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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在北大提前毕业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扬州，朱家上下喜形于色。原来，朱鸿钧自从3年前和儿子分手之后，在南京没有找到合适的职位，又辗转去了徐州。朱鸿钧在徐州同样没有谋到差事，还病倒在外乡，后来被好心人送回了扬州。从此，朱鸿钧开始变得心情郁愤，脾气暴躁。现在听到儿子不负所望，心中不禁大喜，日夜盼他回来。
在扬州天宁门桥北，有一座千年古刹天宁寺，规模宏伟，庄严灿烂，为清代扬州八大名刹之首，远近闻名，香火旺盛。前些天，朱鸿钧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焦急，去天宁寺烧香求助，并在佛前求得一签。寺里的老和尚道贺说：“老人家，恭喜你，你的儿子要和他好友一起回乡做官了。”
朱鸿钧听了十分高兴。不久，朱自清果然风尘仆仆地和同学俞平伯一起回来了。但是，他们回来却不是做官，而是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以下简称“浙江一师”） 去教书。原来，浙江一师校长写信给北大校长蒋梦麟，请他代为物色出色的教员，于是，蒋梦麟就将本校高材生朱、俞二位推荐给了他。
浙江一师前身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位于杭州，本来是旧贡院，破烂不堪。1909年，鲁迅、刘大白等人都在这里执教过。1913年，改校名，校长是教育界负有盛名的上虞人经亨颐。 （后来，他于1920年被迫离校，回故乡创办春晖中学，任校长。）
浙江一师的学校风气非常活跃，师资力量也比较雄厚。由于是师范学校，所以学生们的年龄差距很大，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大的竟有二十七八岁。
朱自清暑假过后，便带着妻女来到了杭州。但是，对于之前从未有过正式授课经验且性格内敛、腼腆的朱自清来说，面对众多陌生面孔侃侃而谈，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一次上课，朱自清给学生们的印象是一个近乎乡下佬的质朴形象：矮矮胖胖的身子，方方正正的脸庞，一个平顶头，再配上一件青布大褂。
当23岁的朱自清面对这些同龄人，甚至是比自己大四五岁的“老学生”时，心里顿时感到有些紧张，于是，手足无措的他操着一口扬州官话，机械地背着教案，显得十分不自然。正如学生魏金枝回忆的那样：
好像他在上课之前，早已经将一大堆话背诵过许多次。又生怕把一分一秒的时间荒废，所以他总是结结巴巴地讲。然而由于他略微口吃，那些预备了的话，便不免在喉咙里哽住。因此他就更加着急，每每都会弄得满头大汗。
初到浙江一师，师生之间尚不能深入了解，加上初出茅庐的“小先生”在颇为世故的“老学生”面前缺乏足够的教学经验与授课技巧。尤其是一有学生发问，朱自清就不免更加慌张起来，他不仅变得面红耳赤，就连语速也开始急促起来。直到学生的问题完全解决，他的心才得以平静下来。
这些都令朱自清的处境有些尴尬，因此，师生之间相处也并不是那么愉快。不但如此，学生们平时在私下里还窃窃私语，这令自尊心极强的朱自清感觉到了羞辱，于是他决定辞职。后来，知晓他要辞职的消息，学生们都劝他不要离开。于是，面对学生们的热情挽留，朱自清心软了，决定留下来。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后，朱自清的教育热情难免受到了打击，不过，他对学生一贯认真负责的态度却没有任何改变。令人欣慰的是，在相互磨合的过程中，朱自清和学生们的关系开始渐渐融洽起来。学生们常常到他的家里求教，他也会局促不安地让座、倒茶，客客气气地招待，规规矩矩地和学生们谈话。
朱自清和学生的谈话内容都是很平常的事，就如同与朋友促膝长谈一样。他会率真地向学生说起他自己不能再求深造的痛苦，甚至以为年轻轻的就出来教书也是种抱憾。
与初来之时的踌躇满志相比，现实的种种境遇使朱自清备感无力与惶惑。于是，他拿起笔写下了长诗《转眼》。这首诗不仅抒发了他初涉教育领域后碰壁受挫之感，更表露出他在五四运动落潮时的苦闷心情。
幻想的破灭，现实的黑暗，给朱自清带来一种茫然无措之感。如果说在狂风暴雨袭来的时刻，他尚能投身其中忘我地引吭高歌，那么当革命势头消退、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之时，他便犹疑不决、徘徊不前了。这是“五四”落潮时期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心态的真实写照，朱自清真诚地将这种心绪记录了下来。在《怅惘》一诗中他这样写道：
只如今我像失了什么，
原来她不见了！
她的美在沉默的深处藏着，
我这两日便在沉默里浸着。
沉默随她去了，
教我茫茫何所归呢？
但是她的影子却深深印在我心坎里了！
原来她不见了，
只如今我像失了什么！
1921年1月初，一个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在北京宣告成立了。这是“五四”以来的第一个新文学团体。
文学研究会主张提倡“为人生的艺术”，提倡写实主义，反映现实人生，关心民生疾苦，写血与泪的文学，反对把文学当成是高兴时的游戏和失意时的消遣。它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精神，宣传人道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对推动保护襁褓中的新文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有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许地山、郭绍虞、王统照、孙伏园等20多人，这些人都是在新文化运动战场和新文学创作中非常活跃的知识分子。
后来，文学研究会吸引了大批新文学的爱好者和新文坛的活跃分子，朱自清的同事和后来跟朱自清关系密切的朋友也都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他们是文学研究会的中坚力量，也是新文学的中坚力量，其中的许多人在日后都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名家。
在这些人中，有些人朱自清读过他们的作品，有些则是以前的旧相识。因而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对于当时正醉心于新诗创作，同时又苦于势单力孤、声气相通者太少的朱自清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于是，在这一年的3、4月间，朱自清也加入了文学研究会，成为它的早期会员。
家道的败落，使朱自清领略了许多膏粱子弟根本不知道的社会黑暗和世态炎凉，于是，强烈的正义感和“五四”人道主义思想的洗礼，使朱自清常常涌起暴露这个黑暗社会的真实情景并予以鞭挞的创作冲动。
朱自清在加入文学研究会后，在创作上更加自觉地遵循“为人生的艺术”的宗旨，以至于后来写下了一系列反映现实人生黑暗、表现劳动者善良心灵和生活痛苦的诗作。
7月下旬，朱自清回扬州家中度暑假。在镇江登上镇扬小客轮时，他亲眼目睹了小商小贩、乞丐等底层民众为了生计而痛苦挣扎、辗转于拥挤堆叠的旅客之中的情景。
那“稀饭、梨子、竹耳扒”的叫卖声，那“可怜可怜我们娘儿俩”的行乞声，那污浊而紧张的空气，那布满灰和汗的黄面孔，那如饿兽般的炯炯目光……这眼前的一切都使朱自清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迫，他被这一幕幕的情景深深地震撼着。后来回到家中，他仍然心潮起伏，于是提笔记下了这一切，题名为《小舱中的现代》。
接着说朱自清的工作地——杭州，它坐落在钱塘江北岸，是一座名闻遐迩、令人神往的美丽古城。晶莹清澈的西湖，犹如一个巨大的明镜，镶嵌在城区的西面。周围群山秀丽挺拔，林木郁郁葱葱，湖岸上柳树成荫，繁花似锦，湖光山色，相映成趣，真是美极了。
朱自清对这座名城，早就向往已久。于是，他经常约几个友人，一起去游逛天竺山、灵隐寺等许多美丽的地方。
灵隐寺是江南著名的古刹，那里树木茂盛，溪水清澈，朱自清和友人漫步在绿树荫遮天的小径上，欣赏那在万绿丛中欢快流淌着的泉水，瞻仰那金碧辉煌、巍峨幽深的殿宇，别提多令人心旷神怡了。
晚间无事，朱自清就努力写诗，还好有一个挚友俞平伯是他同事，因此他们之间可以切磋诗艺。俞平伯是浙江德清县人，和朱自清是北大同学，但不同系。俞平伯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写诗，常在《新潮》上发表。朱自清认为他是这方面的老资格，因而把自己偷偷写下的新诗集《不可集》送给他看，希望得到他的批评指正。
只可惜这样的日子不到半年，俞平伯就辞职到北京去了。朱自清感到非常失落，再加上五四运动退潮的苦闷，于是他决定离开浙江一师。
就这样，朱自清在浙江一师度过了难忘的一年后，1921年夏天，他接受了母校的邀请，回到扬州担任了江苏省立第八中学的教务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