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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5月，聂守信向人借了一笔路费，才得以回到了家乡，继续在省立第一师范插入原班继续学习。经过这一番独自闯荡，稍尝了一点人间滋味，总算知道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咸。这是在任何学校不会学到的，任何老师也不能教给的，这其实也是一个莫大的收获。守信在给二哥写的信上说：
理想是直线，但事实是曲线的。
经过这次挫折，守信的革命意志并没有消沉，他在学习专业课之余，阅读了部分的马列经典著作和进步书刊，并以文艺演出的形式，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及募捐救灾、办学的宣传活动中。
多才多艺的守信经常受到友人们的赞赏，更受到一些低班女同学的崇拜。他尽情领略这种真诚的友谊和春天般的欢乐，并开始萌发了自己纯洁的初恋。
这年10月，守信在参加学校戏剧研究会举办的中文话剧演出活动时，结识了初恋女友袁春晖，也是他唯一终身爱恋的人。即使以后他在灯红酒绿的大上海闯荡，与许多歌星、影星相交，都不能改变他对远在家乡恋人的忠贞。
回到省第一附属师范学习期间，守信与学生中的进步力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继续自学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929年7月11日，云南的军阀为了备战而搬运军火，结果引起昆明市北门街江南会馆火药库的大爆炸，无辜百姓死伤数千人。中共云南地下党在“济难会”掩护下，组织救济灾民。
守信作为“济难会”的主要成员，参加了学生组织“七一一青年救济团”。他尽全力协助灾民解决衣物、食宿、卫生、教育等问题，他还四处奔走，积极开展宣传工作。
守信还发动灾民向军阀政府请愿，要求严惩祸首，赔偿损失。反动当局对此大为恐慌，派军警四处搜捕学生。守信在群众的掩护下幸免于难，被安排去乡下躲避了一段时间。
在毕业前夕，守信得悉他有被捕的危险。1930年初，云南军阀之间的混战基本结束，他们得以转过来镇压革命人民。许多共产党人被捕牺牲，也有一些意志薄弱者当了可耻的叛徒。
1930年2月22日，是农历正月大年初四。玉溪县学生为了唤醒民众，在玉溪青年学术研究会的统一组织之下，回到故乡举办文艺宣传晚会。此时的守信，已经是18岁的朝气蓬勃的小伙子了。这是他第四次回到故乡。
演出地址选在玉溪乡村师范学校的操场上，即后来的玉溪军分区后院。当天晚上，守信参加演出的文艺节目有《高矮人讲话》《卖花姑娘》《外国女郎舞》和话剧《春闺怨》等。他曾经三次扮演女角出场，还在换幕时出来吹过笛子，表演过口技，这些别开生面的演出，给玉溪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年5月，守信被叛徒供出参加共青团的情况后，敌人便开始对他进行暗中监视。有一天，他三哥聂叙伦的好友李同文突然跑到聂守信家里，说无意间他在父亲办公桌上看到了一份逮捕名单，上面就有聂守信的名字。李同文的父亲是当时昆明地方法院的院长，李同文提供的这个消息肯定是可靠的。因此，守信必须立即离开昆明。
可是离开昆明又能到哪里去呢？这时的守信刚由省立师范毕业，玉溪教育局曾聘请他到玉溪中学教英文。可是到了玉溪，仍然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唯一的出路就是远走外省，可是路费上哪儿去弄呢？即使走成了，今后的生活怎么办呢？
恰在此时，守信的三哥聂叙伦有一位福建朋友薛耕愚先生在上海开设了“云丰申庄”，经营纸烟业务，他约聂叙伦去担任会计。
三哥聂叙伦想，如果把这个工作让给弟弟，他就能够很快离开昆明，逃脱被反动派逮捕的厄运，况且全部路费都由店方提供，到了上海还有个落脚的地方，生活上也就有了保障。于是他便立即同薛先生商量，以自己要在家照顾老母为由，让守信顶替自己去上海，薛先生于是同意了。
母亲没有责备守信，仿佛是因为太紧张，也没有哭泣，只忙着为他收拾行装。上一次守信离家的时候，母亲也是这般为他忙碌，不知情地忙碌，可这一次，她是眼睁睁地和她的小儿子分离了。
守信心如刀绞。自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还从没有恨过人。而这一次，他是从心底里仇恨那些逼他背井离乡的人。
没有少年的莽撞，没有虚浮的憧憬，也没有一丝凄惶。守信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成年人了，他不能辜负所有爱他的人，也不能屈服于他恨的人。
7月10日清晨，守信告别了亲人，告别了家乡，乘坐滇越铁路的火车前往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