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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之际，天下动乱，风雨如晦，义兵四起。隋文帝杨坚苦心谋夺来的政权，传到“能作大帝”隋炀帝手里，不过二代，就有即将崩盘之势。不知隋文帝泉下有知，会不会被不孝败家子气得再死一次。
许多有识之士要么投入造反阵营，为新事业、新生活奋斗一番，要么干脆辞官归隐，以全其身。隋末唐初的诗人王绩，就是后一种人。
王绩这个人，说起来不陌生又很陌生。不陌生是因为文学史家一般把他列为最早的唐代诗人。他的名作《野望》，在《全唐诗》和诸多唐诗的选本里都会率先露面。
他还有个哥哥，是隋末唐初大名鼎鼎的大儒，就是前文提到的王通。王通隐居河汾之地，续修六经，讲学授业，名动天下。他所传授的学派被后人尊为“河汾学派”，重倡儒家“性善说”；他所教授的门徒，日后多为唐初的股肱之臣。
河汾之学对“贞观之治”的产生影响甚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先贤所倡导的理想，王通当之无愧地做到了！
此外，王绩还有个更大名鼎鼎的侄孙——天才诗人王勃，这样说起来，是不是突然觉得备感亲切？
陌生是因为这个人的生平相当简略，除了人人都有的基本信息：王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就只知道他简单的为官的经历：王绩并不热衷于仕途，隋大业（隋炀帝杨广的年号）末，任秘书正字。因不愿在朝为官，外放扬州，做了六合县丞。不久因天下渐乱，他就托病辞官，回到家乡。
隋朝灭亡，唐朝继立。改朝换代后，新朝一般都要照例笼络一下士人，以示恩德。于是在武德（唐高祖李渊的年号）年间，征集曾经在隋朝任职的官员，以备任选。王绩到长安应征，任门下省待诏。贞观初年，他因病告退，回到故乡，隐居于北山东皋，自号东皋子——就是隐居在东坡下的人，和苏东坡的东坡，是一个意思。
他的名作《野望》，就是隐居北山时所作，诗曰：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惟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野望》
这首名作，历来赏析很多，很透，评家多从这首诗的格律、意境谈起，高赞这首诗的文学水准。这首诗言辞古淡，意境高远，是毋庸置疑的。因它算是最早的一首唐代律诗，传达的又是文人一贯追慕的田园生活的状态，所以受赞并不为奇。
在王绩的时代，“律诗”这个专有名词还没有出现，一般只称“五言四韵”。随着诗歌的发展，律诗的要求越来越细，越来越规范，早期的诗歌，后来的人总能挑出一些所谓的“诗病”，但这并不妨碍王绩这首五言律诗在诗歌史上奠基的地位。
我小时候很粗心，第一次读到《野望》时，一眼扫过去，以为是王维的诗——王维确实写过类似的诗。后来仔细一看，不是！虽然风格有那么一点点相似，而且他们都姓王，都是山西人……我还暗自琢磨过这两人有没有亲戚关系，我是因为这个对王绩印象深刻，也算是歪打正着。
后来我才知道，王绩和王维没有亲戚关系，和王勃倒是有。这个发现，让我大大高兴了一下，果然是家学渊源哪！王绩诗风清淡如爽口野蔬，王勃则华丽隆重如法餐。先尝点王绩，再品王勃，也是挺健康的。
我其实很怕解析隐士的诗，因为隐士自己基本把要表达的意思都表达完了，读的人乖乖回味就好，再说点啥也是画蛇添足。好在王绩这个人相当有意思，说来并不乏味。
王绩这个人呢，其实蛮好玩的。虽然看简介只有那么简单的几句，看诗作也是一副成熟大叔、隐逸高人的样子，但他这个人，有个大大的爱好，就是喝酒。
在隋朝当官的时候，他就因为嗜酒而误事，幸好官小，没什么实权，加上天下大乱，大多数人各忙各事，自顾不暇，也没什么人找他麻烦，考核业绩，说他当官当得不好（其实真是当得不好，纯粹为了领份工资买酒喝）。
后来他再度出仕当了唐朝的官，那时候，他哥哥王通的门徒薛收、魏徵、杜淹、陈叔达等等，都已经身为唐初重臣，这些王通门下的佼佼者，勇于进言，献计献策，无不为唐朝的开国创业，乃至后面的贞观之治竭尽心力，做出不容忽视的贡献。
身为河汾学派师叔辈的人物，王绩却将当官混酒喝这一人生态度贯彻得淋漓尽致。
依唐代的制度，中书省负责诏令的草拟，门下省负责封驳审议，中书、门下通过的诏敕，经皇帝裁定后方可交尚书省贯彻执行。门下省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共议国政，如此看来，门下省待诏，身为皇帝的小秘书之一，再怎么闲，也不会闲到每天没事做。
王绩任门下省待诏以后，其弟问他当官感觉如何，王绩直言不讳地说：“当待诏很烦人，要不是图那三升好酒，我早不干了。”大叔真是性情中人，坦率敢说！
唐朝的工资多数时候会以实物的形式发放，当时待诏的工资是一天发三升酒。王大叔自己说了，他当官的最大动力是图那三升好酒。后来王绩的上司陈叔达（王通的问学者，算是挂名弟子），知道他的癖好，特意给他加工资，加到一斗，传为一时佳话，人称王绩为“斗酒学士”。
到了贞观初年，王绩听说任太乐署史的焦革善酿酒，主动要求改任太乐丞。一般都说是因他好酒所致，然而，深层的原因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勋戚集团与儒臣为敌，连带着有意压制在朝的王氏兄弟（除了王绩之外，王氏家族中还有一个担任监察御史的王凝）。王凝为人正直，因弹劾勋戚，与长孙无忌结怨，屡受打压。
王凝被贬黜，王绩被罢官。与王凝为官“几经播迁，终不言悔”相比，王绩的经国济世之愿没有那么强烈，焦氏夫妇相继去世后，王绩当官的动力完全丧失，干脆就告病还乡。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诗人在他熟悉的家乡养老安居，傍晚时登上高处，看到的是秋天的世界，感受到的是旧时代的衰飒。
按照《野望》所流露的意趣，以及众位诗家的解读，王绩这是“感隋之将亡，有隐居不仕之志”。这个解释比较扯，王绩归隐东皋的时候，隋已经亡了好几年了。他对隋朝又没有特殊的感情，不至于伤怀那么久，再说他后来还跑出来做了唐朝的官。
又有说他是失望于当时的时代，没有找到赏识他，可以投奔的人，所以“徙倚”多年，竟没有归宿之地。这样说倒是有些道理，然而这一层心意，必须要结合他在李唐王朝中的遭遇来体味。
本以为，改朝换代了，世道人心会为之一新，孰料入朝之后，还是免不了被权贵倾轧。
其兄王通作为当世大儒，人格，学问，著书立说的成就，本为当世翘楚。王通过世是在隋朝，按例，应该列入《隋书》。
唐初官方修撰的《隋书》，因是长孙无忌主持编修，从中作梗，《隋书》竟不立王通传。后来王氏兄弟在朝受屈，无辜受害，贞观朝中的王通门人竟无人援手，这一切都令王绩深感不平，他在文集中多次言及“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当是指此而言了。
“树树皆秋色，山山惟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暮色渐深，乡村里的人和物开始了象征性的“返归”。
他看到的是暮色，是秋景，虽然看到大乱之后的安定，心中宽慰，可联想到自身家族的际遇，难免不流露萧瑟、衰败的心意。他想到的是隐居山中，最后不食周粟、饥饿而死的伯夷和叔齐——是那样的孤耿，欣逢盛世，却无意迎合，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
《野望》平和雅淡的描述之下，潜藏的是，一个人深深的失落和愤懑，这是无须讳言，刻意美化的。
一个人选择远离世俗的生活，不代表他就必须消除世俗中人的情绪。
因为行事作风、精神气质相投，王绩在诗歌中自觉扮演起类似陶渊明的形象，有时是嗜酒的诗人，有时是怪诞的醉汉，有时是固执的隐士和自给自足的农夫。他的诗集中，除了隐逸的主题之外，还写了大量饮酒的诗。
除却陶渊明之外，王绩还很欣赏阮籍，他对阮籍的看法与魏徵很不相同。对于他来说，阮籍是蔑视世俗生活的畸人，而不是历史上为曹魏衰亡而忧伤的有头脑的道德家。
其实两种思想并存于阮籍的诗中，对后来唐代诗歌的启发同样重要。
王绩是一个企羡魏晋风度和隐士角色的人。他曾大量引用和模仿阮籍及陶潜的作品。这些诗比《野望》更能见出他的风格和思想：
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
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
——《醉后》
浮生知几日，无状逐空名。
不如多酿酒，时向竹林倾。
——《独酌》
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
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
——《过酒家》（之二）
阮籍生涯懒，嵇康意气疏。
相逢一醉饱，独坐数行书。
小池聊养鹤，闲田且牧猪。
草生元亮径，花暗子云居。
倚床看妇织，登垄课儿锄。
回头寻仙事，并是一空虚。
——《田家》（之一）
前旦出园游，林华都未有。
今朝下堂望，池冰开已久。
雪避南轩梅，风催北庭柳。
遥呼灶前妾，却报机中妇。
年光恰恰来，满瓮营春酒。
——《初春》
比起《野望》，我更喜欢王绩这一系列的诗，性情毕露，又不乏小情趣。抛却道德上的束缚，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这样放松地去感受生活。
从《过酒家》和《初春》可以读出他真诚的喜悦，这世界的丰满和美好，展开在他眼前，他能够准确地捕捉到生活的佳意。
远离朝堂，隐居之后的他，不是一意孤行要做一个不食周粟，活活饿死的道德标兵。
王绩的诗措辞朴素，句法直率，自觉地修正了陶渊明和阮籍诗作的晦涩，同时又摆脱了初唐宫廷诗柔弱雕琢的气质，生发出新鲜的活力。虽然在当时，并不流行。
还有一首诗，虽然不如《野望》那么知名，但或许能更鲜明地体现王绩本人的意志，诗名《赠陈处士》，诗曰：
百年长扰扰，万事悉悠悠。
日光随意落，河水任情流。
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
不如高枕枕，时取醉消愁。
——《赠陈处士》
我说过，王大叔是极爱酒的，酒能帮助他消解那些莫名的苦闷、难言的隐衷。人世虽然苦短，也有数十年，世事纷扰繁杂，想论断是非曲直并不是那么容易。
在他看似糊涂的表象下隐藏着对世事清醒的认识。他笑斥礼法，说“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诗书礼乐，培育了许多人才，却也桎梏了太多人。
不拘礼法，率性而活才是值得推崇的，可古往今来，能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连王绩自己，亦做不到得失不系于心。
放歌山野，高枕酣醉。一枕秋风，半梦半醒之间，总还有些旧事，如窗前月、心上霜，耿耿于心，拂之不去。
又及：《隋书》不载王通，是很大的缺憾。后代史家有意补救，《旧唐书》中，已对王通生平事迹有所记载，北宋的《资治通鉴》中，亦记载王通其人其事，司马光更为其撰写《文中子补传》（文中子是王通的谥号），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