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五年、元符元年（1098），52岁

二月十七日，蔡京等治同文馆狱，遣吕升卿及董必使岭外，谋尽杀元祐党。

《长编》卷四九四“绍圣五年二月丙申”条（页11754）：丙申（17日），诏差河北路转使副运吕升卿，提举荆湖南路常平等事董必，并为广南东西路察访。（三月四日，罢升卿。）先是，蔡京等究治同文馆狱，卒不得其要领，乃更遣升卿及必使岭外，谋尽杀元祐党。（《宋朝要录》：时刘挚、梁焘已死。朝廷犹未知也。）同见《宋史全文》卷一三下（页764）。

三月二日，蔡京等认为咸阳民所献玉玺篆文为古篆。

《宋史全文》卷一三下（页765）：绍圣五年三月辛亥（2日）蔡京等奏：“定验咸阳民叚义所献玉玺，篆文与秦相李斯篆文合，有鱼龙凤鸟之形，是古之虫篆。”诏令礼部、太常寺按故事详定以闻。

按：玉印是本年正月十七日得。（《宋史》卷一八《哲宗本纪》［页349］，《长编》卷四九六“元符元年正月十七日”条［页11794］。）

同日，苏辙移循州。

《宋史全文》一三下（页765）：元符元年三月辛亥，诏苏辙移循州。

九日，同文馆狱起后，以宣仁后及元祐旧臣有废哲宗意，蔡京、章惇上章，乞杀陈衍。陈衍被杖杀。

《十朝纲要》卷一四（页306—307）：元符元年三月戊午（9日），杖杀朱崖流人陈衍。初同文狱起。章敦、蔡卞日夜与邢恕谋，因此将悉诛元祐旧臣，内结宦者郝随为助。先欲追废宣仁圣烈皇后，皇太后、太妃谏上，语极悲切，上感悟，取惇、卞奏焚之。及惇、卞再具奏，坚乞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庙乎？”抵其奏于地。蔡京、安惇始逮皇城使张士良赴诏狱，欲使证宣仁后圣烈皇后果有废立意。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诬，天地神祗不可欺，乞就戮。”京、惇无如之何。故但以陈衍罪状塞诏而已。惇、卞犹不肯释刘挚等。上曰：“挚等已责遐方，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戮大臣。其释勿治。”同见《宋史》卷一八《哲宗本纪》（页349），《东都事略》卷九《哲宗本纪》（页70）。

按：章惇、蔡卞、蔡京以同文馆狱，欲排陷元祐旧臣，甚至想废宣仁后。哲宗在杖杀陈衍后，不再追究元祐旧臣。

《长编》卷四九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条（页11773—11775）：戊午，三省言究治取问所奏前皇城使张士良辞服。

士良以御药院官给事宣仁圣烈皇后，与陈衍更直宫中，掌文书。衍主看详进呈，定其所降付，士良书其事于籍。其所降付某处，其所从违某事，皆衍自与夺颁降，未尝以闻上听。间有臣僚奏请东朝还政者，衍辄诋之曰：“此不忠不孝之人也。”匿其奏置柜中，不以闻东朝，亦不以闻于上。及与吕大防往来，以合密赐大防妻，皆不闻上。坤成节，北使朝见太皇，坐间痰发，扶掖坐殿后御阁，衍指挥帘外使臣依次第虚进酒上食至毕，外廷皆不知。奏除范纯仁右仆射，召文彦博平章事。于是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右谏议大夫安惇言：“臣等伏睹元丰八年，大臣辅立陛下，内则选建亲近，以为翊赞；外则遵依法度，以定纪纲；上则请垂帘，权同听政，以固根本。司马光、刘挚、吕大防等，忘先帝厚恩，弃君臣之义，乘时伺便，冒利无耻，交通中人张茂则、梁惟简、陈衍之徒，躐取高位，快其忿心，尽变先帝已成之法。分布党与，悉据要权，公私诋诬，无所忌惮。既而自知其罪终不可逭，深惧一日陛下亲政，则必有欺君罔上之刑，乃回顾却虑，阴连内外，包藏祸心，密为倾摇之计。于是疏隔两宫，及随龙内侍十人悉行放罢，以去陛下之腹心；废受遗顾命元臣，置以必死之地，先帝任事之人，无一存者，以翦陛下之羽翼。先帝之所治而得罪者，纵而释之，以立陛下之仇敌；先帝之所恶而弃者，收而用之，以植陛下之怨仇。以王府为要途，以朝廷归私室，上下协比，同恶相济，意在不测。天锡陛下，圣知沉机，渊默不言，九年侧身端拱，无毫厘之差，群奸无以伺其隙，众恶不能成其志，宗庙之灵，社稷之福也，此固不待指数而天下晓然易知也。然奸党交结，其操心危，虑患深，踪迹诡秘，世莫得闻，至于焚弃毁灭，无复考验。前日虽已窜逐摈废，而奸谋逆节盖未白于天下也。臣等幸被诏旨，询究本末，乃于焚弃毁灭之余得其情状，其无君之恶，同司马昭之心，擅事之迹，过赵高指鹿之罪，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弃，盖至今日，其恶遂彰明较著如此。臣等窃睹上项事节，大逆不道，迹状明白，揆之以义，谳之以法，死有余责。所有陈衍罪在不赦，亦乞更赐审问，正以国法。”诏衍特处死（李埴《十朝纲要》：杖杀朱崖流人陈衍），令广西转运副使程节莅其刑，徙士良羁管于白州。

初章惇、蔡卞恐元祐旧臣一旦复起，日夜与邢恕谋所以排陷之计。既再追贬吕公著、司马光，又责吕大防、刘挚、梁焘、范祖禹、刘安世等过岭，意犹未慊，仍用黄履疏高士英状，追贬王珪皆诬以图危上躬。其言寖及宣仁圣烈皇后，上颇亦惑之。最后起同文馆狱，将悉诛元祐旧臣，内结宦者郝随为助，专媒孽垂帘时事，建言欲追废宣仁圣烈皇后，惇、卞自作诏书，请上诣灵殿宣读施行。太后方寝，闻之遽起，不及纳履，号哭谓上曰：“吾日侍崇庆，天日在上，此语曷从出？且上必如此，亦何有于我？”皇太妃同皇太后谏上，语极悲切，上感悟，取惇、卞奏，就烛焚之，禁中相庆。随觇知，亟以语惇、卞，明日再具奏，坚乞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庙乎！”抵其奏于地。

张士良者，前窜雷州，惇、卞逮赴诏狱欲使证宣仁圣烈皇后果有废立意。及士良至，既以旧御药告并列鼎镬刀锯置前，谓之曰：“言有即还旧官，言无则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诬，天地神祗何可欺也！乞就戮。”京、惇无如之何，但以陈衍罪状塞诏。宣仁圣烈皇后追废之议，由是得息。而惇、卞终不肯释元祐旧臣。京、惇进呈挚等事目，上曰：“元祐人果如此乎？”京、惇曰：“诚有是心，然反形未具。”上曰：“挚等已责遐方，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戮大臣，其释勿治。”

十六日，诏蔡京等辨验叚义所献玉玺。

《长编》卷四九六“元符元年三月乙丑”条（页11793—11794）：乙丑（16日），三省言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奉敕讲议定验咸阳民叚义所献玉玺，臣等取责叚义状委。于绍圣三年十二月内，河南乡刘银村修造家舍掘土得之。即不是茔域内收到。曾有光照满室及篆文官称，篆文与秦相李斯篆文合，有鱼龙凤鸟之形，是古之虫篆。考其体法，自汉唐而下金石遗文，笔法精妍无若此者。又玉工言，玉玺制作即非今来工匠可造。臣等取到秘阁所收玉玺谱记录与历代史书参照，皆不相合。今止以历代正史所载为据，略去诸家与传注之缪，考验传授之实。案所献玉玺，其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背螭纽间有小窍用以贯组，又得玉螭首一。其玉白如膏，亦温润。其背亦螭纽五盘，纽间亦有贯组小窍。其面无文，与玺相合。大小方阔无毫发差。殊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为。臣等今考玺之文曰“皇帝寿昌”者，晋玺也。曰“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有“德”者、“昌”者唐玺也。“惟德允昌”者石晋玺。则“既寿永昌”者，秦玺。可知今得玺于咸阳，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乃李斯小篆体，其文则刻而非隐起，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乃虫书鸟迹之法。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而工作篆文之巧者亦莫能仿佛，非汉以后所能作亦明矣。今陛下仰承天休，嗣守祖宗大宝，而神玺自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则天之所畀，乌可忽哉？古之王天下者，其盛莫如周，惟赤刀、宏璧、琬琰、大玉、天球、河图、舞衣、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矢以为重宝。汉晋以来得宝鼎瑞物犹告庙改元，肆眚上寿，况传国之器乎？或曰：“秦所作何足宝哉？”然汉高祖破秦而得之，光武降盆子而受之，至为服用。号曰“传国”，而祠高庙，赐民爵。若东晋渡江，世以无玺为讥，乃或设谲诈，兴师以取之。盖其重如此。恭惟皇帝陛下事天之诚，事地之孝，明察著见而盛德日跻，将以合天地之化，故灵符效祉，神宝出应。其所以昭受命，非竭诚尽礼，不足以称。臣等被奉诏旨，得与讨论黜诸家伪说，而断以正史，考验甚明。所有玉玺，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法物礼仪乞所属施行。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按故事详定以闻。（正月十七日得玉印。五月一日受。崇宁五年四月，《李公麟传》载：公麟以为秦玺，议甚详，要亦不必具载也。）同见《宋史》卷一八《哲宗本纪》（页349），《东都事略》卷九《哲宗本纪》（页70）。

四月八日，梁焘卒于化州。

《宋史》卷一八《哲宗本纪》（页350）：元符元年四月丙戌（8日），梁焘卒于化州。

按：《东都事略》卷九〇《梁焘传》（页768）：绍圣三年，责少府监，分司南京。明年，遂贬雷州别驾，化州安置，卒于贬所。年六十四。记其卒于绍圣四年。而《宋史》卷三四二《梁焘传》（页10890）：绍圣三年，再贬少府监，分司南京。明年，三贬雷州别驾，化州安置。三年卒，年六十四。所记梁焘卒于绍圣三年，似有误。

五月一日，哲宗受传国宝。之前，章惇曾言此玉无可贵，但蔡京等重之。

《宋史》卷一八《哲宗本纪》（页350）：元符元年五月戊申朔（1日），御大庆殿，受天授传国受命宝，行朝会礼。

《宋史全文》卷一三下（页765）：元符元年五月戊申朔，上御大庆殿受传国宝，行朝会礼。初，章惇谓：“秦玺何足贵？不过藏天章瑞物库而已。”既而京等专达，未尝关由三省，惇等不复必一言，闻者哂之。

三日，蔡京治同文馆狱，刘挚、梁焘诸子勒停，永不收叙。

《宋会要》职官六七之一九（页3897）：元符元年五月三日，诏：“刘挚、梁焘诸子勒停，永不收叙。”先是少府监主簿蔡确奏：“叔父硕曩于邢恕处见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书，且述奸臣大逆不道之谋。及甫乃彦博爱子，必知当时奸状。”诏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同权吏部侍郎安惇即同文馆究问。初，及甫与恕书谓：“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寄之以粉昆。朋类错立，欲以眇躬快为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尝语蔡硕，谓司马昭指刘挚，粉昆指韩忠彦，眇躬及甫自谓。后蔡确母又言：“梁焘尝与怀州致仕官李珣言：‘朝廷若荐确，则当除邢恕。’以告恕，诏令恕详具以闻。”其后三省及又言李珣元祐中常对尚洙说梁焘语言。诏李珣限指挥到日画时供具从。初语言诣实仍结罪，委无漏落，实对以闻。既令恕详具以闻，而又是诘珣。至是洙等所言无实。乃诏逐人，偶皆亡，不及考验。故特有是命。

按：《长编》记在元符元年五月四日。

《长编》卷四九八“元符元年五月辛亥”条（页11841）：辛亥（4日），诏：“刘挚、梁焘据文及甫、尚洙等所供语言，偶逐人皆亡，不及考验，明正典刑，挚、焘诸子并勒停，永不收叙，仍各于原指定处居住。”

六月一日，改元为元符。

《宋史》卷一八《哲宗本纪》（页350）：元符元年六月戊寅朔（1日），改元。同见《十朝纲要》卷一四（页308），《东都事略》卷九《哲宗本纪》（页70）。

十七日，蔡京等修《常平免役敕令》毕，蔡京迁朝请大夫。

《长编》卷四九九“元符元年六月甲午”（页11882）：甲午（17日），诏编修《常平免役敕令格式》成书，详定官翰林学士承旨、朝散大夫蔡京迁朝请大夫，其余官吏减年支赐有差。同见《宋史》卷一八《哲宗本纪》（页350）。

按：《宋会要》刑法一之一七（页6470）记在元符二年六月十一日。

十九日，蔡卞因在朝廷任官诸多不顺且与兄蔡京不和，乞罢。

《长编》卷四九九“元符元年六月丙申”条（页11883—11884）：丙申（19日）是日，左丞蔡卞乞罢，径出。曾布奏事，上谕：“卞称病请去，果有病否？”布曰：“卞素羸多病，比以阴湿，故多腹疾。然人亦多如此者，卞善自爱，衣服饮食皆有节适，不尔，无以枝梧。”上曰：“人固当自爱，惇多自肆。”布曰：“然亦多病，向若下血痔疾及病脏腑，辄五七日不能出。”上笑以为然。先是，卞以改元奏告南郊，是日除礼部员外郎刘逵为国子监司业。逵，吕嘉问婿，蹇序辰之私，而与二人者极不同，士论颇称之。三省久议此除，而卞以为不然。会范镗试人司业阙官，遂进拟令逵暂权。上曰：“何不便除，更何权之有！”遂批旨除之。卞翊日造朝，怒色可掬，而知出于上旨，莫敢争。既而数在告，至是，又除谢文瓘为左司，亦卞所不与者。而于十八日又先得上旨，不能夺，以至此除。赵挺之为中书舍人，又欲进郭知章，皆非其所欲。卞又尝欲引叶棣为左右史，惇对上面前斥之云：“棣作二小文字，亦有病败，不可用。道著一句，却有三两句道不著，兼趣操存心，众所不与，不可用。”又欲引邓洵武、吴伯举，亦不谐，而所进用者，又非其所好，故积此不平，因欲请去。

是日，西府奏已赴观音院，又奏般行李、骨肉出府界，皆无宣谕。薄晚乃遣刘友端封还文字，今赴省供职。后二日，卞入，三省、枢密院奏事，皆退立不与，上亦不顾。已而留身曲谢，遂命友端押赴都堂。上谕布曰：“卞请去甚坚，须待再三入文字。”布曰：“无可去之理。”上曰：“无此理，坚欲去，别无事否？”布曰：“卞与同列多不同，旧与章惇密，今亦不同。兼兄弟有嫌，故不自安。”上曰：“卞兄弟不相得。”布曰：“不知，但闻其妻颇不相欢。”上曰：“京亦有妻，是甚人家？”布曰：“徐仲谋少卿家。”上曰：“两人妻不相得。”布曰：“闻其如此。”上曰：“卞言无他，只是羸病故欲去。”布曰：“势安可去？林希去，尚未有人可代，卞何可去。”上曰：“兄弟间是有嫌。”布曰：“然，用京不若用卞。”上曰：“不同，不同。”布曰：“诚如圣谕，卞读书畏义理，诚与京不同。”上又曰：“不同，不同。”布奏事退，卞已赴都堂，遂往都堂见之，视事如故矣。上尝语：“今范仲淹，章惇多诋之。”曾布曰：“仲淹知边事，自宝元西事以来，每以取横山为言，兼立朝劲正，乃仁宗时名臣。”蔡卞亦曰：“仲淹好处多。在章献时，数以直言贬，及仁宗亲政，却乞不深治垂帘时事，此大节尤可称。”布曰：“诚如卞言。”既退，布窃独怪卞知之而不能蹈之也。（《布录》六月末，今附此。）

七月二十四日，范祖禹等再贬。

《十朝纲要》卷一四（页308）：元符元年七月庚午（24日），范祖禹安置化州，刘安世梅州，王严叟、朱光庭及安世诸子并勒停。同见《宋史》卷一八《哲宗本纪》（页350）。

八月十四日，蔡京乞执政官见学士之礼下有司立法。

《宋会要》职官六之五二（页2522）：元符元年八月十四日，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言：“应执政官见学士之礼，乞下有司立法。”时宰相章惇以道服见京，故有是请。

九月五日，秦观被贬。

《宋史全文》卷一三下（页765）：元符元年九月庚戌（5日）横州编管秦观特除名，永不收叙，移送雷州编管。以附会司马光等同恶相济也。

是月，诏王珪诸子勒停。

《宋史全文》卷一三下（页765）：元符元年九月，诏王珪诸子并勒停，永不收叙。 0zv8QL1ELXIUYB5Z9diXKwLmISJh+Bvz34WQ6j344xdYGEXIfsLXsNIUyrAnXz9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