，两腿合不太拢，摇摇摆摆有点儿像鸭步。他坐下或站起来的动作都是慢吞吞的，而且他讲话也很慢，但无疑他是个天才的演说家。
他们三个人在第一天就认识了，因为他们各自的家乡离得很近，但他们结成朋友只是因为该校有每周展出优秀作文的习惯，萧瑜和毛泽东的文章好几次都从各自的班里被挑选出来参加展出。因此他们都读到了对方的文章。
萧瑜后来说：“这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字迹。他的笔画粗重，总是把字写到格子外。”
后来毛自愧地对萧瑜说：“你一个小格子里能写两个字，而我写三个字得占两个格子。”
萧瑜当然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毛也很拔尖，但他主要是作文写得出色，他的作文被认为是特别优秀的。作文好就是好学生，所以毛算是好学生。
“他的记忆力很强，”萧三后来回忆说，人们“说出一个地名，他会立刻说出它在中国的哪个省，或在某一外国的具体地点，在对地理进行特殊研究的同时，他用同样的方法对付历史——抓住事件的要点，收集广泛资料，但并不扯到题外。这种孜孜不倦地获取知识，很久以来就是毛泽东的特点。而他不遗余力的学习和研究，终于使他成为一个博学者”。
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的几个月后，毛才得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和萧瑜面谈，他们偶然在走廊上相遇，毛站在这个高年级同学面前，用英语打招呼：“密斯脱萧。”当时在学校里，学生们用英语交谈很时兴。
“密斯脱毛。”萧瑜也客气地回答。
“你在第几教室？”毛问。
“第一教室。”
毛说：“今天下午课后，我想到你们教室看看你的作文，行吗？”
下午四点钟下课后，毛来到萧的教室，他们谈了很长时间，谈论学校的课程、组织和教员，最后毛借走了他这位新朋友的两篇文章，鞠了个躬离去。
第二天课后，毛建议萧饭后出去散步。他们沿着湘江走了两个小时，毛赞扬萧的文章写得好，但不同意他文章中就严光问题提出的观点。严光是公元1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他和后来成为当朝皇帝的刘秀私交很好。新皇帝邀请严光辅佐他治理中国，严光应邀前往京城与皇帝同榻而卧。据说当晚睡觉时，严光无意之中将脚搁在皇帝身上，由此可见他们的关系很亲近。皇帝请严光当宰相，但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政治是卑鄙的行当，他无意吃政治饭。
毛认为严光应当接受宰相的职位，而萧瑜则说毛不懂严光的观点。
何叔衡，人称何胡子，是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也是毛的校友和朋友，毛说何“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其他还有陈章甫、罗学瓒、张昆弟、郭亮与夏曦——他们都是于30年代初牺牲了的共产党党员，有些人死前还受到严刑拷打。
在长沙上学时，他们常开玩笑称自己是“栋梁之才”，意指自己是经世济国之才，但只有毛坚持不懈，最后登上了权力之巅，而萧瑜走上了无政府主义道路，既反对共产党，也反对国民党，大部分时间流落欧洲、南美。
在所有有关毛的学校生活的记载中，很少提到他的性生活，毛自己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都有崇高的责任感。
“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这个年龄的青年生活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
“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我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和我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当然也有一些青年妇女有着与毛泽东和他的朋友共同的理想，其中包括蔡和森的妹妹蔡畅，她后来成为共产党杰出的妇女领袖之一。但是，出于羞涩和社会传统的束缚，毛19岁、20岁待在长沙的时候没有去追求艳遇——作为某种补偿，这些青年通过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在20世纪头10年结成了同盟。
一个暑假，毛留在了学校，没有回家帮他父亲干活，他的朋友萧瑜说：“他那唯一的一双鞋，已十分破旧，鞋底都快磨透了，为了拿双新鞋，他晚些时候总得回家一趟。”
毛反驳说：“一心想治理天下的大英雄，没有时间考虑打扫房间！”
在湖南炎热的夏季，萧瑜每天都洗澡，而毛泽东几天都不洗澡，还说萧瑜洗得太勤了。
“润之，”萧瑜揶揄说，“你的汗臭太难闻了。”
“润之”（有点儿女人味）是毛泽东给自己取的学名，意思是“滋润东方”。
这是真的，但毛对汗臭味根本感觉不到，也不在乎别人说他，他不想改变萧瑜所说的“邋遢”样。其他两个暑假留校的学生开始是和毛泽东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后来不得不移到别的桌子上去，与毛保持距离，毛不明白为什么。但萧瑜可能夸大了毛的邋遢，因为后来毛泽东因每天淋浴而在全校闻名。
毛和萧还不断地讨论报纸上登载的最新消息，特别对德国的形势感兴趣，因为中国很尊重德国。按照萧瑜的说法，毛“崇拜”俾斯麦和威廉二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这场战争对中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与此同时，中国的共和革命被军阀们叛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