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40岁

正月一日，改元为元祐。

《宋史》卷一七《哲宗本纪》（页320）：元祐元年正月庚寅朔（1日），改元。同见《十朝纲要》卷一一（页273）。

二月六日，用司马光言，复行差役法。

《十朝纲要》卷一二（页273）：元祐元年二月乙丑（6日），用司马光言，复行差役旧法。

十二日，从蔡京之请，起居郎、舍人不分记言动。

《长编》卷三六五“元祐元年二月辛未”条（页8770）：辛未（12日）……诏起居郎、舍人依旧制不分记言动。先是起居郎蔡京言：“旧修起居注官二员，不分左右。故月轮一员修纂。今起居郎、舍人分隶门下、中书两省，所以备左右史官，则左当书动，右当书言。而乃尚仍旧制，每月轮修，盖其职事未之有别，恐未足以称朝廷正名责实之意。欲乞今后起居郎、舍人随左右分记言动。”元丰中已诏可。门下中书两省言：“《礼记》虽有左右史分记言动之文，然历代即无分记言动故事，但云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今观《尚书》不免兼载言动。今若止以制诰为言，则犹可分记，若临时宣谕、处置可否之类，即须有因依始末，欲乞且依旧制。”故有是诏。

《宋会要》职官二之一四（页2378）：元祐元年二月十二日，诏起居郎、舍人依旧制不分记言动。先是元丰间既从蔡京之请。

同日，因蔡京治段继隆和僧惠信言事观望，故出蔡京知真定。

《长编》卷三七一“元祐元年三月乙丑”条（页8984）：贴黄：“元祐元年三月：蔡京知开封不法，见有段继隆并僧惠信公事在大理寺根勘，已见京观望权要，任情曲法。臣僚弹奏，都不施行，乃除真定。（二月十二日）使之帅领一路，乃物论之尤不平者，皆出于（韩）缜也。（元祐元年三月八日）”

按：惠信向开封府诉僧录司吏受赃违法事。而开封府知府蔡京却判惠信妄报，杖臀。惠信复诉。

《长编》卷三六〇“元丰八年十月己丑”条（页8630—8632）：先是，有僧惠信者经开封府诉：“僧录司吏受赃违法，差僧及无戒牒沙弥等赴福宁殿道场，冒受恩泽。”知府蔡京凭僧录司回申，惠信坐妄诉，杖臀二十。已而惠信复诉于祠部，祠部符大理寺依法施行，大理寺累牒开封府取案，开封府不报，具申都省称：“六察举劾本府不当公事，皆须奏禀朝旨上簿，或送寺推勘，今祠部不问本府如何行遣，径送大理寺，非法也。乞根究。”有诏：“祠部分析。”祠部言：“惠信诉僧录司重禄公人及小师取乞金钱，依条受理，送大理寺。即非举劾开封府事。本府乃以六察举劾为言，殊不类。”是月，诏惠信经祠部所陈文状，更不施行。

侍御史刘挚言：“看详重禄吏人因事受赇，于法许告。法之所当告则告，之所当受也。惠信之讼、祠部之行皆是，不违于理矣。大理以惠信曾有诉于开封，故取前案将有所质，而开封前此谓惠信为不干己，以杖一百坐之矣。惠信状内若杂有干己不干己事，则不干己者当坐，而干己者当行。若状词皆不干己，则惠信虽坐，而僧师受赃，于开封为所部犯法，犹当举劾行之。故开封自疑不当，恐因罥罣，所以不肯出前案，及引六察举劾须禀朝旨，谓祠部不当直送大理。为此奏者，盖所以护其失也。及朝廷取到祠部分析状目，以依法受状送所司，未尝及开封府前断之当否，则祠部、开封互状所论明白，而事在大理者殊无相妨，自当推结。今乃因开封妄奏，遂罢祠部、大理所当治之狱，则臣所未喻也。若犹以祠部、开封曲直未明，故两罢之，在祠部、开封则可也，而惠信无辜被刑，何其不幸！吏受赃得免，独何幸耶！吏受赃已告，僧告之或诬，而皆不治，废法也。许之告，许之受，而不行，废法也。有司出入人罪而不问，废法也。法者，天下公共，守在有司，虽人主不得而私之。此指挥若谓出于圣意，缘天下之公法，陛下岂肯自废之？故臣知其必不然。窃虑左右奏事画旨日失于详述是非、开陈灭裂，致有此处分。伏望圣慈更赐详酌指挥，令大理寺将惠信所告事推究虚实，依法施行。若祠部、开封亦有罪状，伏乞一就勘结，以正典宪。”

贴黄称：“准‘国朝诏赦节文或诏令不允，并仰举奏’。今上件公事虽系已有圣旨，缘理有未尽，须至申请。内殿道场所用僧数不少，皆出入宫禁，而僧司并不选择，又吏人因而受赃，辇毂之下敢冒法禁，理无可恕者。”

闰二月二日，蔡确罢相，司马光为相。

《宋史》卷一七《哲宗本纪》（页321）：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2日），蔡确罢。以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同见《宋史》卷二一二《宰辅表三》（页5501），《十朝纲要》卷一二（页274），《东都事略》卷九《哲宗本纪》（页64—65）。

四日，吕公著为相。

《宋史》卷二一二《宰辅表三》（页5501）：元祐元年闰二月壬辰（4日），吕公著自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左丞加门下侍郎。同见《宋史》卷一七《哲宗本纪》（页321），《东都事略》卷九《哲宗本纪》（页64—65）。

四月二日，韩缜罢相。

《宋史》卷二一二《宰辅表三》（页5501—5502）：元祐元年四月己丑（2日），韩缜自右仆射以光禄大夫、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京西北路安抚使。同见《宋史》卷一七《哲宗本纪》（页322），《十朝纲要》卷一二（页276）。

十五日，文彦博为相。

《宋史》卷二一二《宰辅表三》（页5502）：元祐元年四月壬寅（15日），文彦博自河东节度使、守太师、开府仪同三司、潞国公落致仕加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同见《宋史》卷一七《哲宗本纪》（页322）。

十八日，苏辙劾蔡京行差役法扰民及包庇段继隆等事。

《长编》卷三六九“元祐元年闰二月丙午”条（页8908—8909）：丙午（18日），右司谏苏辙又言：“臣近奏言知开封府蔡京施行差役事，故意扰民，以败成法，及曲法庇盖段继隆赃污公事，乞先罢京差遣，及催督大理寺结绝断遣，至今多日，并不蒙施行。京文学政事一无所长，人品至微，士论不与。若不因缘蔡卞与王安石亲戚，无缘兄弟并窃美官。今卞已自迫于公议求退，而京独昂然久据要地。众所不平，臣窃见左正言朱光庭言御史中丞黄履言事不称职，乞罢侍读，履罢免曾不旋踵。窃惟臣与朱光庭并系谏官，论奏群臣得失，皆是本职。而蔡京罪犯明著，甚于黄履，陛下明圣，以至公御下，而谏官之言，皆系其罪，或行或否，众所不喻。皆谓韩缜所除右仆射日，黄履言其过恶不任宰相，而蔡京不曾忤缜，是致行遣有此同异。伏惟朝廷本设谏官以稽察奸恶，为人主耳目之用，今臣等所言之人，韩缜欲行即行，欲止即止，则是谏官之职，乃所以为缜公报私怨，非复陛下耳目之官也。伏乞陛下检臣累奏，早赐降黜韩缜，仍先罢免蔡京差遣，及催大理寺结绝段继隆公事，无使谏官失职，宰相恣横，为吏民所共非笑。”

又言：“访闻近日诸路监司、州、郡，多以二月六日所降差役指挥有不便事节，未敢便行，各具利害奏闻，显见事理明白，人情不远，苟无挟邪坏法之意，谁不论列！独蔡京以侍从之臣，居首善之地，更无一言，只于数日之内，催迫了当。用意不臧，深可忿疾。况京治段继隆事不公外，又曲庇僧录司公事，窃闻台谏官并已曾劾奏，似此专务私徇，岂可复任京尹？”

同日，蔡卞为龙图阁待制、知宣州。

《长编》卷三六九“元祐元年闰二月丙午”条（页8904）：丙午，试礼部侍郎蔡卞为龙图阁待制、知宣州。

二十二日，因孙升、吕陶、苏辙、梁焘等劾，蔡京出知成德军。

《长编》卷三六九“元祐元年闰二月庚戌”条（页8911—8915）：庚戌（22日），龙图阁待制蔡京知成德军。先是监察御史孙升言：“近因段继隆卖官事，论列开封府蔡京，恃与宰相同宗，不奉朝廷法令，任情肆己，放纵奸强。若不明行典宪，何以风动四方？伏望特出睿断，早赐罢黜，以警中外。蒙朝旨送大理寺依法施行。今大理寺推治继隆卖官事状已明，开封府人吏已行对定讫。缘昨曾该疏决德音朝旨，若令依法，即是蔡京更无罢黜之理。伏缘蔡京素无行能，致身侍从，当陛下御统之初，不思竭忠奉公，少图补报，而弃法自用，怙势挟私，肆为奸欺，曾不顾畏，将何以尹正京邑，表率郡县？又近降朝旨，送大理寺依法施行，无取勘闻奏指挥，即是大臣意欲引疏决放免。伏乞特赐检会前奏，将蔡京早赐罢黜。”

升又言：“臣愚不肖，误蒙陛下拔擢，备数御史，为陛下耳目之官，任朝廷察刑之责。职当执法，要在绳奸，言而未效，既不自劾引去，岂可徇默苟容而已也！臣谨案，蔡京明知段继隆内外亲族出入三省，继隆冒法卖官，而京亲书涂抹，任情放纵。不奉朝廷法令，而与夺一出于己，此其一也。又如僧惠信所诉，僧录司受金钱，违法差僧入内道场事。且僧录司在京号为脂膏之地，交接贵近，货赂公行，蔡京为府尹，以发奸摘伏为职，知所部犯法，自当举劾。又况其间有讦告之事，京更不审行推治，直以不干己事，断惠信臋仗二十，以杜人言。其后，臣僚屡奏，送大理寺推治，僧录司赃状已明。京若非阴受请托，何故如此？此其二也。京又尝违法差开封府判官王得臣、当直散从官替名人李福于河阴县追欠百姓私债张岷及阿苏等至开封，纵李福乞取张岷得金钱。及本台牒取公案，始将李福奏断，此其三也。三事乃臣所闻，本台所按察者，用此推之，则臣所不闻违法徇情之事不少矣。臣伏以先王为政之道，治外必由于内，正远必自乎近，今开封府咫尺朝廷，乃敢作奸犯科如此，陛下不正典刑，何以使天下州县奉法循理、推行诏令乎？蔡京挟宰相之势，擅京尹之权，人莫不望风畏之，而臣区区累冒圣听者，盖恃朝廷开大公至正之路，臣窃不自量，欲慕古人，明目张胆，行御史触邪之职。不然，臣之孤微，何敢出此？伏望察臣前后奏论，早降指挥，以警中外。”

升又言：“三路帅臣，实总军政，尤非京所当任，乞加黜责，以为天下州郡弃法徇私之戒。”

殿中侍御史吕陶言：“都城之广，万众所聚，奸伪百出，刑讼实繁，推劾听断，尤宜详审。朝廷钦恤之意，防禁最密，每开封府大辟狱具，本处既已录问，则申刑部请覆其实，刑部乃关吏部差官同虑，谓之审问。囚无翻异，则论决如律，事有可疑，则移治他司。盖所以察冤滥而重人命也，安可徇一己之私见，而欲他人之必死乎？

臣伏见开封府勘小阿贾杀人公事，吏部差刘斐审问，斐看详案巻，称是情节可疑，遂疏述不圆七事，申刑部乞行会问。续据本府回报，三事并是误供，又据刘斐续条陈案节不圆一十二项，刑部既见刘斐所申如此，亦虑小阿贾之情或涉冤枉，遂付大理再推，庶得其实。即于格法，未见违戾。而知府蔡京辄有论奏，谓阿贾大情已正，便当处死，刘斐不合疏驳，刑部不当移推，皆宜论罪。其徇情好胜，逞威犯分，不顾义理，一至于此。且人命至重，死不复生，小节既是未圆，大情容有不实，若便将阿贾处死，则是大辟罪人，不须再行审问，三木之下，枉杀必多。况朝廷立法，极从仁爱，天下死罪稍涉疑虑可悯，并须奏听敕裁，多蒙宽贷，岂有不容问难，便欲行刑？

又缘录问条制，令移司勘逐者，指定不圆事节，回牒本处。今刘斐既疏述一十九事，皆是不圆，刑部须至重勘。若阿贾不行凶，则京显有残忍锻炼失入之罪。或阿贾委是正贼，则京犹有卤莽判押不职之愆。生杀之端，斐皆无过。若万一朝廷听其妄奏，加罪于斐，则向去审问之官，率皆畏避，不敢伸陈，被刑之人，多负抑屈，无所赴愬。况尚书刑部主天下狱讼，兼纠察在京刑狱之职，可以统辖开封，按劾其罪。今既举职，反为开封所劾，则上下之分颠倒错乱，非所以尊朝廷、风四方之意。

又缘京知府已来，殊无治迹，听狱断罪，失谬极多。于段继隆之事，则亲书涂抹，放纵冒法卖官之人；于僧惠信之事，则遂非妄奏，曲庇重禄受财之吏。方当至公之朝，宜检举京前后过恶，重行黜降。今既未正其罪，又差知真定府，兼安抚使，考之公论，殊未为允。伏请寝罢新命，候大理结正小阿贾等公事三件了日，别取朝廷指挥。况真定经刘瑾苛政之后，疲民殊未宁居，宜择厚重知治体者，以惠养绥怀之。如京轻易徇情，岂可帅领一道！深虑因而生事。京荒唐浮薄，士论所鄙，缘其弟卞为王安石婿，牵挽忝冒，得至从官。既与王安石为婚姻之家，又与蔡确有宗族之契，凭恃势力，习惯恣横，岂可更领边帅之任？伏乞追改施行。”

右司谏苏辙言：“臣近奏论蔡京施行差役事，督迫诸县于数日内了当，不依朝旨申请妨碍事件，挟邪坏法，用意切害，及治段继隆、僧录司等公事，私徇不公，乞罢京知开封府。访闻台谏并亦有劾奏，京因此奏乞外任，而宰相曲加庇盖，臣等所言，皆不施行，独行京陈乞文字，除京知真定府。窃缘真定天下重镇，旧来多择久历边任、晓练军政之人，然后除授。今京资任至浅，才力无闻，见有徇私公事，未经结绝，台谏交章，至今未已。而宰相特加奖助，授以名藩，意以凌压言事之官，使之不敢复言。臣窃见前者台官论朱服不孝事迹，服因以乞外官，宰相除服直龙图阁、知润州，又论王说党附吴居厚，说亦因此乞外官同，宰相除说知密州。龙图阁，要职也；润、密，名郡也。服、说皆因人言，反获美命。盖宰相上欺朝廷，下困台谏，习用此术，久已成例，不可不察。臣等若言京不当，自当显被黜责，若所言稍当，则宰相岂得公然恣横，略无顾惮？伏乞圣明稍加详察，追罢京新命，使以本官职听候大理寺断遣，以弭中外疑惑。”台谏所言，讫不行。（六月十二日，京坐段继隆事，特罚铜二十斤。朱服，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罢右史，直龙图阁、知润州。王说，元年闰二月四日罢仓部，知密州。）

按：《长编》卷四六五“元祐六年闰八月甲子”条（页11102）记在二月二十二日。

《长编》卷四六五“元祐六年闰八月甲子”条（页11102）：此用刘挚《日记》、王严叟《系年录》增修。梁焘行状云：“为御史中丞，又论蔡京轻险贪纵，在郓州污贪籍，无复廉耻，不当知成都府。未报。再论京才奸行污，今任之远镇，何以表厉风俗！京在蔡确党中，最号凶健阴险，利诱群小，助为虚声，心怀奸罔，勇为非义，无所顾藉，至则必邀材能之名，以盖前辈，妄作聪明，必不肯循理安静，远方之民必不被朝廷惠泽。”

按：蔡京以元祐元年二月二十二日，自开封府改成德。

元祐宰相吕公著曾请邀请蔡京到府，说蔡京以后可为相，以自己的儿子相托于蔡京。

《铁围山丛谈》卷三：吕公著元祐任相时，蔡京以待制从外镇罢，诏过阙。吕公著邀蔡京到东府。把儿子叫出来，对蔡京说：“蔡君，公著阅人多矣，无如蔡君者。”以手抚其座言：“君他日必居此座，愿以子孙托也。”

同日，曾布为龙图阁学士，知太原。

《长编》卷三六九“元祐元年闰二月庚戌”条（页8911）：庚戌，户部尚书曾布为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刘挚言之也。（挚言在十六日甲辰，元丰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布除户部。）

二十三日，章惇被贬知汝州。

《宋史》卷二一二《宰辅表三》（页5501）：元祐元年闰二月辛亥（23日），正议大夫、知枢密院事章惇为刘挚、王严叟、朱光庭等所论，又于帘前争论喧悖，罢守本官知汝州。同见《宋史》卷一七《哲宗本纪》（页321），《东都事略》卷九《哲宗本纪》（页65）。

四月六日，王安石卒。

《十朝纲要》卷一二（页276）：元祐元年四月癸巳（6日），王安石卒。同见《宋史》卷一七《哲宗本纪》（页322）。

六月九日，因蔡京未根治段继隆事，被罚铜二十斤。

《长编》卷三七九“元祐元年六月乙未”条（页9212—9213）：乙未（9日），知济州朝请郎段继隆特勒停，权知开封府蔡京特罚铜二十斤。继隆坐妄冒奏荐恩泽。而京失根治也。

按：《长编》卷三六九“元祐元年闰二月丙午”条（页8915）：六月十二日，京坐段继隆事，特罚铜二十斤。

九月一日，司马光去世。

《宋史》卷一七《哲宗本纪》（页323）：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1日），司马光薨。同见《十朝纲要》卷一二（页278），《东都事略》卷九《哲宗本纪》（页65）。

十二日，苏轼为翰林学士、知制诰。

《宋史》卷一七《哲宗本纪》（页323）：元祐元年九月丁卯（12日），试中书舍人苏轼为翰林学士、知制诰。 ntj21i8bReZwKws8h9GyqF7HLmFnyS78mdBQAu33XdvLxVXONfaOqEWB8hqdmicD