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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位受人尊敬、十分富有的农民，他有全国上下养得最好的畜群，大陆南边的农民都来向他讨经验。这故事发生在南罗得西亚，也就是现在的津巴布韦，我长大的地方。时间是在“二战”后不久。
我与这位农民及他的家人相熟。他祖上是苏格兰人，所以决定从苏格兰引进一种十分特别的公牛。当时科学还未发展到能将配种小牛犊打包从一个大陆寄到另一个大陆的地步。这小野兽没过多久就运来了，当然是通过空运，它受到了由农民、亲友和专家组成的迎接委员会的欢迎。为了它，农民花费了一万英镑。我不清楚现在的情况如何，但在当时，这对一个农民来说是一笔极大的开销。小公牛得到了一个专门为它打造的牛棚，它是一头结实的、令人惊叹的动物，表现得十分活跃。据说，它喜欢被人挠后脑勺的部位，但挠痒者得离它一定的距离，站在围栏外拿一根长棍挠。它有专属的牛倌，一个大概12岁的黑人男孩。一切都很顺利，很明显这头公牛将成为一整群达到要求的牛犊的父亲。它一直能吸引游客前来观赏，这些游客会在周日的下午开车过来，站在牛栏外，对着这头惊人的野兽啧啧称奇，毕竟它看起来强健无比却又十分温顺。但是不久后，这头公牛毫无征兆、难以理解地杀死了它的牛倌，那个黑人男孩。
人们举行了一场类似法庭审判的活动。男孩的家属要求赔偿。他们得到了赔偿，但事情并没有这样结束。农民决定屠宰这头公牛。事情传开了，许多人到他跟前来为这头无与伦比的野兽求情。毕竟，公牛是会突然发狂的，这是天性，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小牛倌事先也被警告过，一定是他没有小心看管。很明显，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杀了它，所有的努力，所有潜在的可能，更别提已经花费的资金，都付诸东流了——何苦呢？
正像我说的，这位农民可不是什么无知者和土包子。此外，他和他那一类人——居于统治地位的白人小群体——一样花大量时间责骂生活在他周边的黑人，认为他们原始、落后，信仰异教，诸如此类。
但他所做的事——因为一头动物犯下恶行而判处它死刑——却能回溯到人类历史的远古时期。太过久远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它的源头究竟在哪儿，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始于我们尚不能完全区分人类与动物的时候。
朋友和其他农民婉转提出的建议都被农民的一句话简单回绝了，“我知道如何分辨善恶，谢谢你”。
我还想讲另外一个事件。在“二战”快结束时，有一棵树被人们判处了死刑。这棵树与贝当将军有联系，后者曾是法兰西的拯救者，后来却成了法兰西的叛徒。贝当被捕时，这棵树也以通敌卖国罪被庄严地宣判并处死。
我常会思考这些事件：它们代表了那些似乎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淡去意义的事情。无论何时，当事情进展平稳——我说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活动——一种可憎的原始主义就突然涌现出来，人们回到野蛮状态。
这就是我想在本书前五篇文章中谈论的东西：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我们有多频繁、多深入地受到自己野蛮过去的控制。有时，我们似乎毫无出路，我们急速地收集关于自身的知识——太急速了以至于没有完全吸收——不仅是关于作为个体的自己，还有群体、国家，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自己。
在这样的时代，光是活着就够让人恐惧了，我们甚至无法将人类视作怀有理智的生物。从天到地，我们看到的都是残忍和愚蠢，直到这世上再也瞧不见其他事物，只有——我们已无法制止的无所不在的野蛮状态。然而，尽管我认为确实存在一种普遍的恶化，但恰恰是因为世事之骇人已使我们过于沉迷，以致忽略——或者说没太注意——一种同样强大的反向力量，简而言之，就是理智、正常与文明的力量。
当然，我知道当我说出这些词语时，一定会有人低声咕哝：“啥？这女人一定疯了，才会在我们身处的这一团乱麻中看到好的东西。”
我认为，恰恰只有在评估我们自身行为的过程中，才能找到这种正常，就像我们审视那个处死动物以令其赎罪的农民，或者那些审判并处死一棵树的人。我们有这样的武器来对抗这些巨大而强盛的原始本能：从另一个视角来观察我们自己。其中的一些视角非常古老——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古老。“应该用理智来掌控人类事务”的要求一点都不新鲜。举个例子，在做另一个研究的过程中，我偶然读到了一本印度古书，它有2000年的历史了，是一本关于理智管理国家的指导手册。其中的指导出色、明智而充满理性，与我们今时今日所能想到的别无二致；即便拿我们现在的公正标准来看，在这本书的指导过程中，公正也从不缺席。我之所以提起这本书，是因为它虽然看上去难以想象地古老，它都说自己是一系列讲述同类主题的古籍中最新的一本——顺便说一下，这本书叫“治国安邦术”（ Athásàstra ），由一个名为考底利耶（Kautilya）的人所著，很可惜的是除了在专门的图书馆以外，你很难接触到这本书。
说起来，这绝不是一件让人感到乐观的事，相反，它让人感到前路暗淡，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我们都知道如何完美地管理一个国家，却毫无建树；但是，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则更为精细复杂，更为深远，比古代人所知的多得多，比这几千年来人们所知的总和还要多——而这也是我说此番话的重点。
如果我们将自身所知付诸实践……但这正是问题所在。
我认为，当后人回望我们，他们对一件事的执念会超过其他任何事，那就是——我们对自身的认知的确超过往昔，但其中没有多少知识被运用到实际情境中。关于我们自身的信息大爆炸 的确 发生了，但这些信息的出现正是由于我们客观审视自己的能力仍处于“幼儿时期”。这与我们的行为模式相关。这些成问题的科学有时被称为行为科学（behavioural sciences），它们主要探讨我们在群体中以及作为个体是如何运作的，而非我们喜欢怎样去思考我们的行为和运作，后者往往更讨喜。这些科学在观察人类自身的行为时试图做到如同在观察另外一个物种。这些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正是我们能超然于自身、冷静地审视自己的结果。如此这般的信息有千万种，大学、研究所和富有天赋的普通人莫不通此道理，但我们掌控自身的方式仍未改变。
我们的左手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我们的右手在想什么。
这就是我认为现阶段的我们身上能被看到的最独特的东西。而后来者定会对此感到惊讶，正如我们对先人的盲目无知与冥顽不灵感到讶异一样。
我花了不少时间来想我们的后来者到底会怎么看待我们。这并不是一个无聊的兴趣，而是一次深思熟虑的尝试，试图强化“他者之眼”（other eye），用它来评判我们自己。任何一个稍微读过一点历史的人都会明白这样一种激昂而强大的信念：生活在这个世纪的人总是会觉得上一个世纪荒诞又离奇。我们从未像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那样看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在任何一个时代，我们经历的都是大众情感和社会条件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我们几乎不可能与这一影响相分离。通常，大众情感都是那些最高尚的、最优秀的和最美妙的情感；但在一年之间，五年之间，十年之间，五十年之间，人们会开始问，“他们 怎能 相信那玩意儿？”因为，套用一句俗话，终要发生的事件也终会把上述大众情感“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我的同代人经历了多个充满暴力的反转，我只说说其中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苏联被希特勒入侵并成为民主国家的盟友时，这个国家在大众心中颇受优待。斯大林被亲切地称为乔叔叔（Uncle Joe），就好像是普通人的好朋友，苏联成了一片充满勇气和自由精神的土地，共产主义则是苏联公共意志的有趣显现——我们甚至应该向他们学习这一套。这一切持续了四年，然后突然——好像就是一夜之间——事情完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前面提到的态度全都变成错的，是背叛祖国的，是对所有人的威胁。那些前阵子还谈论乔叔叔的人，就好像啥都没发生过似的，突然说起了“冷战”的那一套话语。一种极端的、感情用事且十分愚蠢的、由战争供养的必需品，被另一种极端的、不可理喻且仍是十分愚蠢的必需品所取代。
经历过这样一种反转，哪怕一次就足够让你永远对大众心理持批评态度。
我认为，作家天然就更容易从大众情感和社会情境中脱身。那些持续审视与观察的人成了他们所审视与观察之事物的批评者。瞧瞧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笔下的那些乌托邦吧，摩尔的《乌托邦》（ Utopia ）、康帕内拉的《太阳城》（ City of the Sun ），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 News from Nowhere ）、巴特勒的《乌有之乡》［ Erewhon ，书名就是“无处”（Nowhere）的变位词］，以及所有由科学与太空科幻小说作家——我认为二者源于同一传统——为我们可能的未来所谱就的不同蓝图。这一切当然都是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因为你无法在真空中写出一个乌托邦。
我以为，小说家能为其他公民做出多种表率，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使我们像别人看待我们那样来看待自身。
当然，在极权社会，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作家不被政府信任。在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这种职责，亦即批评的职责，是不被允许的。
我顺便也在一般意义上把每个国家的作家视为一个整体，几乎视为一种“有机组织”，这一有机组织经由社会而演变，成为检验社会的一种手段。它因时代不同而各有差异，并不断变化。可以预测的是，其最近一次的演变是朝向太空与科学幻想的，因为人类正对太空研究“着了迷”，而且从历史上来说，我们直到最近才掌握了“科学”这一能力。这一有机组织必然需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它并不能产生自我意识，自觉为一种有机体、一个整体，但我认为不久后它便会发展到这一步。世界正成为一个整体，而这能让我们所有人将许多不同的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也能让我们看到这些不同社会所共有的部分。如果你把作家群体看作一个阶级、一种层次、一条线索，举世皆然，各有变化，但又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它便与由奖项之类的东西所培植出的疯狂竞争毫无关系。我认为，无论哪里的作家皆是彼此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受社会影响而演变出的职责的一部分。
作家、书本、小说，本应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我不认为人们对作家、文学的态度能够反映这样的作用，至少现在还没有。
小说应该和人类学著作摆在同一层书架上，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这样说过，他是一位人类学家。作家对人类的境况持续发表意见，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主题。文学正是我们实现用“他者之眼”——这种分离式的自我观察——来审视自身的有效途径之一，历史则是另一种途径。然而，年轻人越来越不这样看待文学和历史，不把它们看作不可或缺的生存工具……关于这一点，我稍后再谈。
让我们回到农夫与公牛的故事。有人会争辩说，这位农民突然回归原始主义，除了给他自己和家人带来影响外，没有伤害其他任何人，而且这在人类的历史舞台上不过是件极小的事情。但完全相同的事情在大事件中也的确存在。举个例子，当英国和意大利的足球球迷最近在布鲁塞尔发动暴乱时
，他们就变成野蛮的动物，正如旁观者和评论家们所说的那样。那些英国蠢蛋貌似在他们杀死的人的尸体上撒尿。在这里使用“动物”这个词对我来说其实毫无益处。这是否真是动物的行径，我不确定，但毫无疑问的是，当人类准许自己退回野蛮状态时，这就是人类的行径并且这种行径已经持续了几千年，也许是几百万年——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我们把自身作为人类而非动物的历史起点设在何处。
在战争时期，那些经历过战火的人都会记得，那些与允许自己记住真相的战士交谈过的人也会记得。他们记住的是真相，而不是那些多愁善感的时刻，后者只能提供逃避自身所创造出的恐惧的庇护所……在战争时期，我们——作为一个种族——退回过去，甚至被允许变得血腥而残酷。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不少人喜欢战争。然而，这也是人们常常忽略的关于战争的事实中的一个。
我以为，在谈论战争或和平这一话题时，没有意识到存在大量喜欢战争的人，是感情用事的——这些人不仅喜欢战争这一理念，也喜欢打仗这一行为本身。我曾经长时间地聆听他人谈论战争，以及如何阻止战争发生和战争的丑陋残酷，但在这些谈论中，哪怕一次也没有涉及战争这一概念本身就会让许多人感到兴奋，甚至当战争结束后，这些人会说那是他们人生中最美妙的时期。即便有些人在战争中拥有可怖的经历，这些经历毁掉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仍会抱有这样的想法。经历过战争的人都知道，当战争靠近时，最先存在的是一股秘密的、不为人所知的狂热，就好像在敲击一只无声的鼓……一种可怕的、不正当的、暴戾的兴奋感开始蔓延。然后，这种狂喜变得越来越强大，以至于人们已经不可能忽略它：由是，每一个人都被它控制住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整个欧洲和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达成共识，认为资本主义正在煽动战争，而所有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与此毫无关系。然而，当战争真正降临，那股有害却吸引人的狂热就开始蔓延，那些正直、理性、值得尊敬的反战决心全部被遗忘。我曾听年轻人充满困惑地谈论这一点，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无法理解，因为他们未曾经历，也未曾被告知彼时令人恐惧的狂热是多么强烈——这股强烈的狂热源自人类思维与经验中的一个古老部分，这部分比正直、高尚、理性的那一部分更为古老，虽然后者为我们提供了反战的决心。然而我们还是可以假设一下，那些社会主义会议的代表明白这一点；更重要的，假设代表们做好了准备去讨论战争可能影响工人阶级，因为管别人叫野蛮人总是容易的，难的是明白自己也是如此。若像我们假设的那样，他们会更有效地完成对战争的抵抗，因为他们实际上全然期待欧洲的工人群众会拒绝做待宰羔羊，即便这根本没发生。
当1982年我在津巴布韦时，这个国家才刚刚独立两年，那场骇人战争的收尾，比我们听闻的更丑陋、更野蛮。我遇到了来自交战双方的战士，白人和黑人。首先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他们处于受惊状态——即便他们不自知，外人也肯定能看出来。七年的战争让他们陷入一种眩晕的、古怪的茫然状态，我认为这是因为当人们在真实的经历中被迫认识到自己所能达致的野蛮程度，就会过于震惊而无法轻易接受这个事实。结果是要么全然接受，要么断然忘记。然而，还存在另一个事实，而且就这篇演讲的目的而言，或许是更有趣的一个事实。来自交战双方的战士，无论黑人还是白人，完全在享受这场战争。战斗需要精绝的技艺，以及个人的勇气、主动与智谋——这是一个游击队员的技艺，而这些天分在长期的和平中是不能用在刀刃上的。人们总是以为自己有这样的天分，而且默默地期待一个机会来展现自己的天分。我以为，这是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些人，无论黑白，无论男女，曾生活在高度的紧张、戒备与危险之中，他们的技艺被发挥到了极限。我曾听人说再也不会有什么能比得上那样的经历了。战争的惊骇尚近在咫尺，所以他们还不会说，“那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候”，但我确定，他们当时已经开始这样想了。当然，我是在说真正的士兵，而非平民，后者在战争中过着悲惨的日子，白人政府和黑人游击队都依据自身的目的来利用他们，残忍地对待他们。
如今，战争已成往事，成了程式化的文字与充斥英雄情结的图片。年轻人在听完他们父母对战争的描述后，或许会产生一小股无意识的向往；如果他们的父母曾是战士，那便毫无疑问了。经历过战争的平民不会怎么谈论它，因为他们明白不可能将战争丑陋的一面转化成其他的什么。但那些黑人士兵，大多数从孩提时就被教导打仗，而那些白人士兵，则一直在怀恋往昔。伟大的解放战争，荣耀的圣战，给这个国家及其国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战争过后，我们甚至都不想再去检查这些伤口。或许是我们 无法 检查，而这正是创伤带来的后果。这种英勇的、荣耀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不必要的，而且从白人一方来看，仅仅需要最最基本的常识就能避免这场战争。然而，白人们却陷入了各式各样的原始情绪中。“我必须拿起自己的来复枪，干到只剩最后一滴血为止。”这是我引用的话。我可以继续把这句话的上半部分引用出来：“如果你以为像你这样的红衫军士兵以及英国政府会把这个国家交给那些黑人，那我必须拿起自己的来复枪，干到只剩最后一滴血为止。”他做到了。
我最近从一个南非白人的口中听到了这样的观点。
是啊，要对抗如此原始的激情，光有一点点理性的声音似乎是不够的。我们看看南非吧，他们没从肯尼亚和白人的罗得西亚学到任何东西。但或许，我们必须这样相信，在大量的狂热者之外，仍然存在着怀抱理性的男男女女，他们长期冷静地审视肯尼亚和罗得西亚，并从中学到了东西。或许吧。虽然现在看来并不存在这样的人。
“血”这个词，常常被领导者用来刺激我们。
“自由之树必须时常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它是自由之树的天然肥料。”这是托马斯·杰斐逊说的。
“我们的战士所流下的鲜血将在和平时期鼓舞我们。”
“流血才能让我们重生！”
“通向光辉未来的道路是由鲜血铺成的。”
“烈士们的鲜血将鼓舞我们：我们将永不忘记那为了人民群众而淌下的鲜血。”
当人们说出“血”这个词时，已经不存在多少辩驳的空间了，它是一个标志——理性正开始失效。
当然，这些关于鲜血的交易可以追溯至献祭仪式，数千年间，牧师们划开了一批初民的喉咙，接着是动物的，让鲜血喷涌而出，只为取悦某些野蛮的神明。血祭、牺牲、替罪羊，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当一个领袖借助鲜血来博取我们对他和他的伟业的支持时，会说是时候让我们自己保护自己了，会让我们想想过去几千年来我们祖先的性命都是由鲜血和牺牲所护卫的。但是，我们的性命并不需要鲜血来护卫，只有在被强迫的情形下，我们才会退化到借用鲜血的地步。让人感到讽刺而可笑的是，几乎就是那些声称处于进步与启蒙等事物的最前线的领袖们，最容易借助鲜血来完成自己的事业。好吧——有时人们不得不这么想，讽刺带来的可笑感，是我们仔细考虑人类的故事时所能得到的唯一慰藉……
“我们要把敌人淹死在他们自己的鲜血里。”
是啊，敌人……
不久前，在美国的一所大学里举行了一项非常有趣的实验。这所规模不大的大学临近一个小镇，小镇和大学关系密切。
某天，该校心理系的代表们邀请小镇的居民到校园里参与一项实验。那天风和日丽，大学校园是个不错的去处，小镇居民与大学师生早已习惯优待彼此，所以那天在约定的时间有好几百人抵达了校园。然后……然后什么都没发生。什么都没有。邀请居民的心理学家们一个都不在场，也没留下任何解释、任何通知。来访者就这么站着等待，然后他们开始试着找熟人和朋友，还是什么都没发生。他们开始讨论，他们应邀而来，却没人前来招待；他们开始争论。很快，人群就分成两个阵营，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接下来，人群分成了两拨，两方的代言人很快出现，辩论开始，继而是争吵。大家争吵的话题除了被邀请到自己的大学（小镇居民认为大学是他们自己的）却受到冷遇之外，还讲述和争论了各式各样的话题。
分歧产生的历史原因浮出水面，并呈现出一种新的形态。人们会认为，这种场合毕竟还是很有用的，因为用人群里的一位妇女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把该说的一股脑儿说出来”的机会。两个阵营开始以暴力的方式争吵，小规模的扭打首先出现在了年轻男性之间。到了这份儿上，眼看着会有更严重的打斗出现，心理学家们才现身把一切解释清楚，说这是一场社会实验。这个研究试图探究人类的思维在看待成对儿的事物时的趋向——要么这/要么那，黑/白，我/你，我们/你们，善/恶，善的力量/恶的力量。
“你们这些人，”大胆的研究者们继续说道，“到这儿不过才几个小时，现在就已经分成两个阵营，各有领袖，各视自身为善的化身，对方则至少是执迷不悟的。你们争吵的其实是完全不存在的分歧。”
这个独特的下午究竟是如何结束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我希望它最后变成一次类似大型露营的活动，所有由人挑起的怒焰与激情都在和谐与善意中消弭。
将自己视为正确一方，视他人为错误一方；将自己的事业视为正义的，他人的事业则是邪恶的；自己的想法是确切的，他人的想法即便不是彻底的邪恶，也是胡诌……行吧，在我们冷静的时候，当我们还是人的时候，我们思考、反省，允许我们理性一面的思维来掌控自己，我们所有人都会认为这种“我对，你错”的说辞是胡说八道。所有的历史、发展，都在相互的作用与影响中继续，即便是极端暴戾的意识与行为，也被编织进人类生活的一般结构中，作为其中的一缕脉络。这种进程在历史中不断反复，事实上，这就好像是人类发展进程中最真实的一面，亦即社会演变的主流趋势：无法容忍极端，所以它试图驱逐极端与极端分子，或者通过将极端分子吸纳到一般大众中来摆脱他们。
“所有的事物都是流动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这样说道。
从来不存在“我站在正确一方，我的阵营是对的”这样的事情，因为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我现在的思维方式就会被认为是稍微有些荒唐的，或许已经被新发展所淘汰——最多也不过是被“变革掉”的东西，所有的激情退却，化成一个伟大进程、一种进步的小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