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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公道话，比起他的表叔隋炀帝，李世民的诗才明显要逊色许多，可以说不是一个级别的。
犹记得当初第一次读到杨广所写的《春江花月夜》时的惊动：“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除了张若虚那首《春江花月夜》，也就是这首《春江花月夜》给我留下的印象深。若说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一支咏叹调，恢宏而又深情，那杨广的《春江花月夜》就宛如天人清歌一曲，惊鸿一瞥却不能忘。
平心而论，这该是一个多么有美感的人写的诗。读这首诗，是在郭茂倩所编著的《乐府诗集》里，目光掠过这首诗时，那诗句就似自己有生命，从平板的书卷中绽放开来，活色生香，让人不能移目。
似见一人，独立于春江岸边，静观晚潮。江平如锦缎，那春花开在江岸，似锦上添花。在这静中，又可觉察那生机绚烂自在。再晚一点，月和星都升起来，随着水波摇曳，流水刚刚将月色送走，晚潮又带星辉归来。
写诗最难的，是写这样寻常之景，要写得生动，有情，举轻若重，还要收放自如，举重若轻。稍有差池，就变成了宋人的说理诗，读完了满嘴道学味，漱都漱不干净。
杨广还有许多好诗，以后会陆续谈到。撇开他的所作所为不谈，他的诗真是值得欣赏，将他列为隋唐过渡时期的重要诗人并不为过。可惜的是，这个人拥有发现美的能力，却缺乏对美的珍赏之心。身为帝王之尊，他对万事万物的予取予夺之心，霸道到失去控制。
在那个时代，他确实干成了许多大事，隋朝一度国力鼎盛。隋炀帝自视极高，他曾对大臣说：“天下人都说我是继承皇位才能统领四海，但如果让我与满朝的士大夫们比拼才学，我也应成为天子。”
显而易见，他的自负并没有帮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执政者，反而促使他成为暴君。他刚愎自用，不听人言，不恤民力。在他眼中，臣子只是执行命令干活的人。这与后来唐太宗广开言路、从谏如流是绝不相同的。
在隋炀帝治下，君臣不以真心相见，大臣们多阿谀奉承。纲纪败坏，动乱四起。即使他才能出众，即使隋文帝开创了大好局面，他也未能守得住。
隋炀帝的故事告诉我们，对才能甚高，自律甚差的人，最好的制约是不要给他至高的权力。
作为一代明君典范，李世民在历史上的风评要好于杨广。“能作大帝”隋炀帝经常“不幸”地成为反面教材，被“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比得一无是处。隋炀帝像个坑爹败家的纨绔子弟，李世民像个品学兼优、举止得体的好孩子。
实质上，这两个人都是富二代，他们的相似之处，还真不是一般地多。
杨广二十岁平定陈朝，李世民十八岁随父自晋阳起兵。两人都是少年英才，弱冠之年就统领兵马，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
再者，两人都不是储君，杨广趁父病重时矫诏登基，逼兄自裁，李世民弑兄屠弟，逼父禅位，都不是正途即位。
如果说，贞观年间的君正臣贤，如春风沉醉，百花齐放，那么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玄武门之变”就是一场被轻轻抹去的腥风血雨。“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铲草除根的狠辣手段，实不逊于杨广。
我不会很道学地指责李世民的不义，当时的形势也容不得他犹豫不决，心慈手软。皇位之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心肠太软的人是不适合参与竞争的。“仁义”这块金字招牌，是胜券在握后才好拿在手里招摇过市，收买人心的。
铁血江山，皇皇霸业。成王败寇，理所当然。既生在帝王家，既心向九五之位，就不要说不得已。上天很公平，它给你多大的机会，就需要你承担多大的风险。它给你多少尊荣，就取走你多少自由。
再比如，作为皇帝，他们都热爱开疆辟土。杨广劳民伤财而无近效，李世民实属好命，他在杨广奋斗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成就霸业英名。
其实都算继承了不错的“家业”，然而两人即位后的表现截然不同。
许多在杨广手上没有完成的事，在李世民治下得以延续完善——比如对后世影响甚巨的科举制度，在隋炀帝时期时开时停，在太宗朝却成了常制。此举吸纳了大量庶族出身的子弟和寒士文人进入官僚系统，参与帝国的管理和统治，效果非常长远，正如后世文人感慨的“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从长远的意义上来说，科举制度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世族对文化的垄断，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结构的优化。“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魏晋南北朝以来，门第决定一切的社会风气开始转向，庶族寒门的子弟有了相对公平的晋身之阶，凭借真才实学，第一次有了叫板公卿的底气。
再如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制，有制约君权的作用，同样是形成于隋，但正式成为制度，还是在太宗朝。因此，尽管有这么多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他们还是不同的。与杨广相比，李世民最大的不同是，懂得克制，以及对民力、民心有敬畏之心。
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为君者并不靠个人才华，有没有诗才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知人善任，有克制欲望的能力和广博的胸襟。
用“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来形容唐代隋正好，历史总是潮汐往复。大唐盛世初开，风流人物辈出，正如这繁星漫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