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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正当朱自清学业颇有起色的时候，朱家的经济状况却越来越困难了。去年，朱自清新婚不久，父亲朱鸿钧的差事便交卸了，因此养家糊口的担子也就开始沉重起来。为了让儿子专心学业，朱鸿钧叮嘱三儿子国华不要写信把家事告诉他。但是，朱自清暑假回家住了一些日子后，终究有所察觉。
看着家中光景一日不如一日，朱自清心中非常焦虑。当时北大规定，学生应读两年预科，然后才能考读本科。然而，朱自清考虑到家中的经济条件，他觉得自己如果按部就班地读完预科，无疑会增加家中的开销，于是他决定提前一年投考本科来减轻父亲的重担。后来，他经过刻苦学习，终于成功考入了哲学系。
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1917年冬天，朱自清71岁的祖母在扬州病逝了；在徐州担任烟酒公卖局长的父亲，这时又卸了职。接到噩耗后，朱自清连忙乘车赶到徐州与父亲会合。
一路风尘仆仆回到扬州，只见家中满院狼藉，想起刚刚过世的祖母，朱自清不禁潸然泪下。倒是父亲更显得坚强一些，他安慰儿子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后来，父亲设法变卖了一批家当，又借了一笔钱才勉强给母亲办完了丧事。丧事完毕，朱自清要赶回北京上学，父亲也要到南京谋事，于是父子二人决定同行。
到了南京，父亲因为事务繁忙，便想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儿子去火车站，但是又怕茶房不稳妥，他踌躇一番之后最终还是决定亲自为儿子送行。来到浦口车站之后，爱子心切的父亲顾不上自己的腿脚行动不便，坚持要为儿子买几个橘子路上吃。
朱自清看见父亲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这些对父亲来说还不算困难。可是，当他穿过铁道，要爬上月台的时候，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这时，朱自清看着父亲不再矫健的背影，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但是他怕父亲和别人看见，赶紧用衣袖擦干了泪水。当他再次看向父亲时，父亲已抱着红红的橘子往回走了。
过铁道时，父亲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然后自己慢慢爬下，过了铁道后，他再抱起橘子走。朱自清看见父亲过来，赶紧去搀他。父子两人走到车上，父亲将橘子一股脑儿全放在朱自清的皮大衣上，然后拍拍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
过了一会儿，父亲对儿子说：“我走了，到那边记得来信！”走了几步，他又停下来回头望着儿子用不舍的神情说道：“进去吧，里边没人。”
等父亲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再找不着时，朱自清才上车坐下，他的眼泪再次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数年之后，朱自清将这段与父亲的往事写成散文《背影》，里面详细地回忆了这一细微却感人至深的场景。这篇散文发表后深受读者喜爱，还入选了中学国文教材。
1918年，是朱自清婚后第二年。长子迈先的出生使朱自清体会到了初为人父的喜悦，但是随之而来的也是越来越艰难的生活。所以在提前一年考取本科后，朱自清丝毫不敢懈怠，他一门心思要在3年的时间里读完大学4年的课程，他想早一些毕业然后出去谋份差事，为父亲分忧。
那时，《北大日刊》上经常公布各系缺课的学生名单，但是朱自清的名字却从未出现过。在师友们眼中，这位个子不高却很结实的青年有些沉默寡言，虽然对于政治活动不甚积极，但是在学业上相当用功。他刚进哲学系时，整天只知道埋头苦读，很少和同学们交往。
就在朱自清为学业与前途忙碌奔波之际，巨大的民族危机也渐渐地笼罩了中国大地。继1915年袁世凯与日方秘密签订出卖主权的“二十一条”协定之后，操控北京政府实权的皖系首领段祺瑞在出卖国家权益的道路上开始变本加厉。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加入“协约国”并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同年9月，北京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北京政府同意日本驻兵济南、青岛，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打开了方便之门。
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中国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一时之间，爱国民众对于国家前途命运不禁感到忧心忡忡。然而，时代巨浪的拍打与洗礼，激发出了朱自清前所未有的青春激情。
在一批进步教师的带动下，北京大学文科面貌有了很大的变革。朱自清所在的哲学系课程设置已经逐步完善，教授之中新聘人员也逐渐增多。校内学生们的思想十分活跃，社会活动很多，北大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堡垒，这群思想活跃、精力充沛的学生们也成了反帝爱国行动的先锋。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消息传来，北京城瞬间就沸腾了。在浓浓的冬意里，人们开始张灯结彩，鞭炮声也一直响个不停。北大校长蔡元培兴奋之余，向教育部提出申请，请求延课两天，并希望在这两天借用天安门的临时高台以供北大教授们公开演讲。
那两天，蔡元培每天都去演讲一次，其他文理科学长、教授也都陆续登台，他们在冷风中向大众讲演，几乎到了喉咙嘶哑的地步。在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中，蔡元培说：
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用光明主义来代它。
北大教授李大钊也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他把欧洲战争的结束和俄国的“十月革命”联系起来考察，然后告诉人们，此次德国的失败“是庶民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在斗争风雨的猛烈冲击下，朱自清在关注书斋生活的同时，也开始积极留心并参加校内外的政治活动。
1919年1月8日，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代表参加会议，无数中国民众把争取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希望寄托在这次会议上。然而，在会上，与会各大国不仅拒绝了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他们甚至还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经济利益转让给日本。
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犹如一声巨雷将中国人的幻想击得粉碎。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中国人终于认识到“强权”才是最大的“公理”：与其将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虚妄的同情上，还不如拼了一己之躯发出最后一声呐喊！于是，从5月1日开始，北京的学生开始罢课，组织演讲、宣传活动。随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工人也给予响应。
5月3日晚上，千余人在北大法科大礼堂聚集。情绪激昂的学生们纷纷慷慨陈词。其中，法科学生谢绍敏义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咬破，撕裂衣襟，写下血书“还我青岛”4个大字，并示之于众。这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学生代表决定第二天，也就是5月4日早晨举行全体游行示威，大家掌声如雷，一致同意。
5月4日下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以及中国大学等30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聚集在天安门。他们打出“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同时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與、驻日公使章宗祥。
后来，浩浩荡荡的游行的队伍来到了赵家楼胡同，发现曹宅的大门早已紧闭。于是，以匡互生为首的众人破门而入，还痛打了来不及逃走、化装成日本人的章宗祥，并在曹宅内放了一把火。
朱自清也参加了这一载入史册的爱国运动。赵家楼的冲天火光不仅映红了北京城的天地，也照亮了朱自清的精神世界。在狂风暴雨中，五四爱国运动将他的激情彻底点燃。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都积极奔走，还热心于政治宣传事业。
1919年3月7日，北大中国文学系学生邓中夏，在蔡元培和李大钊的支持下，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3月23日，该团体正式成立，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后来，朱自清也加入了到了这个组织中。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是五四时期著名的进步社团之一，从成立之日起就积极开展各项革命工作。团员们常常冒着黄沙满天、寒风刺骨或是酷暑蒸人的恶劣天气，四处奔走讲演。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工作，邓中夏将平民教育讲演团分为四组，朱自清任第四组担任书记，并负起了领导的责任。
1920年4月6日，讲演团从北京出发乘车到通县，分组在热闹地方进行了6次讲演，听众达500多人，朱自清的讲题为《平民教育是什么？》和《靠自己》。
5月1日，北京大学工人和学生们一共数百人举行了纪念大会，他们号召大家把五一节当成是引路明灯，向光明道路前进。
第二天，平民教育讲演团来到了北京街头对群众进行宣传，朱自清也做了题为《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劳动节》的讲演，他慷慨陈词，向人们介绍了五一节的来历和纪念意义。
其实，早在五四运动之前，文学革命运动就如火如荼地深入开展起来了。文学理论方面，在集中力量批判旧戏曲、鸳鸯蝴蝶派等旧文学的同时，李大钊、胡适、周作人对于如何建设新文学也提出了具体的文学主张。
与此同时，新文学创作也进入了起步阶段，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实绩：在小说方面，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吃人”的本质，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在诗歌方面，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人的新诗，一改旧诗格律的陈旧气息，抒写了发自内心的真情；还有许多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促进了外国文学思潮的涌入，使中国文学眼界为之大开。
1919年1月，北大学生酝酿创办的新杂志《新潮》正式问世，该杂志提倡革新文词，发扬批评精神，向封建礼教发起猛烈进攻。朱自清也加入了创办该杂志的“新潮社”，并在第三期杂志上发表了译文《心理学的范围》。
在“新潮社”中，朱自清老成持重的性格发挥了作用，当时的著名编辑孙伏园回忆说：
我们比较相熟还是在新潮社共同讨论《新潮》和一般思想学术问题的时候。佩弦有一个和平中正的性格，他从来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词，也从来没有感情冲动的语调。虽然那时我们都在20左右的年龄。他的这种性格近乎少年老成，但有他在，对于事业的成功有实际的裨益，对于分歧的意见有调解的作用，甚至他一生的学问事业也奠基在这种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