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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逢摇落，谁知宋玉愁。
及关方浩叹，出峡又扁舟。
驿路成倾盖，霜天各敝裘。
萧萧词客鬓，几度异乡秋。
——《遇王大邦誉》
君问十年事，凄然欲断魂。
一无如我意，尽可对君言。
刖屡足犹在，鞭多舌幸存。
相期著书好，归去掩蓬门。
——《遇伍三》
终日相对或兀兀，
别去乃积千万言。
谁知此地复携手，
仍无一语如从前。
世人但解别离苦，
今日相逢泪如雨。
风尘满面霜满头，
教人那得有一语！
——《遇故人》
每每在《两当轩集》中读到这样的诗，我都要深吸一口气，为仲则一叹，却又不只为他，叹的是这古往今来，不可胜数的失意落寞之人。
这一类人，兴叹九原，属怀千载。闭门读书，只觉得胸中浩然之气长存，要做天地间的奇男子，建功名以不朽；开门望去，顿觉衣食无着，生计乱心。这世间处处促狭，竟不给人松快的余地。
仲则这三首诗便给我这种鲜明的感觉。第一首《遇王大邦誉》约作于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间的某个秋天，后两首《遇伍三》和《遇故人》大致作于乾隆三十三年到三十四年间。三首诗都是他在异乡遇到故旧，与人相逢之后的感怀之作。
按照年龄来算的话，乾隆三十一年，仲则将将十八岁，迟至乾隆三十四年，他也不过才二十一岁。就算古人早熟，就算他年少不识愁滋味，只是引经据典，鹦鹉学舌，我依然不免为他的诗才惊动。
诗文之工整且不说，这位兄台才二十岁出头啊，竟然能将人世的忧患苦困写得如此深刻，而且还不是假装，一吟一咏皆是发自肺腑。每每想到这里，我都气馁得想弃笔不写了。
好吧，以他三十五岁英年早逝的状况来看，我们可以将他的二十岁左右视作是他的中年。这几首诗所表露的忧患落魄之感，确实是人到中年才能有的感受。
仲则写道：“不是逢摇落，谁知宋玉愁。”这个悲，不是寻常的悲。屈原谢世，他的弟子宋玉悲秋，仿《离骚》而作《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漻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令人悲伤啊！秋天的气息！萧瑟啊！草木摇落气象衰沉。凄凉啊！心境仿佛是要远行，登山临水徒增伤感。空旷啊！天高气清。寥落啊！积潦消退秋水明澈。忧伤叹息啊！薄寒袭人。失意怅惘啊！背井离乡。坎坷啊！穷士落魄失官去职。孤独啊！流落在外没有朋友！惆怅啊！形单影只自我怜悯。）
许是因为古人对生命的感知更为细节和具体，昼夜轮转，花开花谢，四时变换都不曾等闲视之，对一切的离别和重逢都不似如今这般朝发夕至，云淡风轻。而留下传世文字的这些人，又是历代文人中的翘楚，所以我们从中感受到的悲伤也是美好的、精致的、优雅的。
后人称颂宋玉的辞赋影响深远，措辞高妙，为此列举种种例子，从司马相如说到庾信、李白、杜甫，乃至其后的宋词、元曲……不可否认，宋玉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文学命题——悲秋。
可以不甚严谨地推究：自他之后，以诗人为主体，物象的描绘趋于细腻工致，抒情与写景结合得更为自然贴切，文学转向内在、细致、私人化的情绪表达——这是一种美妙深刻的体验。“悲秋”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母题之一，延续了千年，直至今日和以后——这个评价不是不高吧。
传为宋玉所作，流传下来的辞赋有多篇，真伪相杂，不可尽信。王逸《楚辞章句》定《九辩》是宋玉所作，是可信而无异议的。我必须坦白交代，《九辩》在年少时的我看来，亦只觉得和《离骚》一样牢骚满腹，实在叫人难以卒读。耐着性子读完，却不明白有些事为何值得抱怨。对其间的情绪和态度难以欣赏，至于文章的价值和成就，我并不曾全心认同。
幸好现在读来，体味已有所不同。必须要人到中年，有所阅历之后，才能对人世忧患给予人的磨折考验有所体悟。
我想，除了这些年，年纪和阅历的增长，阅读的深入，亦令我悄悄修正着自己当初的判断。
宋玉是不是美男子不知道，可以确认的是，他不是佞臣，也不是一个虚有其表的登徒浪子。关于宋玉的生平，所载不详，众说纷纭，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这一段生平记述极简略，鉴于太史公著史的权威性，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记载。
诚如太史公所言，宋玉以辞赋见长，身为文臣，不敢直谏君上——这毕竟也不是什么大错。他固然不是直臣，但即便如是，以一介小小的文学侍从之身，指望他在政事上左右国政多少，实属强人所难。
何况宋玉侍楚王，未必见得多被重用，多半是仕途颇不得志，更不用说他出身寒微，人微言轻。即便如屈原般出身贵族，一生秉道直行，到头来照旧行到了汨罗江里。
宋玉作《九辩》抒怀楚之意，追想楚国昔日的辉煌，感念国势衰微，由此念及个人际遇的坎坷，三者之间主次是不可颠倒的，如果不能理解这一层，就如当初的我一般，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楚，天下之强国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昔日的楚国，强盛之态，天下莫能当之。今日的楚国，不复当年的繁盛，如秋之萧瑟。今昔对比之强烈让人悲从中来、无可奈何，而个人命运的流离也加强了悲怆的感受。
“岁忽忽而遒尽兮，老冉冉而愈弛。”宋玉在辞赋中一再抒发时不我待、人之将老却一事无成的忧患之感，他之所以赢得后世士大夫的普遍认同，是因为他的心理根源是忧国忧民，自发地融身世、国事于一身，位卑未敢忘忧国。
三十岁左右时，宋玉被逐出都城，穷困潦倒、流离失所，“蹇充倔而无端兮，泊莽莽而无垠。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充满委屈没有头绪啊，流浪在莽莽原野荒郊。没有皮袄来抵御寒冬啊，恐怕死去春天再也见不到。）
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境下，作为一个逐臣，宋玉所持有的信仰依然是：“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食不偷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与其没有道义获取名誉啊，宁愿遭受穷困保持清高。取食不苟且求得饱腹就行啊，穿衣不苟且求得暖身就好。私下追慕诗人的遗风啊，以无功不食禄寄托怀抱。）
清初的唐甄说过一句名言：“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相当愤世嫉俗，相当醒目。如果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蟊贼也好处理，偏偏是打着“受命于天”旗号的帝王，一个个轮番上阵，粉墨登场。儒家虽有“仁政”的美善理想，并且孜孜不倦地传承千载，然终钝化成帝王的驭下之术。
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对权力的制约力太弱，空泛而松疏，是不争的事实。皇权总要将官僚体系变成实现自我意志的工具，不断强化自己的直接权力。即使是出现盛世贤君的时代，暴力的本质依然难以消退。稍不留神，混不吝的暴君就横空出世了。
礼法是一个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道德法则，对群体的道德感和自律性要求甚高。大多数时候，君主与臣下能够维持表面的和气和尊重，君臣共治，官僚士大夫阶层尚可以维持基本的尊严，一旦点儿背遇上罔顾礼法、独断专行的暴君，最彻底最无力的抗争也无非就是天灵盖对狼牙棒了。
宋玉精神上的困顿在于，他一方面渴望着致君王为尧舜，成为帝王师，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对君主抱有宗教式的感情。
在事与愿违的现实面前，他除了将希望寄托于君王的醒悟和贤明，找不到别的方式和出路，这和他的前辈屈原是一脉相承的。后世文人之所以不断重复阐释宋玉式的悲郁，是因为他们陷入几乎同样无解的困境。所受的教育，经史子集中的道理不能给出治本的答案，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不能怪责任何人。
与死后的巨大声名相比，宋玉的死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式的悲剧”——大约在六十七岁的时候，他于楚国灭亡的兵荒马乱中死去，悄无声息，如被秋风扫落的叶片。
杜甫在咏怀宋玉时说：“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有人说得好，谬托知己的好处，是令生者不寂寞。杜甫追悼宋玉正有此意，而仲则的很多诗意亦起源于杜甫的诗。他生活的际遇和传达的情意，说穿了，和杜甫亦没有不同。
解释了这个“悲”字，这三首诗的诗意就一目了然了。久别重逢，尽是他乡之客，陌路相逢，同病相怜。
杜甫在《天末怀李白》中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自古以来，贤人失志，贫士失职，就是说不清、诉不完的话题。
士风之变，从先秦的初立，到两汉的昂扬，再到魏晋的狷介，从唐宋的舒展，转到明清的焦愤，具体呈现到仲则身上就是无可奈何了。所谓相期著书好，归去掩蓬门，不过是心有不甘的自我安慰罢了，难免还有再作冯妇的期待。
“刖屡足犹在，鞭多舌幸存。”从技巧上来说，这个同类对用得极好，在用典方面，仲则亦曾下过一番功夫，此处借用战国时张仪为相之前曾遭鞭打折辱的典故来激励自己，虽是抒发怀才不遇之愤，更多是肯定自己的才能。
仲则一生飘零失意，他的才华表现在诗文上，没有机会具体展现在政治事务上。我知他不能相信和领会，即便让他得到了张仪、苏秦那样的成就，合纵连横，谋通六国，他还是很难如愿以偿。
旧的烦恼剥落了，依然会有新的烦恼，只要欲望还存在，烦恼就不会消减。世面上八面玲珑的人，私下里亦难免失意之处。
毕竟，对普通的小知识分子而言，“任运自在，随缘自适”这八个字，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