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徐家新添男儿，自是喜气洋洋，家里为男孩取名弘祖，字振之，从这个名字中就可以看出徐家人对这孩子弘扬和振兴家业的期望。但是，大家还是习惯叫他“霞客”，希望他一直带有仙气，长大后能够有不一般的大作为。
徐霞客年幼时，体态修长，瑞眉端正，双颅峰起，首额饱满，双目炯炯，是个好学好礼的聪明孩子。他五岁就读于私塾，不久就能文能诗。
徐氏的十一世祖徐颐，曾经官至中书舍人。后徐颐因病回乡，在空闲的时候，亲自督促子孙们的学业。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长辈，从来不让孩子们穿奢华的衣服，也不让他们整天大鱼大肉地吃喝和没日没夜地出去玩耍。
徐颐授课的学馆在徐府的后园中，里面有很多的书籍。他每天亲自授课、检查作业，早晨上课一直到深夜才结束。他还不惜重金为子孙们聘请名师，其中有松江状元钱鹤滩、吴中才子文徵明的祖父、翰林检讨张亨的父亲等。可见徐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然而，徐家后人的仕进之途并不顺利。在古代，选拔官吏主要靠科举考试，即便有人通过其他途径当了官，说起来总是让人有些瞧不起，在同僚面前也抬不起头来。
徐霞客的太祖徐元献天资颖异，十岁能赋诗，长大后学习举业，并博览古经史传、秦汉文辞。可是参加乡试时，居然意外地落第而归。他非常失望，最后竟然一病不起，二十九岁就不幸英年早逝。
徐元献的儿子徐经是徐霞客的高祖父，他虽然很小就没有了父亲，但是他在学业方面十分上进，据说钻研学问时，即便大厦将倾、金珠委地，也不能让他分心。
为了继承父志，金榜题名，徐经将一切家计都交给母亲和妻子，自己到“万卷楼”苦读，经常与志同道合的人辩论学习，不知疲倦。功夫不负有心人，弘治乙卯年 （1495年） ，徐经乡试中举。
徐经的文章才华与当时的吴中才子唐寅齐名。唐寅，字伯虎，号“六如居士”，吴县人，明孝宗弘治八年 （1495年） 乡试获第一名，明代杰出的画家、文学家。
唐伯虎与徐经同年中举，他们从小相识，经常在一起赋诗会文。大比之年，两人相约同船赴京参加会试。徐经为人十分豪爽，在京城等待会考期间，带着唐伯虎拜访了不少达官贵人，其中也包括当时主考官大学士程敏政。由于徐、唐两人在京师的行动惹人注目，会试中三场考试结束，便满城流言蜚语，小道消息说唐伯虎和徐经买了考题。
由于后来的考试两个人都十分出色，也由于考试前徐经带着唐伯虎到程敏政家串了门，那些嫉恨才华的人终于抓住把柄，向有关方面打了小报告，说是江阴富人对主考官程敏政的家童行贿，并得到了试题。
主考官李东阳在主考中发现“举人徐经、唐寅预作文，与试题合”。于是，徐经和唐寅成了科场舞弊案的主角。在当时，明朝官场派系林立，于是“泄题事件”便成了导火索，大家互相弹劾，斗得不可开交。
最后，把弘治皇帝给斗恼了。程敏政、徐经和唐伯虎被打入大牢，受尽冤屈，吃尽苦头。后来经过审查，这一科场舞弊案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结束。
几人虽然重获自由，但明政府为了减轻社会舆论的压力，仍然对徐经和唐伯虎终身取消科考资格，发回县衙作小吏使用。另外，对主考官程敏政罢官，对告发者华昶作降职处分。
唐寅回家后引以为耻，拒绝出任。徐经回到梧塍里老家，闭门谢客，继续读书。明孝宗驾崩后，徐经盼望能够得到朝廷的赦令，于是北上京师探听消息，却不幸在京城病逝了。
徐经虽然仕途坎坷，但是家财宏富，他在江阴梧塍里、南砀岐 （注：古村名，位于今江苏省江阴市马镇，现名霞客村，是徐霞客故居所在地） 沙山等处有地近四万亩。即便如此富有，像徐家这样的望族还是会将当官作为正道，这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局限。
徐经有三个儿子，但只有次子徐洽继承父志攻举子业。徐洽从小聪颖有文采，由博士子弟补国子监生，每次考试都得第一，然而七次参加会试都榜上无名。
徐洽有五子，长子衍芳博览群书，为人温文有礼，颇具名门风范。其父科场失意，寄厚望于衍芳，特地修筑了一座书屋让他诵读其中，名“湖庄书屋”。
兄弟分家时，徐衍芳虽然身为长子，却主动放弃祖屋而搬去书屋居住，精研静虑以求科举得中，结果却像其父亲一样屡试不中，饮恨终身。
徐衍芳有六子，第三子徐有勉就是徐霞客的父亲。虽然徐氏祖先不乏在朝为官者，但是科举之路走得都比较艰辛，这直接影响了徐有勉的人生志趣，继而也对徐霞客的志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徐有勉，字思安，号豫庵。他为人本分，急公好义。十八岁时，兄弟分家产，虽然按照规则，他一再投中祖上的大屋，却坚决辞让，去了偏僻的“湖庄书屋”。
徐有勉的妻子王孺人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治家颇有一套。她从小就聪明机智。在她十一岁时，为了躲避倭难而投奔无锡的亲戚家，看到亲戚家门户紧闭而且杂物乱堆，好像破落人家一样，她就推断倭寇即将来临。于是，她毅然带领全家人火速奔向无锡城内安全之处藏身，终于使全家人都躲过了一劫。
王孺人从小学会了操持家务，勤于织布，是位贤淑女子。特别是嫁到徐家后，更是孝敬长辈，敬爱丈夫，重视教育儿子。她知书达理，也绝不勉强儿子徐霞客以科举为前途。
随着徐霞客的成长，他除了对科举心生厌倦外，明末日渐腐朽的社会环境，也使他开始放弃仕途并寄情山水。他不再像祖辈、父辈们那样沉迷于科举之路，不再整天埋头于书房苦读，渐渐地对枯燥乏味的八股文章厌恶起来。
徐霞客每天把祖辈们收藏的“杂书”偷偷带到私塾里去读。那些地理游记、名人轶事、风土趣闻，对他的吸引力是非常之大，以至有时读着读着，竟然忘记身在课堂，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因此，他经常遭到先生训斥。
徐霞客对先生要求必读的《三字经》《千字文》，以及“四书五经”之类虽然不甚喜好，但也能熟读成诵。有次上课，先生正襟危坐传授《论语》，一名学生哧哧地笑了起来。大家回头一看，竟是徐霞客！
原来，徐霞客把《水经注》放在《论语》下面，偷偷地看得兴起，不禁眉飞色舞，笑出声来。先生颇为恼火，梆梆梆地敲着戒尺，责令他把刚刚讲授的《论语》背出来。徐霞客起身向先生鞠了一躬，朗声背起：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讷于言……
老先生非常惊讶，打断他说：“唉！可惜可惜，你这般聪颖，却不苦读圣贤书，否则，将前途无量也！”
先生无奈地摇摇头，并将《水经注》还给了徐霞客。他回敬先生深深一揖的顽皮样子，再一次把同学们逗得哄堂大笑。
先生经常把徐霞客的“劣迹”报告给他的父亲，要他父亲严加管束。谁知，父亲知道了不但不生气，反而大喜过望，并亲自介绍一些书给儿子读。
父亲房间有许多关于古代旅行家的故事的书，徐霞客常常悄悄地拿出来看，里面许多惊险、新奇的故事情节，令徐霞客非常着迷，他十分向往自己有一天也会经历那些惊险与新奇。
有一次，徐霞客又偷偷地在课堂上看那些地理书，先生在讲台上口若悬河，他却在下面看得津津有味。先生发现后十分生气，对他说：“徐弘祖，你在看什么，像你这样不好好学圣人经文，看这些无聊的闲书，有希望求取功名吗？”
徐霞客站起来理直气壮地说：“我长大后要做穆天子、司马迁、班固那样的人，游历天下。”
先生对徐霞客的态度感到十分气愤，再次向他的父亲告状。父亲听后，没有打骂儿子，而是耐心地教导他说：“孩子，你还小，需要在学馆里好好学习，等你掌握了一定知识后，再去读其他的书，不是更好吗？”
徐霞客却坚定地说：“父亲，孩儿对‘四书五经’一点兴趣都没有，那些书实在太死板了。”
父亲听后，脸色越来越难看，平心而论，父亲更希望儿子走仕途，只有这条路，才能当官，才能光宗耀祖。可眼下儿子却无心于功名利禄，这可真让父亲左右为难。
懂事的徐霞客看出父亲的心事，便对父亲说道：“好吧！父亲，我以后会用功读书的。”
徐霞客年长之后回忆说，自己很早就有遍游五岳的志愿，对科举应试的事，则非常不感兴趣。
由于明朝国力渐衰，崛起于关外的满族人逐渐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以至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面临这种国事日非的形势，一些知识分子发出了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呼声。
在朝的东林党人则遥相呼应，主张整饬吏治，限制宦官专权。这就大大触犯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利益。于是，魏忠贤利用东厂等特务机构，大肆迫害东林党人。
著名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缪昌期、高攀龙、魏大中、周顺昌等，有的在牢狱中死于酷刑，有的被逼自尽。徐霞客与无锡的东林党人多有接触，这样切近的政治事件不可能不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其结果便是对官场的深恶痛绝。
由于朝政昏乱，阉党横行，再加上连年灾荒，民不聊生，而统治者依旧搜刮无度，致使民怨沸腾，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徐霞客的家乡江阴及邻近地区也接连发生了抗租抗税、反对阉党的斗争。
徐霞客十六岁那年，苏州以丝织工人为主的市民数千人包围署衙，打死税吏，焚烧税卡，朝廷派兵镇压后激起了更大的反抗。后来，苏州又发生了市民阻抗阉党抓捕著名东林党人周顺昌的事件，遭镇压时五义士挺身赴难。
徐霞客的好友文震孟、陈继儒等文坛领袖均有参与，为民变而死的葛成和后来的五义士墓碑、墓志也都是他们题写的。
明末的剧烈动乱将明王朝自身推向了绝路，也使士人们深感前途无望。作为士大夫后裔，又和东林党人交往密切的徐霞客，对黑暗现实的感受尤为深刻，这无疑促成了他选择一条与前人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
徐霞客选择游历作为他的人生目标，还与当时务实开放的时代风潮密不可分。万历皇帝在位期间，明王朝走向衰败，人们的思想却走向了活跃和开放。
在此期间，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外国传教士也纷纷来华，例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觐见过万历帝。整个社会开始西学东渐，反对封建礼教，要求个性解放。
徐霞客的家乡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此时手工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而徐霞客的家庭之所以能够家道中兴，最初靠的也是开办纺织作坊。
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一大批新兴产业的崛起，富商巨贾不断涌现，市民阶层和雇工队伍也日渐壮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关系的进步，必然伴随着新思想观念的出现。
以王艮为开山鼻祖的泰州学派开启了实用主义思想的风潮，向把宋明理学推向极端的“心学”发起了挑战，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务实主张。
这一主张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需求，在民间流传甚广。稍后，由泰州学派孕育出的大思想家李贽高举“童心”说，向虚伪的“存天理，灭人欲”发起了进攻，是为思想解放的先锋。
在这以后，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领袖的东林党人又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徐霞客与东林党人来往密切，与高攀龙、钱谦益等人接触频繁，所以受“经世致用”说影响很大。
徐霞客逐渐成了“经世致用”学说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与其皓首穷经，不如穷游天下。能够考证明白一条江的来源，了解一地的风土人情，不也是一种学问吗？从这一点来说，徐霞客的选择也顺应了明末思想大变革的时代潮流。
与徐霞客同时代的很多进步知识分子认为程朱理学尚空谈，不务实。加上此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接触日益密切，国外先进的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国人的眼界。
当时的农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徐光启，虽然也由八股而入仕为官，但他接受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思想，跟随利玛窦学习天文、几何、历算和火器等。
徐光启毕生致力于数学、天文、历法、水利等方面的研究，勤奋著述，尤其擅长农学，并且还将拉丁文版的《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最后居然还受洗成了天主教徒。
这个时代还出现了著名科学家宋应星，他一生致力于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科学考察和研究，思想上的超前意识使他成为一位思想家，对封建主义和中世纪学术传统持批判态度。
同时代的还有医药学家李时珍，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弄清了许多中医药学上的疑难问题。他历经二十七个寒暑，三易其稿，于明神宗万历十八年 （1590年） 完成了一百九十二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被后世尊称为“药圣”。
受上述三人影响，徐霞客的思想也充满了“知行合一”的理论。他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以实地考察核实前人著作的真伪。
徐霞客的行为符合当时求真务实的历史背景，作为个人，走上科学考察的道路是一种偶然，但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有这种举动却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