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9月,鲁迅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他立志学医,是希望用新的医学,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留日时期的鲁迅无论学什么,都认为可以用所学的知识来重塑国民性,即所谓“立人”,学医也是如此。不仅如此,鲁迅还希望现实生活中也能遇见具有令他满意的人性与观念的人。
仙台是东京北边的一个小城市,工商业不发达,偏僻而幽静,城内绿树成荫,景色秀丽。
鲁迅的这一选择成了仙台市的新闻,当地的地方报纸称他是“可自由使用日语,为一异常活泼之人物”,还说他“正在寻找经营中国饭菜的饭店”。有几个教职员也为他的食宿而操心。
在仙台,鲁迅开始学习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和物理学等课程。这里的老师都很严格。鲁迅听几个留级的“原班生”说,他们之所以留级,是因为有两门课过不了关,其中一门是解剖学。
这些老师中,最先走入鲁迅心灵世界的,是衣着随便、教课认真的教师藤野严九郎。他是讲骨学的先生,黑黑瘦瘦的,留着八字胡,戴着眼镜。
当藤野先生得知鲁迅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时,他感到非常惊喜。他告诉鲁迅,他年少时曾经学过汉语,他尊敬中国,也就对中国人格外高看。
刚上了一个星期的课时,藤野先生让助手把鲁迅叫来,并问他:“我的讲义,你能记录下来吗?”
“可以记一点。”鲁迅回答说。
“拿给我看看。”
鲁迅交出用日文记录的讲义,过了两三天藤野先生便把它还给了鲁迅。鲁迅打开一看,讲义从头到尾,都用红笔给添改过了。这样的添改一直坚持到功课的结束,这使得鲁迅非常的感激。藤野先生改过的讲义,鲁迅将其装订并收藏起来。
正是藤野先生,使得鲁迅在仙台刻苦求学时,原本孤独的内心感受到了一种让其留恋、让其温暖的人情。鲁迅学习勤奋,受到了藤野先生的热切关怀和帮助。
一天,藤野先生又把鲁迅叫到了他的研究室里,他翻出鲁迅所记录的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手指着那图,和蔼地说:“你看,你把这条血管移了点位。当然,这样一移比较好看,但是解剖图不是美术,实际是怎样就怎样,我们不能改换它。我已经替你改好了,以后可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画。”
期末考试成绩发布了,鲁迅在同年级一百四十二名学生中,名次排在六十八位,鲁迅对自己这个位居中游的成绩并不满意。
这时解剖实习开始了,一个星期后,藤野先生很高兴地对鲁迅说:“我听说中国人很信鬼,所以很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那时,出乎意料的流言出现了。学生会干事借故来检查鲁迅的讲义,接着又有人寄给鲁迅一封匿名信,开头便是气势汹汹的一句话:“你改悔吧!”信中污蔑鲁迅在上学期的解剖学考试之前,事先得到藤野先生泄露的考题,所以才能取得好成绩。
鲁迅在愤怒中体会到弱国国民的悲哀:中国是弱国,在别人眼中中国人只能是低能儿,如果考得好成绩,便不可能是自己的能力了,所以才被人猜疑。尽管这流言不攻自破,但是这件事情却深深地刺痛了鲁迅。
接着,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不久之后的一件事情,让他发现正是自己的同胞,已经丧失了民族的尊严感。
有一次,在有关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上,鲁迅看见一个替俄国军队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抓住杀头,而围观的中国人竟无动于衷。
课堂上的日本学生得意扬扬地欢呼:“万岁!”这叫声让鲁迅听起来觉得那么的刺耳,更何况耳中又飘来一句窃窃私语:“只要看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必亡。”
鲁迅看到银幕上无论是被枪毙的中国人,还是作看客的中国人,体格都很强壮,但是他们的精神却是那样的麻木。这使鲁迅痛切地感到:医学并非紧要,如果思想不觉悟,即使体格健壮,也无济于事。
当时鲁迅认为头等重要的还是改变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于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最尊重的老师就是藤野先生。藤野生活朴素,当时的教授上课,来回都坐人力车,而藤野则是步行。藤野住在空堀町,离仙台医专有步行三五分钟的距离。
鲁迅离开仙台前曾到他家去过,他送给鲁迅一张照片,背面写上:“惜别。藤野谨呈周君。”
鲁迅为了安慰藤野,曾故意说:“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是有用的。”
1906年3月,鲁迅办理了退学手续,那时这一学年还没结束。他离开仙台,到东京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